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视野下自甘风险制度的性质定位

《民法典》第1176条规定的自甘风险是首次出现在我国民事法律规范体系中的一项新制度.该制度的制定进一步明确了自然人在具有风险性的文体活动中的责任划分问题,有利于在司法实务中统一审判标准,实现公平正义.但作为一项全新的法律规范,关于自甘风险是否属于独立的法定免责事由这一问题学界素来分歧很大.因此,我们需要对自甘风险制度在...     

体育侵权的自甘风险规则分析

2012年伦敦奥运会,又一次把我国公民参与体育事业的热情激发了出来。近年来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使全民踊跃健身的同时也增加了现代体育行为中出现侵权责任的责任归责和法律界定的困难性,体育运动参加者之间出现的侵权行为,在国际类似的纠纷中,加害方往往使用受害方自甘风险规则对其行为进行免责辩护。而我国法律对“自甘风险”规则没有明确提及。从“自甘风险”归责处罚对于体育侵权中应注意的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和辨析,期望能对规范我国体育侵权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立和健全尽一份绵薄之力。     

论自甘风险的适用范围——与过失相抵、受害人同意的关系

我国同时继受了大陆法系的受害人同意、过失相抵和英美法系的自甘风险理论.就同一法律关系存在两套可资适用的制度,特别是过失相抵与自甘风险两种制度法律后果不同,有损于形式正义.考察比较法可以发现,英美法系区分自甘风险与比较过失主要依靠受害人对风险是否具有充足的认知;而大陆法系并没有自甘风险制度,相关案件以受害人同意、诚实信用...     

无过错责任中的过失相抵规则适用——以《民法典》第1173条的解释为中心

过失相抵规则适用的法律效果主要体现为行为人双方的责任分担,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之下,应当使过失相抵规则适用于无过错责任领域。但是,在立法对行为人规定极严格责任的情形下,可以就特定无过错责任类型作出过失相抵规则不予适用的特殊规定。我国裁判实务中对于过失相抵案件的审判已经出现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的类型化区分,但对于过失相抵规则具体适用的责任分担尚缺乏足够共识。     

风险社会视域下大规模侵权的成因、困境与法律应对——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反思西方风险社会理论

西方风险社会理论揭露出科学的负效应,将现代社会风险滥觞的缘由归于现代化的自反性和由企业、研究机构、官僚系统形成的共谋型利益共同体的运作,却未指明风险社会的真正出路,其症结在于对资本决定性作用的忽略。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角度,风险社会的根源是由资本所驱动的利益共同体的运作。大规模侵权是风险社会的一种极端表现。现行侵权法由于损害赔偿的救济力与震慑性阙如、因果关系的多维与错位等缘由无法对大规模侵权进行有效规制。应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方法论,从资本的维度重审大规模侵权的成因与治理困境,适度扩张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缓和因果关系证明标准。     

公共产品视角下校车安全保障的政府责任——兼评《校车安全条例》

无论从公益性还是交易成本角度考量,学生校车服务都具有公共产品属性,通过公共财政为学生校车提供安全保障应是政府义不容辞的义务。站在公共产品的视角,通过对校车公共产品的分析和对国外校车安全保障中政府责任的考察,本文认为《校车安全条例》在政府责任方面仍有较大改进余地。     

侵权法上公平责任的适用:立法与司法的比较研究——对《侵权责任法》第24条之理解

公平责任是民法公平原则在侵权法上的具体化。一般而言,公平责任包括作为归责原则的公平责任原则与作为责任分配结果的公平责任两种类型。关于《侵权责任法》第24条的定位,存在立法和司法两种不同态度,立法倾向于作为责任分配结果的公平责任,司法倾向于作为公平责任原则,作为折衷,第24条应定位为一种兜底性归责条款。在司法适用上,应明确其构成要件和适用范围,并严格按照构成要件做出裁量和判决。     

《民法典》第1235条的生态环境恢复成本理论阐释——兼论修复费用、期间损失和永久性损失赔偿责任的适用

我国《民法典》第1235条规定了修复费用、期间损失和永久性损失赔偿责任。第1235条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司法解释的智慧,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法国《民法典》和美国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的经验。按照生态环境恢复成本理论,修复费用相当于采取基本恢复措施的费用,期间损失相当于采取补偿性恢复措施的费用。因此,生态环境恢复成本是修复费用和期间损失的总和。修复费用和期间损失赔偿责任的适用至少应具备两个条件:其一,生态环境恢复工程措施在技术上可行,具有可操作性;其二,生态环境恢复工程措施在经济上合理,采取恢复工程措施的成本不得远远高于预期收益。永久性损失赔偿责任不适用于受损生态环境可以自然恢复的情形。为了解决自然恢复情形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具体承担方式问题,《民法典》第1235条第1项中的“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可以扩大解释为涵盖“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自然恢复期间”。在自然恢复的情形下,法院不宜将运用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出来的生态环境损害数额认定为修复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