浅析博丹的政体理论

让·博丹提出的主权理论影响深远。他将这一思想运用到政体理论中,形成了其独特的政体思想。以主权归谁所有为依据,他将政体分为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三种形式;因主权的特征反对混合政体;同时,他首次提出了按照权力行使方式的不同来划分政府形式。虽然他主张专制统治,并被后人认为是专制主义的代表,但是他并不鼓吹暴政,而且从其政体思想中可以看到许多有意义的观点。     

混合政体论与汉密尔顿学说之联系

混合政体论是古希腊罗马时期创立的一种古老的政治思想.它认为君主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都有各自的缺陷,三者的混合才堪称优良政体.汉密尔顿等在设计美国的政治制度时,虽然宣称它是共和政体,即代表民主制政体,但汉密尔顿等显然深受古希腊罗马混合政体论的影响,因而其所设计的美国政治制度带有浓厚的混合政体成份.揭示汉密尔顿思想的这一特点,不仅可弥补以往对汉氏思想研究之不足,而且有助于进一步认清美国政治制度的真正面目.     

论波里比阿的政体思想

从动态角度,波里比阿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是相循环的,而且是一种恶性循环。只有建立混合政体才能使政治稳定,这种混合政体由执政官、元老院、平民大会和保民官所组成,具有分权和相互制衡的作用,能够避免专制和独裁。这种思想对近代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离学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古希腊政体思想的发展

柏拉图把政体分为五种，他认为最好的是贤人政体；亚里士多德把政体分为正宗的和变态的，他认为最现实和适中的是共和政体；波里比阿认为各种政体是循环的，他主张实行具备各种正宗政体优点的混合政体。     

西方探索权力制约的思想轨迹

正一、西方探索权力制约的渊源: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权力制约思想西方权力制约思想可以追溯至古希腊的柏拉图。他在《法律篇》中曾构想过一种吸取君主制和民主制优点的"混合政体",认为,国家的目的是要在国内关系和对外关系两方面都求得和谐。为此,就应使国家中的各种力量相互结合,从而保持一种均势状态。把君主政体和民主政体的优点结合在一起的混合政体便是优良的理想政体。柏拉图的这一权力制约思想对他的学生亚里士     

英国政治体制简介

一、君主立宪制的政体所谓君主立宪制,就是以世袭的君主作为国家元首,但君主的权力被宪法限止在一定的范围内,君主立宪制又可分为议会君主制和二元制两种.议会君主制是君主不直接支配国家政权,而由内阁掌握行政权,并对议会负责;二元制是君     

马基雅维利与古典共和主义

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具有复杂的形态,《君主论》与《李维史论》之间的矛盾存在多种看法。马基雅维利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古典共和主义的议题做出了独特回应:在自由、共和政体与公共利益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通过引入斗争的方式发展了混合政体理论;阐述了公民美德的重要性以及培养公民美德的各种方式和途径。从西方近代早期政治话语的竞争这一背景出发,可以获得对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更为合理的解释。     

政体选择的国情依托:康有为共和政体论解读

民国初期,康有为意识到共和政体已成定局,因此,他将共和制与君主制混合而提出并倡导虚君共和制:这一方面延续了其一贯的政体选择立场,另一方面顺应了政治大势,不至于被时代抛弃。这种政体选择,促使康有为申述共和政体与君主政制的互容性,更催促他将共和制放置在国情的框架中来认知和建构。仿英而非袭美,成为他的论说主旨之一。这体现出康有为虚君共和制政体论的苦心孤诣:致力于打通传统政制与现代政体的阻隔,让中国走上一条波澜不惊的政治转型道路。但由于康有为儒家色彩的政治理想主义与现实的区隔太大,儒家旨在矫正政治现实的论说品格鲜明,但却缺乏引导政治现实的能量,因而其政体论无法对当时的政体变迁发生影响。更为根本的问题在于,国情并不是政体选择的唯一根据;当下的政治博弈,才是政体抉择的强大动力。     

论晚清政体近代转型的基本特点

晚清政体近代转型虽然内涵十分复杂 ,但具有其自身特点 ,具体表现为政体局部改良与整体变革互动 ,新旧体制混存与融合递进 ,主体被动与主动并存 ,转型非根本性与根本性结合。这些基本特点表明晚清政体近代转型客观上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发展的内在要求 ,具有历史进步性 ;同时囿于时代性和阶级性 ,它又带有一定的反动性。     

西方古代政体学说的终结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西方古代政体学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留,但其内涵和诸要素却一再变异和重组,直至19世纪在某种意义上宣告终结。从马基雅维利开始,以统治者的人数作为依据的政体分类越来越只具有形式意义,政治体善恶优劣的标准被置于他处:在博丹和霍布斯那里,是它能否更好地维护主权;在马基雅维利、孟德斯鸠、卢梭和康德那里,则是它的统治方式是否合乎法治与分权制衡等规范。古代政体学说所坚持的德性原则逐渐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自由原则。古代政体学说中的贵族政体、混合政体等要素逐渐融入现代民主政治的主要形态即代表制民主和立宪民主当中,代表制民主和立宪民主成为西方现代唯一正当的政治形态。     

