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典作家看社会学方法论对政治学发展的影响

虽然政治学和社会学都有着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相互区别的方法体系,但很多社会学者尤以马克斯.韦伯及罗伯特.米歇尔斯为代表突破所谓的学科划分,形成交叉研究,其理论和方法对现代政治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韦伯的"因果多元论"、"价值中立"、"理想类型"等方法论原则对现代政治科学研究方法产生重要影响,直接促成了政治系统分析的产生。米歇尔斯则在对"寡头统治铁律"进行论证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开拓了政治研究的方法,自发运用了政治心理分析和政治团体分析方法。这些学者的不懈努力最终促成了政治社会学的诞生。     

论中国古代刑法中的罪刑法定思想

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是否存在罪刑法定原则有肯定说与否定说之争。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在于保障人权,适用准则是禁止类推,它与“人治”根本相分离。现代罪刑法定原则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罪刑法定具有本质上的异质性,我国古代的罪刑法定只是一种思想,并没有上升为一项基本的法律原则。而且,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奉行专制体制和人治统治,罪刑法定原则欠缺生长的现实土壤,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的罪刑法定思想不可能发展成为罪刑法定原则,也不可能成为保护犯罪人的大宪章。     

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党执政合法性探析

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不仅是指合法律性,更重要的是指价值上的正当性。就其本质而言,它是“社会成员对政权体系所给予的积极支持和社会认可”犤1犦。任何执政党的合法性都不可能固定不变,随着执政环境的变动,其合法性往往呈现出动态运行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唯一的执     

论法治之法律至上

近代法治是法律的统治，法律具有制约政府权力和保障人民权利的权威，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居于至上的统治地位。法律的民主性、科学性、权力制约性、价值崇高性和强制性等特性，它应当得到普遍的尊重与服从，具有至上的权威。法治的实质是使国家权力法律化，政府只能有宪法规定的权力，政府行使权力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坚持法律至上的原则。人治的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权威高于法律权威，不存在法律至上。法律至上是法治区别于人治的重要标志。     

利益的类别及相互关系

利益是法的核心问题，利益决定着法的产生、本质和发展。根据主体不同，利益分为：个人利益、群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没有也不应该有什么特殊的利益，更不应当存在任何与社会公共利益相背的所谓国家利益，否则就不是国家利益，只能是那些打着国家旗号的个人的、利益集团的，或阶级的利益。区别具体的利益价值与抽象的利益价值十分重要。一般来讲，低位阶的利益服从高位阶的利益。在法律实践中，常有以维护高位阶利益为名侵犯或忽视低位阶利益的情况。区分一般利益与具体利益，有利于防止那些打着“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旗号，而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列宁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辨析

列宁作为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理论家,重视研究马克思主义来源之一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列宁肯定了它的理论价值,认为它作为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反映,饱含革命元素,它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从经济学、政治学、哲学、方法论等不同维度,为马克思理论的诞生提供了理论启示。列宁分析了它的理论限度,认为它在地租观、国民收入说、社会总产品的分配和流通理论、资本积累等问题上,存在理论矛盾,认为它的理论属性在现实表现上具有阶级狭隘性,在理论本质上是唯心史观。     

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体系框架探究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要从三个方面阐释了社会科学的内涵属性:(1)社会科学内在因果联系的客观性;(2)价值中立的科学研究方法;(3)理想类型为其方法论工具。在社会科学中,现象和结论之间的逻辑因果联系,为哲学抽象研究提供了可能;价值中立的方法论原则,为哲学研究确定了方向;理想类型则赋予了哲学研究的意义。但在实际研究中,我们还需要通过分析客观模型与理想模型的差距,避免谬误的产生。     

论政府类型从“统治”到“管理”的转变

在社会治理的历史脉络中,＂统治型政府＂和＂管理型政府＂分别是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典型化政府样态。＂统治型政府＂本质上就是＂王朝＂,在＂王朝治理模式＂下,阶级统治职能是统治型政府藉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基本途径。进入近代,欧洲国家在率先走向工业社会的历程中,通过一场＂法的精神＂的启蒙运动扫除了工业化道路上的障碍,又通过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向国家提出了自由与平等的要求,进而完成了从统治型政府向管理型政府的转型。管理型政府在行使社会治权的时候运用了＂保护型职能＂和＂干预型职能＂,并且在对＂保护型＂和＂干预型＂职能模式的使用和完善中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国体、政体、政党与社会主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来,人们都在反复思考导致社会主义发生严重曲折的原因。重视国体、政体、政党与社会主义关系的研究,有助于对社会主义发生严重曲折原因认识的深化,对我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 国体即“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76页)指的是国家权力的阶级属性,其实质是哪个(些)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对哪个(些)阶级进行政治统治或专政。任何国家都实行一定阶级的政治统治,不同阶级的政治统治形成不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刑事司法意义——从一起强迫介绍妇女“做小姐”并收取中介服务费的案例谈起

在刑事审判阶段,作为刑事司法主导力量的法官应当在刑事审判中坚持价值中立、地位中立。在定罪方法上应当公正,即必须有利于限制刑罚权并且不得超法规加重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这也是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司法中所坚持的价值中立取向的必然结论。在认识论上应当坚持相对主义。法官有权以刑法规范为据而改变控诉罪名。     

