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的历史沿革

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的前身是于1950年2月在北京干面胡同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公安干部学校。学校成立后,在进行繁重而有序的铁路公安干警培训的同时,便开始了她整整30年的漂泊征程。她由北京到沈阳,由沈阳到上海,由上海到西安,由西安到唐山,由唐山到郑州,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这也是全国院校发展史上的唯一。她的每一次迁徙,都与共和国的大事记息息相关;每一次出征,都是挫折、不幸与光荣、辉煌的混响,都是以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铁警精神＂的厚重文化积淀,都是＂铁警精神＂能够代代相传并不断发扬光大的基础性动力。     

发挥红色文化在增强文化自信中的作用——访陈云纪念馆党委书记、馆长陈麟辉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代表了中华民族独有的精神品质和深层的精神追求,其中,"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正是红色文化的重要内涵,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引领力,是坚定文化自信、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动力。陈云纪念馆是经中央批准建立的全国唯一系统展示陈云生平业绩的纪念馆,突出展示了陈云同志在我党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作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文化基地,陈云纪念馆围绕弘扬陈云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积极开展党性教育和红色文化主题宣传。本期,我们特别采访了陈云纪念馆党委书记、馆长陈麟辉同志。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实践教学研究——以知青博物馆为例

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在大学生的成长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主要途径,对于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知青博物馆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基地正是记录了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相关历史事件和历史文化,凝结了内涵丰富的知青精神。影响教育学生,推进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因此,构建依托知青博物馆实施《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实践教学,具有极大的应用价值。     

文化传承、选择和创造──略论学校教育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功能和地位

当今社会正朝着高学历和终身教育的方向发展，人们将越来越多地接受学校教育（不管是全日制的、还是部分时间制的或业余的）。学校教育是在一定的文化价值观的指导下，按照一定的程序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的。从根本上说，学校教育是通过对文化的传承、选择和创造来完成的。广义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学校对物质文化的发展也有直接的推动作用（特别是高等学校），但更主要的是通过全面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使教育成为两个文明建设的强大推动力。正是全面提高人的综合素质这一根本任务，体现和奠定了学校教育在精神文明建设中…     

开滦发展的动力之源

“抛们特别能战斗”，是毛泽东同志７７年前对包括开滦广大矿工在内的２００万产业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精神的高度赞扬。这一精辟概括所孕育的理念内涵，不仅仅是对当时煤矿工人罢工斗争中所表现出的那种英勇牺牲精神的历史结论，更重要的，它是我们党领导革命斗争制定阶级路线的理论基础，它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先进意识形态，从根本上反映了广大矿工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深受压榨，渴求政治解放、经济翻身的迫切愿望。这正是特别能战斗精神得以产生、形成和发展的深刻社会历史根源。 开滦“特别能战斗”精神在７７年的发展过程中，大体…     

从“农民道德文化研究会”谈农村道德文化建设

2010年,陕西城固县成立了＂中国城固新农村文化建设活动中心暨城固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基地＂,这是我国由农民自己创建的公益性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基地。两年来,该中心免费向社会义务开放,活跃了农村精神文化生活,成为城固的一张文化名片。去年8月,这个中心又成立了＂农民道德文化研究会＂,教育农民对党和政府要知恩图报,积极投身到新农村建设中来。我刊特约该中心创建人之一、＂农民道德文化研究会＂会长尚志龙撰文,以期对新农村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启迪和借鉴。     

南京:爱国主义旗帜高扬

爱国主义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面旗帜。爱国主义旗帜高扬,就能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并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物质力量。 南京市委、市政府认识一致,措施有力,组织有方,通过多年的持续努力,利用本地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建设了一批各具特色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是物质建设,同时也是精神建设。这是南京市建设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一大特色。基地建设自始至终都有广大群众的参与,在参与中受到感染、受到教育。也正是在广大群众的自觉参与中,教育基地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 编者希望,有机会到南京的读者,一定要去看一看中山陵、雨花台、梅园新村、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那里有历史,有传统,有高昂的爱国主义旋律,有鼓舞人们建设美好生活的奉献精神！     

以地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正近年来,河北省乐亭县坚持用优秀的地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地域文化,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乐亭落地生根,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人们的精神世界,凝聚起崇德向善的精神力量。明确功能定位,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育基地乐亭县坚持把当地优秀的红色文化、历史文化、传统文化和道德文化作为基地主题,使涵育基地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和要求相契合,推进社会主义     

地方高校历史学专业实践基地建设研究

面对当代社会本科教育改革的要求,面对择业竞争的巨大压力,如历史学等传统长线学科必须主动改革传统的应试教育培养方式,加强实践能力的培养,这就需要建设与实践教学相配套的历史学专业实践基地。其中,教育见习基地、教育实习基地、遗迹考察基地、拓展训练基地的建设是历史学专业实践基地建设的核心。地方高校应充分发挥地区特色,利用周边现有的资源进行实践基地建设,能够实现学生、学校、基地、地方共同发展的良性循环。     

高师体育课实施人文教育的思考

体育精神本质上是人的精神,是人类普遍价值之所在,所以体育学习不仅是技能技巧训练,更是一种体育文化学习和教育。本文旨在阐述人文和人文教育的内涵,结合《纲要》分析高师体育课开展人文教育的必要性,探究体育课中实施人文教育的基本途径,促进高师体育课教学改革。     