韩国威权政体转型的动因分析

韩国的威权政体是对李朝专制主义的发展和扬弃,在威权政府的主导下,韩国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然而,经济的发展促发了社会结构的分化,奠定了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教育水平的提高孕育了民主政治文化,奠定了民主政治的文化和心理基础;威权政体本身内在价值缺失;其合法性日渐衰退;国际环境的变化也使威权政体丧失了外部支持。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韩国的威权政体开始向民主政治转型。     

论帝制时期中国政治正当性的基本层次

中国传统政治正当性大体存在着君主制政治体系正当性、王朝正当合性、君权正当性这样三个基本层次。支撑着君主制正当性的信仰基础,是一种基于某种宇宙秩序观的“永恒君主制”观念;而王朝正当性的基础则在于,应是男性中国人以正当手段取得政权而非女主、夷狄、篡臣在位,同时应有足可称道的统治功业如版图统一、时间持久、以德服人等。在这一前提下,君主个人权力正当性则主要取决于:君主有德、有表明超凡魅力的个人丰功伟业、有天命的符验,还要有符合礼法的即位程序。这三种正当性既相互影响又各有侧重,是观察中国传统政治正当性的基本切入点。     

论罗马共和国早期的平民与贵族斗争的影响

罗马共和国早期平民与贵族的斗争是古罗马史研究中一个主要的问题。平民反对贵族斗争主要围绕着担任高级官吏职位的权利、免除债务、分配土地、法律的制定等目标而展开。在斗争过程中，平民屡次采取“撤离”的手段来迫使贵族做出让步，最后取得和解；平民是在合法的斗争基础上进行的，内部没有发生武装斗争；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目标比较明确；平民反对贵族斗争时间之长，在任何国家是不多见的。这些构成了罗马共和国早期平民反对贵族斗争的特点。平民反对贵族斗争的结果是平民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并且促进了罗马国家制度的完善。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平民反对贵族斗争是罗马历史上的大事，它对罗马历史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法治政体与专制政体的研判:萧公权的政体分类学

萧公权的政治理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法治政体问题。对这一问题,他主要展开了三个方面的讨论:根据法治的标准对政体进行分类,归纳出法治与专制两种不同且对立的政体类型;认为法治政体包含贵族政体和民主立宪政体,重点从历史与理论两个方面论证民主立宪政体所具有的法治政体的性质;专制政体则以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政体为标本。以这些讨论为基础,肃公权思考了中国的政治病及其救治的方法。     

试论官僚政治体制下的贵族制遗存

官僚制与贵族制是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官僚制的建立是对贵族制的否定,但官僚制的建立并不意味着贵族制的灭亡.由于贵族制得以滋生的经济土壤仍有深厚基础,它在一定条件下有助于加强皇权统治,加上官僚贵族化和贵族官僚化的趋势等,决定了贵族制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依然会有存在的空间,并与官僚制结合在一起,成为维护皇权统治的重要工具.战国以后的贵族制有不同表现形式,它的存在与分封制联系在一起,不同时期的分封制会使贵族制显示出不同的阶段性特点.     

关于毛泽东的政体思想研究

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为核心的国家政体理论,对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设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科学地回答了已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应采取何种政体形式来实现本阶级的统治,并与本国的国情相适应.从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由小共和国到“扩展共和国”——美国联邦党人对孟德斯鸠共和政体理论的发展

关于共和政体,孟德斯鸠和美国联邦党人,处于理论创新的不同节点,前者多于猜想,后者在参照这种猜想以及其他先辈政治学说的基础上,联系他们所处社会的特点,做出了一种成功的尝试,并且为它做了全面的辩护和诠释,重新界定了"共和政体"。联邦党人所定义的共和政体,突破了孟德斯鸠对共和政体——"人民"与贵族分享权力的混合政体的界定,生动形象地表现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这种"新型共和政体"是完全建立在"人民主权"基础上的代议制政体,与该政体相适应的社会基础、价值取向和适应范围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而这种变化的过程,亦是民主的过程,可以称作由小共和国到"扩展共和国"。     

关于书的信仰——读拉斯金《芝麻与百合》

早在六十多年前,周作人就感叹世人‘大都以为平民的最好,贵族的是全坏的’。的确,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中国的贵族传统几乎已经根绝,更难有所谓的贵族文学了。这里说的‘贵族’,并不是对世俗世界中某些人的财产、地位的描述,而是特指一种精神气质,一     

我国传统文化视域中的现代政体哲学思想探微

现代政体制度,无疑是近代人类文明进程的产物,也是西方传统文化精华的结晶。时至今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均已构建起较为完善的政体,而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当下却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上彷徨、徘徊。究其原因,在于对西方政体思想及道路模式的过度尊崇而对我国本土文化中现代政体基因的漠视。在我国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当中,偶尔也能寻觅到与现代政体相关的身影,虽然称谓不同,但二者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组织变迁与近代西欧国家学说的转变

从组织背景看,西方近代国家学说从家庭模式转向了政府模式,转变的组织根源是封建的等级组织结构向绝对主义君主制的统一权力机构的转换。这种转换得以实现,离不开经济活动中契约活动的存在以及学术传统中的政体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