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性制裁

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许多程序性违法行为已经危害到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是相违背的。本文通过分析这些存在现象的原因发现是我国缺乏必要的程序性制裁制度。文中指出和谐法治社会的构建,不仅需要正义的实现,更要求正义以公正的形式实现。在刑事诉讼法中引入程序性制裁制度有着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程序性制裁理论"的理论反思——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分析焦点

在刑事程序领域,程序性制裁理论的提出与系统诠释,不仅凸显着程序正义理念与程序规则的独立性价值,而且为我国构建程序性违法行为的规制、预防机制提供着重要的理论依托。但经由反思与检讨,程序性制裁不仅在理论上存在自恰性欠佳与前瞻性不足等缺陷,而且针对那些隐性的、消极性的、随意性的、非致力于起诉或审判的程序违法侵权行为,也表现出治理效果欠佳的实践局限。重估程序性制裁之价值、肯认程序性制裁之局限,目的是为了我国未来构建一套针对程序性违法的综合治理机制。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程序性辩护的困境与出路

随着程序正义理念在中国的发展,辩护活动的焦点由实体性辩护向程序性辩护倾斜已成为法治国家辩护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势。程序性辩护在保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制约公权力机关程序性违法行为方面将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然而,我国程序性制裁制度的不完善、针对程序性违法行为的专门司法审查机制的缺失,以及我国两审终审制的内在缺陷,导致程序性辩护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生存空间狭小,难以发挥良好效果。因此,本文建议从完善程序性制裁机制、构建专门的司法审查机制、提高人民法院司法独立性等方面进一步予以完善。     

刑事诉讼的程序性制裁

在我国刑事诉讼实务中 ,刑讯逼供、超期羁押、侵犯被追诉方辩护权等违反程序的现象屡禁不止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缺乏严密的程序性制裁机制。制裁是法律的内在构成要素 ,是保障法律实施的必要机制 ,对于实现法的公平与正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程序性制裁无论是在适用范围、实施机制 ,还是在基本功能方面都是刑事制裁、民事制裁、纪律制裁和国家赔偿所无法替代的。程序性制裁有终止诉讼、撤销原判、排除非法证据、诉讼行为绝对无效、诉讼行为相对无效、从轻量刑等主要方式。完善我国程序性制裁机制需要进行全面的制度改革与程序建构     

程序性制裁制度的法理学分析

所谓“程序性制裁”,是指警察、检察官、法官违反法律程序所要承受的一种程序性法律后果。与“实体性制裁”措施不同,程序性制裁是通过宣告无效的方式来追究程序性违法者的法律责任的。与实体性制裁相比,二者存在如下差异:(1)从所针对的违法行为来看,程序性制裁所要惩罚的是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法官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违反法律程序的行为(2)从实体法后果来看,程序性制裁所带来的是宣告无效的后果,也就是那些受到程序性违法行为之直接影响的证据、起诉、行为以及羁押命令,不再具有法律效力,也不能产生其预期的法律后果。(3)从法院在宣告无效方…     

程序性辩护制度的缺失与重构

在目前我国的诉讼过程中，忽视乃至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程序性诉讼权利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本着“无救济无权利”的原则，有必要设置若干保证程序性辩护的措施。笔者认为．当务之急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强化程序性辩护职能；完善程序性违法行为的救济机制：设立程序性违法行为的制裁措施。     

羁押救济制度研究——基于人权视角的分析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羁押救济制度属于行政救济.基于人权视角进行分析尚存在明显的缺陷,我国应当确立司法审查制度,同时建立程序性制裁机制,完善律师帮助权制度.     

对诉讼行为无效制度的探讨

受传统文化历史因素的影响,我国当代法律在执行过程中有着普遍的重视实体而轻视程序方法的现象,这种执行方式往往因为保证实体正义性而忽视了程序正义性,严格来说,这种状况不利于法律的健全与发展.随着西方法律观念的逐步引进,我国开始注意到法律程序正义的价值与意义.面对传统法律执行观念根深蒂固的现状,我国应当持续深化法律理论与实践研究改革,充分认识到法律程序的价值,科学设置程序性制裁制度,增加诉讼法中程序性限制因素.本文主要对诉讼行为进行全方面理论阐述,在此基础上深入剖析诉讼行为无效制度.     

被识别的几率:非法取证程序性制裁的构成性前提

为消除非法取证,刑事诉讼法构建了实体性制裁和程序性制裁相结合的二元制裁体系,但实践中的根本改观并未显现。原因在于忽视了程序性违法行为被识别的几率,这是制裁启动的构成性前提。提高识别几率的诸措施因为刑事政策在正当程序和社会控制之间的遴选,不能按照一维目的实现。在信息不充分的给定条件下,程序性制裁的激励效果弱于实体性制裁。     

冲突规范的价值选择现代发展

冲突规范是国际私法特有的一种法律规范,冲突规范的适用虽然存在一定的弊端,但完全否定或限制适用都是不可取的,应当不断改进它。本文指出传统冲突规范强调了法律适用的确定性,倾向于形式正义的价值选择,而现代冲突规范强调的是法律适用的灵活性,更加注重实质正义的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