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贿行为与受贿行为的对合关系探究——兼论受贿罪不成立,能否单独处罚行贿人

司法实践中,对行贿行为与受贿行为之间的关系存在模糊的认识,特别是在受贿罪不成立的情况下,能否单独处罚行贿人,存在重大的意见分歧。其实,行贿行为与受贿行为之间只存在对合关系,但不是构成对合犯。因此,实践中在受贿罪不成立的情况下,对于行贿者一概不予处罚的做法有待商榷。在特定情况下,虽然受贿罪不成立,但是仍然可以对行贿行为单独定罪处罚。     

论行贿犯罪行为

论行贿犯罪行为张天虹研究行贿犯罪的行为特征，对于正确认识行贿罪的社会危害性，准确认定和处罚行贿犯罪，以及完善我国行贿罪的刑事立法，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一、行贿犯罪行为的特征从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看，行贿犯罪行为一般均具有如下特征：１．主动性。即行贿人总...     

“反行贿”四人谈——不应“宽容”行贿犯罪

在惩治贿赂犯罪斗争中,有心之人常会注意一个奇怪现象:受贿犯纷纷过堂,行贿犯寥寥无几。众所周知,受贿与行贿乃是对偶性犯罪,虽说由于情节差异,行贿受贿并不一定同时成立犯罪,然而两者比例相差过于悬殊,也是不正常的。可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确实常见受贿犯落马,少闻行贿人翻     

行贿犯罪查处难之实践思考

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行贿犯罪查处难的现实困境,大量行贿人没有受到法定的刑事追究。一方面是由于立法规定的“不正当利益”的主观要件难以把握,无法查处向国家工作人员“身边人”行贿的行为;另一方面由于贿赂犯罪的隐蔽性和侦查手段的落后性,侦查部门不得不过分依赖行贿人的言词证据以打击受贿犯罪,存在着司法利益上的交易。破解这种困境,一是要取消“不正当利益”的规定,将向利用影响力受贿人行贿的行为纳入刑法调整范围,加大对行贿犯罪的处罚力度,增加犯罪成本;二是要构建特殊的贿赂犯罪证据规则,提高侦查水平,减少对行贿人言辞证据的依赖。     

对我国重受贿轻行贿现象的反思

贿赂犯罪一直都是我国刑事立法、司法和刑法理论关注的热点问题,但研究重心都更倾向于对受贿罪的研究,而在司法实践中,＂重受贿轻行贿＂的现象十分严重,在大多数案件中,受贿一方往往被处以重刑,而行贿一方却未被判刑甚至有的仍高居官位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人们对行贿罪的性质和社会危害性认识不足、我国关于行贿罪的立法方面存在一些缺陷、以及司法实践中＂辩诉交易＂因素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重受贿轻行贿现象的原因,以期能够对寻找改善该现象的有效对策提供一些帮助,进一步有效地打击行贿罪,从而从源头上遏制和预防贿赂犯罪,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社会的和谐发展与进步。     

关于行贿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的思考

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是对贿赂犯罪的源头治理。行贿罪虽与受贿罪是对合犯,但在司法实践中查办的数量远远小于受贿罪,二者认定相关刑事责任时存在不同的构成要件,即是否要求“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存在差异,是导致上述情况的原因之一。《刑法修正案（十二）》进一步明确对一些严重行贿情形加大刑事追责力度,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实践中存在的行贿惩处偏弱的问题。但在司法实务中,如何准确认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存在一定困惑,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刑法设置该要件之理由亦有其他解决路径,故可探索取消行贿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同时,可从完善维权途径、准确适用法律、推行行贿人“黑名单”制度等方面消除该要件取消带来的不利影响。     

行为对象不存在能否成立受贿罪

"行贿人"以欺骗的故意,伪造房产证,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了一套住房,该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对象并不存在能否成立受贿罪,如果成立犯罪该如何量刑。笔者从不能犯、行受贿对合关系、量刑规则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对合犯中自首与立功问题研究