对铁路警务英语教学实用性的分析

作为全国唯一一所培养铁路公安人才的高校,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必须建立具有铁路公安特色的学科体系。“铁路警务英语”特色课程的开设既可以解决我校原来英语教学中教材和教学形式的局限性,又符合铁路公安工作现实与发展的需要,实现铁警高专培养目标的需要、建设具有铁路公安特色学科体系的需要以及我校往届毕业生与在校学生的要求。该课程以实用性为核心制定教学目标,课程内容注重实用性,教学形式突出实用性,能为学生适应日益国际化的铁路公安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继往开来 再铸辉煌——在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60周年校庆大会上的讲话

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建校60年来,培育了一大批高素质公安专门人才,为铁路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新的历史时期,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要以60周年校庆为新的历史起点,紧紧抓住公安院校招录培养体制改革的机遇,不断深化教学和管理机制改革,积极扩大服务面向,不断改善办学条件,积极申办本科教育,进一步拓展办学空间,提升办学层次,增强教学科研水平,真正把学校建设成为公安专门人才培养高地、公安理论研究高地和科学技术创新高地。     

行业性警察职业院校办学特色的历史与发展研究——以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为例

特色是一所学校排他性的不可撼动的优势,行业性警察院校肩扛的行业（企业）与职业双特色能否转化为优势竞争力,是值得探讨与实践的问题。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的发展史是新中国铁道公安教育发展史的缩影,它在60余年的办学历史中积淀了自身特色,在办学理念、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模式等人才培养模式诸多环节形成了不同的历史特征,富有竞争力的办学特色仍需继续实践与探索。     

升本背景下我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研究

目前我校已经明确提出了申办本科教育的目标，要想申办成功必须未雨绸缪，积极做好准备。拟以国家相关文件为依据，同时参考和借鉴其他专升本公安院校的做法，就我校在升本过程中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设置、机构设置和师资配备提出几点设想。     

新长铁路创建线路治安“绿色通道”的实践与思考

确保铁路线路治安稳定对于创建线路治安"绿色通道"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普速线路,新长铁路存在通道口子多、道口隐患突出、涉路矛盾纠纷突出和巡防机制不健全等安全隐患问题,线路治安问题时有发生。应从物防建设、巡防效能、严格履职、加强管理等方面深入推进新长铁路创建线路治安"绿色通道"工作。     

安全技术防范课程教学改革的措施研究

安全技术防范课程在培养公安应用人才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于教学过程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可以采取更新教学内容、加强实验实训教学、突出行业特色、提高教师实践能力等措施加以解决。     

浅谈铁路线路治安现状、原因和对策

线路治安是铁路治安的一项重要工作。本文总结了长沙铁路公安处管内线路治安的现状,分析了线路治安问题的成因,对如何治理线路治安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铁路法》中刑事罚则适用问题研究

《铁路法》刑事罚则所规定的有些内容与现行《刑法》的相关规范之间存在着法律冲突问题,同时二者间还存在着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新法与旧法的关系,而且其法律位阶上也有差异。研究表明,《铁路法》中刑事罚则的内容已纳入现行《刑法》,已为现行《刑法》的相关内容所吸收和替代,因此其刑事罚则的内容实际上已失去原有的立法价值。     

从一次调查问卷看公安院校英语教学改革

本文从一次铁警校学生英语学习状况调查问卷入手 ,分析了公安院校英语教学中在教学设备、考试制度、教师素质及授课方式等方面的不足之处 ,提出公安院校的英语教学改革应针对这些不足 ,发展高科技教学手段 ,建立严格有效的考试制度 ,培养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并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以有效的课堂互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Governing disorder: the Australian Federal Police and Australia's new regional frontier

Abstract

The Australian Federal Police has in recent years become an important actor in both the implementation and design of Australian-led state building interventions in Australia's near region of Southeast Asia and the South Pacific.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recent expansion of the Australian Federal Police as a way of understanding the emergence of a new partly (and strategically) deterritorialized, ‘regional’ frontier of the Australian state. Within this new frontier, whose fluctuating outlines the Australian Federal Police not only polices but also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shapes and reshapes, as one of the primary expert agencies on identifying and managing transnational security risks, Australian security is portrayed as contingent on the quality of the domestic governance of neighbouring states, thereby creating linkages between the hitherto domestic governing apparatus of the Australian state and those of other countries. This allows for the rearticulation of the problems affecting intervened states and societies – indeed, their very social and political structures – in the depoliticized terms of the breakdown of ‘law and order’ and the absence of ‘good governance’, which not only rationalizes emergency interventions to stabilize volatile situations, but also delegitimizes and potentially criminalizes oppositional politics. The Australian Federal Police, however, does more than merely provide justification for intrusive state transformation projects. Its transnational policing activities open up a field of governance within the apparatus of intervened states that exists in separation from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law. The constitution of such interventions ‘within’ the state leaves intact the legal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pheres and therefore circumvents the difficult issue of sovereignty. As a result, police and other executive-administrative actors obtain discretionary ordering powers, without dislodging the sovereign governments of intervened count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