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标准、道德标准和道德建设——学习江泽民同志关于“以德治国”论述的理论思考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是一项充满艰辛和创新的壮丽事业 ,伟大的事业需要并将产生崇高的精神 ,崇高的精神支撑和推动着伟大的事业。面对新世纪、新形势、新任务 ,党中央提出 ,要在全党和全社会大力宣传和弘扬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懈奋斗的精神 ,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共同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江泽民同志在今年初的一次讲话中强调 ,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依法治国 ,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以德治国。要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结…     

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历史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密切联系中国法制建设的实际,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行了艰辛的探索;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认真总结我国过去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探索并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思想;江泽民不断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的法制理论,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基本方略,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做出了新的贡献。     

从本土化的角度探讨中国法治的未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开展法制建设,移植了许多西方法律,经过整合后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然而在大力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中国的法律不仅需要符合世界法律趋势,更需要适应本土的需求。     

学习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理论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比较系统地回答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其中包括回答了在我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问题。邓小平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成为指导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指导思想。学习这些论述，深入领会其精神，对于我们搞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是至关重要的。现仅就学习的体会谈谈如下几个问题。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     

近代中西文化启蒙及法制建设之比较

任何一种法律制度的形成发展 ,都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特定的社会人文环境。从世界法律发展史来看 ,文化启蒙与法制建设又是必然相互关联的问题。无论近代的中国还是西方 ,大凡文化启蒙运动必起因于对于传统的反思或批判 ,其结果 ,往往会导致政治制度的变革和法制建设的兴盛。在此过程中 ,学者们基于其社会关怀而倡导的法治理念和道德观念亦往往成为变革中的政治制度及法律制度的精神向导。所以 ,考察近代中西方文化启蒙与法制建设的历史进程 ,并从中发现中西文化启蒙与法制建设相互关联的历史规律 ,同时辨明西方与中国近代化路径之异同 ,就成了当今中国法学者们应予以探讨的一个命题。     

法制现代化论纲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已被载入《中国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这预示着,在世纪之交,中国随着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深刻变迁,将步入法制现代化的进程。“法制现代化”是中国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题中应有之义。应当看到,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与西方国家17、     

中国古代亲属隐匿原则述论

“亲亲得相首匿”是中国封建法律精神的一条重要原则 ,影响了中国二千多年的立法 ,即使是在现代社会仍残余在部分人的观念中 ,研究这一体制的形成和发展有利于防止和消除其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造成的弊端 ,促进社会主义法制的健康发展。     

法制的本土化与西方化的思考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在现代化法制建设中应当认真予以取舍,对于其中的合理部分我们应当进行继承和发扬,同时我们也要学习西方的法律文化,并且结合我国的国情,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化国家。     

略论延安时期法制建设的基本精神

延安时期是新民主主义法制建设的辉煌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共中央、各抗日根据地和各解放区制定并颁行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开展了卓有成效新民主主义司法实践,这些法律法规和司法实践与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具有直接的历史渊源关系。回顾延安时期法制建设的光辉历史,总结其经验教训,尤其是深刻阐发和准确揭示延安时期法制建设的基本精神及其当代价值,对于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仍具有重要意义。(一)实事求是的法制思想延安时期新民主主义的法制建设,     

"李约瑟之谜"与中国科技法制建设--法理学的分析进路及启示

从法学视角反思"李约瑟之谜"后认为,西方近代科技和工业革命虽与其产权制度有关,但更重要的在于其宪政主义传统及其理性主义精神;当代中国科技法制建设,除建立健全知识产权制度外,更要弘扬宪政观念,倡导理性精神,培育法治意识与科学精神.     

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可能前景:超越西方,回归本土?

近代以降,西方的法律概念和法学理论随着坚船利炮不断“侵入”中国,并逐步支配了中国的法制建设和法律教育。在西方法学宰制下,固有的中国法律史研究范式也被取而代之,从而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对中国法律史的理解和叙述。为了克服西方法学宰制下的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弊端,真正理解和深刻领悟中国法律史的独特性和真精神,很有必要采取“超越西方,回归本土”的态度。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既要用“内在视角”来认识中国法律史的固有内涵,又要用“外在视角”来照亮中国法律史的独特意蕴。     

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律观 科学认识我国法的本质属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为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事业带来了繁荣,也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带来了繁荣.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法学工作者认真探索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法律理论和实践中所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开创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以及法学研究生机勃勃的新局面,为我国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 繁荣法学研究,全面推进法制建设

为了繁荣法学研究,全面推进法制建设,必须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和法律体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法学研究和法学会工作,提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能力;围绕大局突出重点联系实际加强法学研究,为全面推进法制建设提供有力的法学理论支持;弘扬创新精神,建立健全推动法学研究繁荣发展的新机制。     

从强化教育矫治入手 深入探索劳教工作特色

劳教工作作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项创举,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自创立以来,在维护国家政权和社会治安秩序,保障社会稳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长期以来,劳教工作特色不鲜明,理论研究、法制建设和工作实践创新不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工作的前进发展。鉴于此,必须树立改革创新的精神,大胆解放思想,以创建现代化文明劳教所为目标,以创办劳动教养特     

当前我国农村法制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法制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证。我国是农业大国,法制建设的重点和难点集中在广大农村地区,因而加快农村法制建设尤为重要。本文通过对当前我国农村法制建设的研究,找出、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加强我国农村法制建设的相关对策。     

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制建设的两重性及其发展趋向

党的十三大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新的里程碑。它不仅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高度,而且成为了我国现阶段一切工作立论的根据。运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来研究和探讨我国的法制建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法制建设具有两重性。正是这种两重性,构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制建设的基本特征的核心内容。本文拟对我国法制建设的两重性及其发展趋向,作些初步探讨。     

中国卫生法制建设三十年回顾（上）：《中国卫生法制》杂志社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整个社会始终处于深刻转型和快速发展之中，不仅基本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转型，而且逐步实现了政府管理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型，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卫生法制建设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卫生法制初步形成和不断完善的三十年。卫生法制建设的发展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更是卫生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制度保证。     

自然法与道法自然之比较

自然法思想是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源远流长的传统精神,若仅从字面意义上看,它与中国古代道家道法自然似乎异曲同工。本文将通过对西方自然法思想与道法自然思想进行比较分析,以寻求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并阐明自然法思想对当今我国法制建设的借鉴意义。     

论江泽民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思想

江泽民同志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治国思想,提出了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这是江泽民同志对毛泽东、邓小平法制思想的新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贡献。     

公务员精神与公务员制度

公务员精神来源于公务员制度的本质规定。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务员制度决定了中国公务员精神与西方公务员精神既有相同之处,又在“政治中立”这一点上有着根本的区别。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务员制度的不断完善,公务员精神的内涵也应当不断丰富和发展。公务员精神体现了公务员制度中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职业精神和时代精神。当前最为迫切的就是以个人自律、组织教育、制度控制、环境制约等为主要途径,从精神、制度与方法的有机结合上促使每个公务员真正成为“公务员精神”的实践者和体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