异化劳动理论及其向剩余价值理论转变的必然性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早期著作中一篇重要著作,是创立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开端。而异化劳动理论是《手稿》的核心理论,是当时马克思全部思想的基础,是马克思批判地继承和改造以往概念的成果。从异化概念出发,马克思在介绍异化的基础上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然而,异化劳动理论只是马克思阶段性的理论成果,其本身存在着一系列的不足,异化劳动理论必然向剩余价值理论转化。     

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价值观逻辑研究

以鲜明的问题逻辑认识党内政治文化,价值观是关键的论说对象。价值观作为党内政治文化的核心内涵,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是政党政治的灵魂。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实质就在于弘扬共产党人价值观,增强党员个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仰认同和对党的政治认同感,使个体积极践行党的宗旨,以此涵养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要以其自身的圈层结构理路形成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体系结构。     

“两山”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两山”理论一方面,它破解了经济和生态互斥的局面,为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平衡点;另一方面,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所探寻的人与自然关系是一种共生共存的关系。目前,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公共卫生事件等接踵而来,“两山”理论蕴含的方法论,有助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构建,有助于人类进一步理解“两山”理论的当代价值。     

建设服务型政府需要的“六个转变”

服务型政府需要通过重塑政府与公民的关系、调整政府职能结构、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再造政府绩效评价机制、构建行政问责制度、确立行政理念等基本路径,实现6个根本性的转变：从“政府本位”“权力本位”到“公民本位”“权利本位”;从“社会管理为主”到“公共服务为主”;从“基于强制”到“基于同意”;从“内部评估”到“公众满意”;从“问责运动化”到“问责法治化”;从“为民做主”到“为民服务”。     

公共选择理论与政府改革的“选择”

公共选择理论就是探讨政府选择的一种理论,是经济学方法在政治学领域的应用,主要研究公共决策的过程和结构。其实质就是政府通过具体的决策对各种各样的公共有效物品的供给问题和公共无效物品的克服问题做出决策。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在政治产品、政治市场和政治民主三个方面的分析,政府改革应向三个方向发展:政治产品的效率——精政府、社会化;政治市场的秩序——立宪制、树规范;政治民主的价值——民主化、平民化。     

国家如何塑造乡村精英?——关于乡村精英变迁中的国家角色述评

围绕"村民自治制度实行以来,国家如何塑造乡村精英"这一核心问题,本文对相关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了梳理。本文将国家对乡村精英的塑造区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作为"整体的国家"以宏观政策方式塑造乡村精英。其中,意识形态话语的变迁使乡村精英由"政治型精英"转变为"经济型精英",基层制度设计的变迁使乡村精英由"单一政治型精英"转变为"多元化精英",资源性政策的变迁则使得"新代理人"登上村庄政治舞台。二是基层政府作为与乡村精英直接互动的行动者塑造乡村精英。其中,压力型科层制使基层政府根据中心工作的性质来塑造乡村精英,使乡村精英经历了税费时期的"灰黑化"、税费改革后前几年的"老好人化",以及资源下放时期的"新代理人化";乡村关系则使得基层政府根据与乡村社会的博弈来塑造乡村精英:强乡弱村的乡村关系使乡村精英由"兼业化"走向"职业化",强村弱乡的乡村关系使得乡村精英主要由"有声望的村民"来担任。     

政府形式回应是无奈之举还是必要手段:一个整合性归因模型

十九大报告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求各地政府积极转变政府职能,通过更加平衡、更为充分的发展来不断满足人民在新时代的新需求,提升政府的回应性。但现实中存在大量推诿性回应、模糊性回应等"政府形式回应"行为。研究发现,公众的不合理期望与政府权力和能力有限的矛盾催生出超越政府职责范围与能力边界的诉求,构成政府形式回应的触发因素;制度环境、抗争性利益表达以及官僚理性知识与个人感性知识冲突是政府形式回应发生的重要外部推力;与此同时,基层公务员胜任力不足和公众身份特征则发挥着调节变量的作用。     

“互联网+政务服务”的绩效评估与问责体系构建

“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深入推进,需要评估和问责体系为其提供制度支持。“互联网+政务服务”评估的价值标准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内容构成兼具组织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评估指标选择应从政治支持、信息透明度、可量化程度、评估目的、评估的开放性以及制度化水平等六个方面综合考量。“互联网+政务服务”的问责机制包括公民参与的社会问责,基于政务运行管理的行政问责,面向项目评估的绩效问责等三个方面。“互联网+政务服务”的评估与问责密切联系、互为条件,从确立以公众满意度为中心的评估问责导向、加强评估与问责的主体和内容的整合、完善评估问责的制度化建设等三个方面着力,推动两者之间的制度协同,形成相互促进的互动态势。     

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工运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与党的先进性的相互关系出发,深刻揭示了中国工人阶级作为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社会先进文化、实现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等方面的实践主体,所具有的主力军作用,为全面认识工人阶级的先进性质及其历史地位和作用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原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工运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为新世纪我国工运理论建设和工会工作发展指明了方向.     

当下中国能动司法的知识反思

当下中国的能动司法要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并同时避免不利的实践与后果,就必须要恪守能动司法的限度;也即要处理好“能动”地司法与“依法”司法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之上型构起能动司法的边界。因而,这不仅意味着,当下中国司法场域里的能动司法,必须要认真对待法治的基本原则,甚至是“法条主义”;而且也意味着当下中国的司法改革,必须要摆脱长期以来西方二元对立的司法知识观对中国司法裁判与司法发展的宰制,以一种新的、当然也是适合于中国社会的司法知识观来引领中国的司法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