对合犯，又称对向犯，通常指基于双方的互为对象行为而成立的犯罪①。《刑法》中规定的行贿罪与受贿罪就是典型的对合犯。根据《刑法》第164条第三款的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刑法第390条第二歉也有同样的规定。那么，以上的规定是立法者基于自首制度还是立功制度的考虑作出的，在理论界与实务界不无争议。     

试论受贿罪的未遂

受贿罪是否存在未遂，这是一个颇值得研究的问题。从刑法理论上看，受贿罪作为结果犯，在符合《刑法》第23条规定的“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情况下，可以成立受贿罪的未遂。如受贿行为人在行贿人向其承诺行贿后，利用职务便利，为行贿人谋取利益，但事后行贿人并未如约向其行贿．此时受贿方就成立受贿未遂。此种情况在司法实务中很少见。然而，笔者通过认真分析《刑法》关于受贿罪的法律条文，发现如果严格按照法律表述，大部分的受贿罪都可以轻易的构成来遂。笔者试将这个问题与同行们进行商榷。     

略论行贿未遂

一、研究行贿未遂的意义 (一)刑法理论上认识不一。犯罪未遂,作为犯罪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其含义是明确具体的,但适不适用行贿罪?对此,刑法条文中未明确规定。学术界,虽然持肯定论者居多,但也不乏持否定论者,在司法实践中,大多数人持否定论,他们认为:行贿罪是“结果犯”,应以结果定罪,如果行贿行为未遂,那么就不可能发生相应     

行贿犯罪执法困局及其对策

长期以来,由于"重受贿轻行贿"思想作怪,我国司法机关对行贿犯罪一直打击不力;惩治行贿犯罪的刑事政策亦模糊不清,甚至相互矛盾。此种状况,导致行贿人一再行贿,有恃无恐,结果是社会公正坍塌、公众普遍不满。这种状况之所以存在,既有社会心理方面的原因,也有立法、司法方面的原因。今后,我们应当大力倡导"惩办行贿与惩办受贿并重"原则,修正行贿犯罪的刑法规范,并努力提升查办贿赂犯罪的执法能力,切实遏制行贿犯罪。     

国家工作人员让行贿人代自己赞助、行贿行为的认定

国家工作人员让行贿人代自己赞助、行贿的行为是当前司法实践中常见的情况,也是贿赂赃款去向的一个途径。其典型表现为,国家工作人员为谋取私利或不正当利益,让行贿人出资为其本人或亲友支付入学的赞助费、委培学费等,向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现金、支付装修住房费用等。该行为的行为人具有受贿的主观故意,及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这一点在实践中认识是比较一致的,但对该行为是否符合受贿犯罪客观方面的构成要件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意见,对此行为的认定实践中也存在着相异的判例。     

行贿共犯与介绍贿赂罪的区别

介绍贿赂罪是指在行贿人和受贿人之间介绍,促使行贿与受贿得以实现的行为。介绍贿赂通常有两种形式:一是受行贿人之托,为人沟通关系,寻找受贿对象,以便为行贿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一是秉承索贿者旨意,为之寻找索贿对象。但不论哪种形式,介绍贿赂的行为人都是根据行贿、受贿双方的意图,以中介人的身份,从中牵线搭桥,撮合引荐等。其本质特征是进行“中介”活动,起“中介”作用。因而,介绍贿赂罪与行贿罪的共犯是有区别:的。一、介绍贿赂的行为人是在行贿与受贿人之间进行活动而又独立于行贿与受贿之外的“第三人”,     

