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小企业 政策有待落实

一、旧体制重视大企业,只有在市场经济下才重视小企业 严格说,我们国家过去对中小企业是不重视的,只重视大企业,特别是特大型国有企业。国内很少有人或机构专门研究小企业问题,政府部门也没有专管小企业的机构。直到近两三年情况才有所好转。这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应当同体制联系到一起考察,它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一个体制问题。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财税政策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财税政策措施日益丰富完善,形成了以税费优惠政策、资金支持。     

论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政府支持系统的构建

“融资难”是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普遍问题,由于在融资过程中存在公共产品和市场失效问题,政府支持就成为中小企业顺利融资的有力保障。本文在参照国际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一个符合我国国情的政府支持系统,包括:组织支持系统、法律保障系统、财政支持系统和信息服务系统。     

中小企业发展创新政策制度环境

从国际经验看,中小企业在一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对经济增长、就业、技术进步和国际贸易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如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产品和劳务价值的创造方面,中小企业占40%以上的比重,科技发明方面,占70%的比重,新增就业方面占87%的比重。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小企业创造的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占55%,创造就业的比重占67%。     

论西部传统产业与中小企业发展

西部是我国传统工业最密集的地区,但其整体水平较低。西部传统产业竞争力不足,产品技术含量低。尽管新兴产业是西部大开发的一大主题,但我们同时要看到传统产业在西部大开发中仍大有可为。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依赖于传统产业;西部地区经济结构化依赖于传统产业;西部地区内部资源整合及吸纳外部资源依赖于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也要建立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上。提升传统产业是西部大开发的现实选择。发展西部传统部门尤其是劳动力密集型中小企业可发挥比较优势,促进传统产业并降低就业压力;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需要中小企业的支撑;传统产业的改造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中小企业的参与可以拓宽筹资渠道。中小企业作为经济“细胞”,在增强传统产业自我发展能力方面将起越来越大的作用。     

中小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取向

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稳步增长,中小企业也随之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我国数量最大、创新活力最强的企业群体,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比拟的作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本文通过对我国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的分析,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以下简称《中小企业促进法》)在执法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就中小企业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从政策层面上做一些分析和思考。     

论公共政策的社会支持系统及其优化

公共政策的社会支持系统是指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起支撑和扶持作用的各种社会性因素的总和,它能使公共政策获得认同、信任、服从、参与和宽容的价值。公共政策的社会支持系统主要包括民众的支持、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和大众传媒的支持,它们表达社会支持的方式是多样的和独特的,但对于公共政策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政府要想科学制定和有效执行公共政策,必须要加强自身建设和积极影响社会,努力优化公共政策的社会支持系统,以获得最广泛、最充足和最真诚的社会支持。     

搞好中小企业的政策选择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数量最为庞大的企业组织形式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在经济增长、安置就业,社会稳定、推动科技进步等方面日益显示出其重要的作用,早已为发达国家的实践所证实。目前,受东南亚金融危机、洪灾以及内需不足等影响,我国的经济增长面临压力。为确保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拉动需求和经济增长的同时,还应从法律上、政策上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以搞好中小企业,为我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奠定基础。一、中小企业的作用不可忽视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离不开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现代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如果…     

政策频出助力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发展难,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一直待破解的问题。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相比,目前频出的政策或可撑其走过寒冷 对于中国众多中小企业来说,今年的8月显得异常寒冷。说起来,中小企业的‘冬天’从去年下半年就开始了,预计会持续到明年,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李子     

国外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

经济发达国家管理与扶植中小企业的做法和经验,对于我国鼓励、引导、扶植中小企业健康发展,制定和颁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与政策,建立有关中小企业运行和发展的制度都是很有借鉴意义的。一、世界各国（或地区）现行的中小企业界定标准中小企业最终需要用量化指标来划分,世界各国或地区中小企业界定标准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以单一从业人员作为界定标准。如意大利和法国,从业人员在５００人以下的企业称为中小企业。这种以单一从业人员作为界定标准的国家还有丹麦、爱尔兰、荷兰、墨西哥等国。二类是既可以用从业人员作为界定标准…     

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由于不同产业对规模经济的不同要求、专业化分工的发展以及人们消费需求的多样化偏好，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生产方式正由“少品种、大批量、高耗低效、固定款式、单制定做、多库存慢交货、外延扩张”的单个企业刚性集中生产方式向“多品种、小批量、低耗高效、弹性款式、多制定做按需设计、零库存快交货、内涵扩张”的企业网络柔性分散生产方式转变，这为中小企业的生存提供了很大的生存空间。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发展中在政策、内部治理结构、市场行为、宏观管理体制和产业组织结构演进等方面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发展。 　…     

