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的事实理论

金岳霖的事实理论苑淑娅如同许多哲学概念一样，“事实”这一概念也是相当古老的。但是，由于科学在近代以来的突飞猛进，由于大量“事实”的发现和解释，因而这一概念也随之在知识论上获得了从未有过的重要性。从近代经验主义哲学到现代分析哲学，它一直是哲学家们关心的...     

关于当代西方价值哲学的理论梳理及其评析

价值哲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兴起的。文德尔班第一次指出“价值问题已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当代西方哲学的许多流派都特别重视研究价值问题,其基本观点可分为价值主观论和价值客观论两种。科学主义思潮的哲学家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科学不讲价值,价值是主观的。舍勒的重要性在于他是价值伦理学的奠基人,他持一种新的价值观——价值客观论。理性地审视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论,重视其思想的合理性,摒弃其中的片面性,对于价值认识的系统化,对于构建科学的价值论,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论强国梦强军梦与官兵个人梦想的价值统一

军人是实现强国梦强军梦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强国梦强军梦与官兵个人梦想的价值统一是凝聚军人力量的重要基础。强国梦强军梦与官兵个人梦想的价值统一包括＂先天统一＂和＂后天统一＂两个层面。二者的＂先天统一＂是事实,但需要解释和宣传;实现二者的＂后天统一＂是任务,需要方法和落实。只有在＂先天统一＂的基础上实现二者的＂后天统一＂,才能真正凝聚军人力量,才能保证军人群体在＂圆梦之旅＂中发挥应有的中坚作用。     

论侦破通讯的结构及其对应关系

侦破通讯是报道侦破犯罪事实的新闻文体.侦破事实是一类特定事实,其特定性主要表现为事实要素和事实过程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程序性.侦破事实要素和事实过程的稳定性和程序性,又是由侦破程序的稳定性决定的,这就决定了侦破通讯具有较稳定的叙事单位和组合形式.侦破事实中的因果关系又形成了侦破通讯结构的对应关系,完整地反映这种对应关系,是侦破通讯主题价值实现的重要表现因素.     

论量刑程序中的证明责任

量刑程序的证明责任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我国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建立以后,这个问题也更加突出。量刑程序证明责任应当是行为责任与结果责任的统一,承担证明责任的一方不仅有提出证据的责任,在提出的证据不能证明案件事实时也要承担不利的后果。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应当承担证明被告人与定罪有关以及罪重的量刑证据。辩护方承担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的事实。法官在量刑程序中应当中立裁决,不承担证明责任,法院承担的只是对量刑事实的审查义务,以便做出公正的量刑。通过对量刑程序中证明责任的分配可以有效地保障刑事诉讼的程序正义价值的实现,从而更好地实现保障人权的刑事诉讼目的。     

从事实到价值——两要件双层次犯罪成立要件模式论纲

先事实判断、后价值评价是认识事物进而决定价值取舍的普遍方法.通说的犯罪成立要件模式具有静态性和整体性.事实判断和价值评价同时地、一次性地完成,不仅混同事实判断和价值评价,而且颠倒了先事实判断、后价值评价的顺序,引致诸多弊端.构建由典型事实到刑事违法性的两要件双层次犯罪成立模式,能克服现存犯罪成立要件模式之弊,对确保刑法功能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对价值评价为法律推理的逻辑中介观的质疑——兼与张继成教授商榷

长期以来,我国有学者一直认为价值评价是由案件事实之"是"推出当事人之"应该"的逻辑中介.这种貌似正确的理论设计实则谬误,它不但违背了近现代以来立法权和司法权分立的原则,而且把当事人对诉讼结果的预期带入了法官的价值偏爱和癖好之下,破坏了"同等情况同等对待"这一正义的司法要求.法官只有否弃"事实"与"价值"二分的休谟命题,重新认识事实和价值的关系,才能科学地构建法律推理的逻辑结构,真正实现大陆法系传统下法官司法的功能.     

至善何以可能——对康德德福一致至善论的再思考

德福统一问题向来备受关注却又备受诘难,其理论困境就在于如果承认德福同一,自然是可以消除德福悖论,但却犯了摩尔所说的从事实推出价值的"自然主义的谬误";如果承认德福相异,那么如何为其统一形塑起坚实的理论根据,并使之在现实中得到切实保障。康德在扬弃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至善论,沿袭了一条宗教神学的路径来解决这一问题。事实上,康德哲学的建构路径本身已经内涵了一条解决该难题的有效路径,因此我们不妨回到康德,将德福统一的出发点镶嵌在有限的理性存在本身之中,从完善论的高度,借助德性与制度相互交织的双重力量,实现德福的真正统一与重新合拍,这或许不失为一条超越德福困境的可能出路。     

至善何以可能--对康德德福一致至善论的再思考

德福统一问题向来备受关注却又备受诘难,其理论困境就在于如果承认德福同一,自然是可以消除德福悖论,但却犯了摩尔所说的从事实推出价值的“自然主义的谬误”;如果承认德福相异,那么如何为其统一形塑起坚实的理论根据,并使之在现实中得到切实保障。康德在扬弃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至善论,沿袭了一条宗教神学的路径来解决这一问题。事实上,康德哲学的建构路径本身已经内涵了一条解决该难题的有效路径,因此我们不妨回到康德,将德福统一的出发点镶嵌在有限的理性存在本身之中,从完善论的高度,借助德性与制度相互交织的双重力量,实现德福的真正统一与重新合拍,这或许不失为一条超越德福困境的可能出路。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价值认同的多重方式