论单位受贿罪与单位行贿罪的认定

区分单位受贿罪与单位中个人实施的受贿罪、单位行贿罪与单位中个人实施的行贿罪,关键是要考查受贿或者行贿行为体现的是单位的整体意志还是个人的意志。意志的性质判断依据包括决策主体和利益归属。国有单位和该单位工作人员共同受贿的,对单位认定单位受贿罪,对工作人员认定为受贿罪;单位和该单位工作人员共同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对单位认定单位行贿罪,对工作人员认定行贿罪。当工作人员同时属于单位受贿罪或者单位行贿罪的直接责任人员时,应当以单位受贿罪与受贿罪,或者单位行贿罪与行贿罪实行数罪并罚。单位对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成立单位行贿罪;单位对国有单位行贿的,成立对单位行贿罪。     

行贿罪司法认定中的若干问题

1997年刑法第389条规定：“行贿罪是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以及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行为。”行贿与受贿是共生关系，同生同灭，但长期以来，无论在刑法理论或在司法实践中都偏重于处罚受贿方，而忽略行贿方，对行贿惩处不力。这不仅源于观念上重视不够，也由于对行贿罪的司法认定有一定困难。为此，有必要探讨对行贿罪的司法认定问题。一、“不正当利益”问题在1979年刑法第185条对行贿罪的规定中，并…     

完善现行立法预防贿赂犯罪

我国现行立法对贿赂行为打击存在如下缺陷: 1.现行的《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对行贿、受贿立法处罚不等。表现在:(1)行贿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受贿人行贿,受贿人受处罚,而行贿人可以高忱无忧,这在立法上为行贿人实施感情投资,“放长线投大鱼”的行贿行为开了绿灯,为其未来可能谋取不正当利益准备了条件,是诱发受贿罪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潜在因素。(2)行贿人行贿数额一般达到10000元才够     

严惩行贿:净化政治空间——论行贿罪的危害与惩治

贿赂是一种共同犯罪，我国极为严重的受贿现象是与十分猖獗的行贿行为互为因果的，而司法实践中对行贿犯罪的处罚十分宽容，这是我国腐败现象得不到有效遏制的重要原因之一。文章提出要充分认识行贿犯罪的危害性，严惩行贿，净化政治空间，为国家工作人员营造一个良好的从政环境。杜绝行贿才能遏制受贿，从而在源头上控制腐败现象的蔓延     

行贿罪的立法完善——兼论《刑法修正案九(草案)》行贿罪新规

近年来,在反腐败的高压态势下,行受贿犯罪日趋隐蔽,给行受贿犯罪的查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行贿行为与受贿行为作为一对对合行为,加大对行贿行为的查处有利于遏制目前腐败高发的形势。为此,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加大了对行贿犯罪的处罚力度。本文拟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为基础,对行贿罪的立案完善提出一些浅见。     

把握行贿规律 解决侦查“三难”

１９９９年３月４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在办理受贿犯罪大要案的同时要严肃查处严重行贿犯罪分子的通知》，要求全国检察机关进一步加大打击行贿犯罪的力度。在打击行贿犯罪越来越受到重视的情况下，加强对行贿案件侦查策略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侦查实践表明，行贿案件的侦查工作主要有“三难”；一是发现难。行贿行为一般为行贿人与受贿人二者单独实施，直接知情的第三人较少，具有较强的隐蔽性。二是追查难。不少行贿人都是生意人，有的是外地人，这些人有的无固定的办公场所或住所，行踪不定。一旦察…     

行贿犯罪的刑法规制与完善

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重受贿、轻行贿＂现象,要纠正这一错误倾向,应当取消特别自首制度,明确行贿犯罪与受贿犯罪在立案过程中的平等地位。要实现刑法对行贿犯罪的有效规制,还需完善行贿犯罪的构成要件,将贿赂犯罪中的＂财物＂改为＂不正当好处＂,将行贿犯罪中的＂给予＂改为＂提议给予、许诺给予、实际给予＂;完善行贿犯罪的刑罚配置,为行贿犯罪全面配置罚金刑,并完善行贿犯罪的资格刑,对行贿犯罪与受贿犯罪实施同等处罚。与此同时,行贿犯罪的罪名体系也应作出适当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