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清“告不干己事法”及其对生员助讼的影响

起源于宋朝而延续于明、清的"告不干己事法",其禁制对象为横行闾里的罢免官吏、官吏子弟、生员、地棍等"健讼"者的助讼活动;"健讼"者的主体部分,是正在形成中的讼师群体。宋、明两朝的"告不干己事法",作为基本的或替代的讼师禁制法,间接地起着禁制讼师或讼棍活动的作用。至清代,才出现了直接针对讼师或讼棍活动的专门条例,直接方式与间接方式相互配合,共同影响着诉讼的形态。"告不干己事法"特别禁制了在学"生员"的助讼活动,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他们过渡到专业或职业讼师的通道,扼制了法律服务业发育与成长的机会和可能。     

法律社会学视野下的清代官代书研究

清代为防范讼师在司法诉讼中包揽词讼、播弄乡愚，在查拿违禁讼师的同时，创设了官代书制度。官代书的设立是州县司法制度的-项改革，把写状人的身份由民间转移到官方，对清代地方司法秩序的稳定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在几百年的实践过程中，设立官代书的原初意义逐渐发生了变化，最终与讼师无别而被取缔。     

清代讼师的官方规制

在清代息讼传统下,许多官员认为,讼师的活动导致词讼大增,由此而来的大量积案令衙门承受了巨大压力,讼师的非法行为还会破坏族众与邻里间的关系,侵夺当事人的财产。因此,讼师受到各级衙门的严厉规制。清代的词讼数量大增客观上虽与讼师参与诉讼活动有关,但根本原因在于好讼地区经济生活复杂化与人口压力的增加。另外,大部分当事人未受过基本文化教育、不谙律例,而衙门又未能向他们提供必要的法律服务,也客观上增加了社会对讼师的需求。官方对讼师的规制促使讼师参与诉讼的行为向非法化转变,但在司法实践中,对讼师的官方规制并未完全收到实效。     

清帝国司法的时间、空间和参与者

三十多年来,随着中国大陆清代档案日渐开放,清帝国州县司法研究深受学界瞩目,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不过,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已有研究在空间、时间和参与者等三大关键要素方面存在缺失。在空间上,多局限于汉族地区,特别是内地十八省,而忽略了边疆地区。在时间上,往往做静态化处理,忽略了清代两百余年间的司法变化。在参与者方面,忽略了除讼师以外的大部分参与者。     

清代州县衙门研究综述

州县衙门为清代地方最低一级的行政组织，但州县直接担负着所辖地区的赋税征收、词讼受理和治安维系等一系列职能，因此其地位十分重要。清代名幕汪辉祖谓：“亲民之治，实惟州县。州县而上，皆以整饬州县之治为治而已。”州县衙门的内部组织及实际运行实为明清帝国的一个缩影。自20世纪初以来，研究清代州县衙门的著述已有不少，本文试作一简要概述。     

清代中国法律知识的传播与影响——以汪辉祖《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为例

清代州县衙门的组织架构与制度安排,以及牧令缺乏行政技能和法律知识的状况,导致了官箴书和幕友的大量出现。清代著名幕友和循吏汪辉祖撰写的《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被幕友和牧令视为官箴书中的典范。这两本书在清代中国流传广泛,影响巨大,其主要传播方式包括口传、抄本和刊印;而他人的引述、摘录与汇编,也对书籍的传播和阅读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推荐、赠予和购买情况来看,这两本书在当时应该得到了很好的传播、阅读与接受。严格说来,清代官箴书是特殊意义上的总结和阐述州县实务知识的书籍,具有经验性与实践性的特征。官箴书的广泛传播与阅读,也导致了州县牧令在处理行政事务和司法问题上形成了相对的一致性。     