大力扶持深圳中小企业的发展

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中小企业在当今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各国（地区）不但把发展中小企业,完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作为一项基本政策,并且把它作为国家（地区）经济安全的战略性举措。深圳市要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争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示范地区,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学习和借鉴国内外经验,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加快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优化投资发展环境,促进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民族品牌的中小企业成长为大企业,进而从根本上提升深圳市经济竞争力和综合实力。     

我国行业协会发展之政策取向

行业协会作为中国加快市场化步伐进程中的必然产物,从2001年起获得长足发展。目前我国行业协会有三种生存业态:“二政府”模式、温州模式和上海模式。行业协会在协调企业和政府关系、帮助企业开拓市场、规范同行业竞争、代表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我国行业协会的建设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其制度安排还不可能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来构造,其中也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借此提出了引导我国行业协会发展的五大政策取向,即:用法律形式明确不同行业协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对现有行业协会进行整合;行业协会与政府部门脱钩;扩大协会经费来源;进行市场化运作。     

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的发展特点与政策取向

乡镇企业的兴起、发展及改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方面。农村经济社会的内在需求,催生并推动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经济社会的外部压力,迫使乡镇企业改制并为统筹城乡发展艰难试水。在农村经济社会的内外因素影响下,乡镇企业的发展受制于国家与农民在政策取向上的一致或分歧。     

论决策系统的运行机制

决策是各级领导者的首要职责。这个首要职责,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出主意”,而“一切计划、决议、命令、指示等等,都属于‘出主意’之类”。一个领导者,在领导活动中,既要“出主意”,又要把所出的“主意”即决策目标付诸实施。 　　领导者要使决策准确并贯彻到领导工作的始终,建立和完善决策系统中的运行机制是至关重要的。在决策系统中建立和完善运行机制,就是把决策系统的构造、功能和相互关系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看待。在决策系统中建立其运行机制,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全局与局部相顾机制 　　领导者在决策过…     

论国有企业的财务监督机制与制度设计

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本文认为财务监督机制改革是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 ,并从三个层次论述了现行财务监督机制的不足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重新设计我国财务监督机制的设想 ,以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Dilemmas in Policy Support for the Arts and Cultural Sector

This article questions the specific challenges that the management of culture poses for government.² Unlike some ‘public good’ policy domains, such as prisons, defence or infrastructure, or benefit provisions such as unemployment, disability or health measures, the complex area of cultural policy cannot be justified in instrumental terms as an essential ‐ or unavoidable ‐ policy of government. Nonetheless, the cultural lobby is an effective and indefatigable pressure on government. The area of culture is just one small component of the public agenda that governments are obliged to support. Given other pressing portfolios, why do governments continue to take an interest in culture? Moreover, recent government policies seem to be setting up problems for the future such that governments will find it hard if not impossible to extricate themselves from a problematic relationship. So, what is the hold that culture has over governments? Traditionally, the answer seemed to be a combination of boosterism and cultural capital. Governments liked to bask in the reflected glory of cultural success believing that it contributed to their legitimacy and cultural competence. The glow of elite culture was seen to rub off onto political incumbents and their regimes. But in an age of pressures on government to justify public expenditure and meet accountability regimes, cultural support continues to appear on the funding agenda and governments continue to become embroiled in debates about competing support formulae. This relates to both the nature of ‘culture’ and broader definitions under the banner of ‘cultural policy’ as well as the nature of the sector which is, at once, elitist, institutionalized, commercial, highly specialist, niche and industry ‐ all premised on intangible nature of ‘creativity’. Paradoxically, contrary to other trends in public policy, arts and cultural funding has reverted to forms of patronage as the centrepiece of broadly defined policies of access, equity and self‐sufficiency. How has this policy portfolio managed to buck the trends of other domains of government attention?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open some new ways of examining the question.³     

建立健全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公共财政体制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任务.在新农村建设中,我们不仅要加强短期资金投入,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全长期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公共财政体制.这就要求我们从统筹城乡发展思路出发,建立真正有利于城乡共同繁荣的公共财政体制.     

民营科技企业发展与风险投资制度创新

民营科技企业特性与现行金融体制存在矛盾,风险投资是解决民营科技企业融资难的有效途径。为此,应建立有利于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的风险投资机制,促进民营科技企业快速发展。     

国有企业公司化后的内部组织制度问题

国有公司 ,特别是国有独资公司 ,在性质上既是国有企业 ,也是有限公司 ,既应该适用公司法的规定 ,也应符合国有企业法的规定。但公司法与国有企业法在组织制度问题上的规定却有很大的不同 ,这种不同导致了实践中国有公司的内部组织制度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