价值认同从本质上说涉及到如何认同这一方法论问题,即价值认同的方式问题,这其中又涉及到该思考问题的角度或立场问题。当我们谈论价值认同的时候,总是站在我(们)的立场上去谈论问题的,而根本不会去理会那些与我(们)的利益无关的作为"他(者)"的价值认同。所以,这种角度或立场也就是一种从"我"出发去谈论价值认同的表述,它包括主动认同与被动认同、同质认同与差异认同、事实认同与建构认同等认同方式。     

经验、逻辑与整体论——一种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语境

近代哲学以来,经验问题始终是西方哲学家关心的重要内容之一.经验论与唯理论之间的争论持续了几个世纪,但似乎没有哲学家反对经验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在当代哲学中,经验问题被转换成了科学观察和科学理论的判定问题,因而谈论经验成为科学哲学的核心.但科学哲学中的经验问题同样引起了很大的争议,集中在经验究竟是主观的认识还是客观的事实描述以及经验的证实如何可能等问题上.围绕这些问题,西方哲学家在科学哲学领域内形成了旷日持久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     

科学知识进化与科学合理性--波普科学合理性理论研究

科学合理性问题是科学哲学的核心问题。为此,科学哲学家们提出了各种合理性模型,试图澄清和解决这一难题。波普认为,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追求真理,科学发展是一个通过猜测与反驳而不断向真理进化的动态过程。     

价值与真理

现行的真理定义是不完整的，它只承认对客观事物的自然属性和自然规律进行正确认识的“事实真理”，而忽视了对人和事物之间的价值关系进行正确认识的“价值真理”。实际上，事实真理以及人的实践不能完全脱离价值真理。价值真理是由事实真理过渡到实践活动的必经环节。只有经过价值真理，把价值真理同事实真理结合起来，才能把事物的规律和人的需要有机统一起来，形成实践观念。所以，在真理的总概念下应该包含事实真理和价值真理两种形式     

论民事诉讼中自由证明的构建

自由证明作为与严格证明相对立的一种证明模式,体现了根据不同待证事实的特性采用不同证明方式的诉讼分流理念及价值,并已在较多国家得到广泛确立和适用。而我国目前的民事诉讼证明制度中尚未确立这一证明模式,理论界更是未对其引起足够的重视和研究,这就极大地限制了我国民事诉讼中证明制度的体系化和多元化构建。如何在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制度中合理构建自由证明制度,使其在证明待证事实中发挥自身应有的优势,逐步实现我国民事诉讼证明制度的体系化和多元化构建,从而为法院合理有效地认定待证事实提供一个更为高效、公正的制度环境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理性与价值性之证明——兼论邓小平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与时俱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真理性与价值性命题一直是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可以说这是人们普遍关注的历久常新的课题。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社会主义价值观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精髓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作为思想基础的；都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内涵和价值目标的全面、系统的阐释作为主题的；都是把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都是透彻地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标准和评价体系；从而在当代中国实现了其真理性和价值性的统一。     

论案卷排他原则——以行政听证制度为视角

行政案卷排他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做出行政行为应当以行政案卷记载的相对完整、逻辑化的案卷事实为唯一依据。该原则可以保证决策者和听证者达到实质上的统一,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案卷排他原则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贯穿着法的公正和效率价值,这两种价值是协调、统一的,努力实现行政机关效率最大化的同时,必须坚持以法的公正性为依归。正是案卷排他原则彰显出来的人权保障理念、公平正义价值,为行政主体行政行为提供形式正当性的独立程序性价值。要求行政主体不仅应当在正式程序中遵循案卷排他原则,还应当在非正式程序中遵守案卷排他原则。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探究

对刑法中的因果关系的判断应着眼于本国的司法实践。由于我国耦合式的犯罪构成模式,使得我国在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上不可能仅是事实层面的判断,而应是事实层面和价值层面的统一。只有将这两个层面之间的关系理顺,才能对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做出合理的判断。     

案件事实与法律文本的解释之契合

借助于司法途径来解决纠纷,必然要面对法律适用的问题。法律被制定出来只有通过适用,才能实现其价值。适用法律就意味着要解释法律,因为适用法律不可能像自动售货机一样,输入法条就能得出舍乎正义的结论。我们将案件事实和法律文本以及法官在这一解释过程中的作用进行简要分析,找到那个在案件事实和法律文本之间交叉的契合点,从而得出合法合理的结论。这一契合点的寻找是处理案件的核心,它代表了正义观念的实现。     

公共行政中的价值多元主义及其批评者——一场学术争论的文本考察

围绕着公共行政中的价值多元主义学说,多位西方学者进行了论战。奥里姆、沃赫夫和塔利斯认为这一学说缺少逻辑性、完备性和一致性,特别是从缺少规范性的价值多元主义推导不出所谓的行政规定性。这一学说的拥护者瓦格纳、斯派瑟则从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等方面出发为该学说进行了辩护,后加入的格拉夫认为该学说有助于建构起公共行政的价值视角。在批判性地审视各方观点之后,可以发现价值多元主义实则具有消极规范性,这种规范性可以且应该进入行政价值研究,只是在多元视角中,走出行政价值冲突的有效路径仍有待探索。     

经济立法误区评判

一、立法价值目标误区主判 所谓立法的价值目标,即立法者在进行法条设计时,期望实现或追求的目标。这是自古以来法哲学家们孜孜探讨的严肃课题。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立法活动也是一种交易行为,立法者要核算交易成本,唯有以最小的立法投入,获得最大的效益产出,才是最优的立法。随着法律文化国际交流的增强,这种法律经济学的理念逐渐引入我国并在经济法学界成为一种时尚。然而,立法者对“成本最大化”和“效益最大化”的片面理解正将我国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