讼师秘本的世界

在前近代中国的地方官与幕友们所留下的文字记载中,讼师往往被描绘成是一群地痞流氓:他们教唆词讼,颠倒黑白,罔顾法律与道理,一心只以诉讼委托者和自己胜诉、获得利益为目标,甚至还可能背叛诉讼委托者。这种讼师形象的模式化刻画,也同样存在于当今的法制史研究者笔下。但对数十种讼师秘本的深入研究却发现,此类书籍中被连续不断地记录下的对于承办诉讼者与作成诉讼文书者的教诲、告诫与伦理,例如重视情、理、法,不要帮助诬告,切勿贪图一时之利而失德积恶等,甚至与官箴书有着相通之处,其所展示的是另一个不同的讼师形象。尽管这并不意味着讼师中的大多数是正人君子,但表明先前刻画的讼师形象失之片面。此外,本文还指出,与实际存在的法律相比,讼师秘本中所记载的法律十分贫乏,此类书籍始终是以传授诉讼文书的写作技巧为重点,而并不旨在教授法律;在讼师秘本中登场的讼师,无论是作为实际存在的讼师,还是作为虚构的讼师,都以有血有肉的不同形式表现了讼师秘本之教诲的某些内容。     

仵作的迷惑与衙门的迷失——晚清杨乃武案成冤的一个侧面

余杭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为晚清四大冤案之首。通过该案始末和清代死刑案件的审理程序,能够看到州县对死刑案件的初审在最终判决中所起的基础性作用。而州县对于死因的检验和确定又是至关重要。杨案之所以成冤,原因很多,但如当年刑部结案报告所言“历次审办不实,皆由轻信刘锡彤验报服毒酿成”。从仵作“诬认尸毒”始,由于知县先入为主和草率,从验尸结论错误,到故意的隐瞒和伪造证据,唆使提供伪证,严刑酷逼口供,并从州县而知府,而臬司,而巡抚,案件一步一步走向事实的反面。余杭县城内一个豆腐作坊伙计的因病死亡,终于成为一个牵连浙江地方三级官员甚至钦差大臣,惊动朝野的大冤案。     

文牍理性:清代州县讼事的文书与程序

清代州县讼事虽无系统的法定程序,在实践中却自有一套章程。通过诉讼档案和官箴的相互参证,呈告、批发、查唤、诉禀、和息与审断、复禀与上控、具结等一系列程序得以重构。清代州县的讼事,以文书为核心,可以说"无文书,无诉讼"。并且,这些文书与程序呈现明显的互动结构,显示出浓厚的沟通理性。同时,不同诉讼环节有不同的文书,不同州县的文书又具有鲜明的共通性,这种高度的规范性正是帝制中国文牍理性的结晶。尽管从性质上说,清代州县的文书与程序属于一种前现代治理的文牍技术,但在现代法治来临之前,文牍理性可能是清代司法的最佳路径。     

紧要与卑贱：清代衙门仵作考

在检验史上，清代首次全面要求州县及各负有初验职责的地方衙门配有仵作，并从待遇、考核、激励等一系列制度上作了规定。从史料来看，清代的仵作配备逐渐到位，但是素质离官方要求仍有一定距离，其收入除工食银外，相当部分还来源于漏规。同时，因传统官僚体制的影响，虽服役公门，关系甚重，但因可能作弊，身处贱位，而时时需被官员防范。     

古今惩贪与治盗的宽严比较

考释中国古代贪赃、官盗、民盗等罪名与刑罚,审视现行刑法中的贪污、盗窃罪名与刑罚。比较古今:古严惩官贪,宽治民盗,今则严惩民盗,宽待官贪。传统的立法经验大有借鉴的意义,现行刑法极有修改的必要。     

论防治职务犯罪的权力运行制度

为防治职务犯罪,应及时完善对权力运行进行制约的权力运行制度。权力运行制度包括权力运行规范、公职人员行为规 范和公职人员职务违法犯罪行为责任制度。完善权力运行制度,要求加强权力运行的技术性规范建设,建立和完善各种具体的权力运 行规范,健全公职人员行为规范,并完善职务违法犯罪行为责任制度。     

对以责任为核心的官员问责制的反思

我国目前实施的以责任为核心的官员问责制,无论是在实践中还是在制度建设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本文就官员问责制的完善在行政伦理及制度化上对其进行反思,力求找到促进问责制完善的突破口,并在此基础上从行政生态环境及制度化建设等方面提出建设路径。     

从《大同书》看文化冲突与“士”的幽灵

近代以来 ,东西文化冲突带来中国历史上“千古未有之变局”,中国知识分子也经历了由士而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转换。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局限 ,却未能相应地进行和完成传统世界观的转变 ,其灵魂深处依然蛰居着传统士人的“幽灵”。面对空前激烈的文化冲突 ,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应是文化的更新 ,而士的幽灵却坚持文化的保守 ,这便构成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思想与灵魂脱节的二元特性。康有为的《大同书》便是这二元特性的产物 ,且在不同程度上成为近代知识分子灵魂的“圣经”。通过对《大同书》的解剖 ,便不难窥见近代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那个士的幽灵     

试论科学考核领导干部政绩

科学的考核领导干部政绩是合理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因此,党和政府一直对干部考核十分重视。但是,由于现行的干部考核体系存在的一些问题,干部考核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了一定的偏差。为了解决当前干部考核体系中的问题,应该从坚持科学发展观等几个途径来重建考核领导干部的科学体系。     

依法行政的难点及其对策初探

本文明确了依法行政在依法治国中的重要地位。从立法现状、行政干预、执法主体和执法监督等方面分析了依法行政在现阶段面临的制约因素和障碍,建议通过加强立法宣传、完善立法体系和立法监督机制、强化执法监督、提高执法人员素质等措施以更好地推进依法行政。     

浅议明清讼学对地方司法审判的双重影响

明清讼学传播，一方面使案件面貌越来越稀奇复杂，难以捉摸，官方稍有出入即可能铸成大错，给司法审判官吏带来极大的压力，另一方面民众在讼学熏陶之下，也越来越善于利用诉讼规则为自己谋求利益；虽然不能够与官方分庭抗礼，但对官吏独断专行无疑产生一种抑制力，并促使地方官吏在审判实践中更加审慎地分析处理讼事，在日益复杂的诉讼形势下不断完善诉讼规则，从而缓慢地矫治整个司法审判机制，从反面促进了传统司法制度的改革完善。     

困境与重构：对我国政府问责制的再思考

建构政府问责制是基于民主授权关系和社会基准价值所形成的对政府及其官员行为的制度规范和道德规范的必然要求,是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创新举措。本文从政治哲学、公共行政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资本等诸多层面分析了政府问责制的内在逻辑及其合理性。但由于制度供给不足、实践层次较低、监督弱化及公共行政文化带有滞后性等因素的存在,使我国的政府问责制在现实中面临许多困境。对此,我们应着力完善政府问责制的立法,强化监督机制,引入政府绩效评估,建设新型行政文化,从而建构起科学合理的政府问责制,实现其应有的价值和功能。     

话语与权力秩序的构建——地方政府官员言论规制断想

官员＂雷人雷语＂的实质是权力秩序的紊乱以及人民作为主权者地位的缺失。官员言论的失范是权力异化的一种表现形式。通过法律手段规制官员的言论,是限权政府的要求,是政治和行政伦理的需要,也是改善官民关系,实现社会和谐的必由之路。因此,只有对官员言论的规制法定化,构建多层次问责机制和多元的民主监控机制,才能有效地改善官员话语及背后的权力秩序。     

我国企业经营诚信的缺失与重建

我国企业经营诚信缺失问题，与信息不对称的有限博弈，国有企业产权不清，打击力度不到位，部分官员不正确的政绩意识等因素有关，它已经成为制约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面对中国企业经营中存在的种种诚信缺失的问题，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采取有效措施，重建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