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裁到预防: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机制研究

两个"证据规定"实施以来,关于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标准应当同审判阶段完全一样的看法,是对立法与司法的误读。受此影响,在规则要求与追诉职能配置之间、在严格的程序法定主义与控制犯罪的诉讼目标之间形成了一种内在的紧张冲突关系。在审查起诉阶段,平衡这种冲突关系的功能性机制是预防性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源于审查起诉与审判阶段的功能差异。但预防性适用有其前提条件,即所适用的非法证据须具有真实性。如真实性没有问题,应根据其违法程度、补救必要和补救条件分别加以处置,其补救方法包括补正、解释和重作。     

浅谈已核准死刑犯会见家属权

保障已核准死刑犯的基本人权在我国有史可鉴，国际上也有相关法律规定，它是衡量一个国家的法治发展状况的重要标准，有助于发挥刑法的报复感情绥靖机能。其实现过程中存在一审法院在接到核准执行死刑决定书时不积极履行告知义务，会见主体被限制，实践中缺乏配套制度最终决定权属不明确，对待已核准死刑犯或者其近亲属提出的“在限度之内的”其他要求做法不一等问题。为此，应将对于死刑犯会见家属权利的规定上升到基本法律的高度，必须将告知程序前置于死刑执行之前，执行死刑命令下达后及时通知被执行死刑犯的近亲属、律师，确定相关会见细则问题，确定最终决定权归属问题，在限度内的其他要求要有基本原则的指导。     

论“新的证据”在民事检察工作中的适用

《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再审和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事由是相统一的,并将“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列为第一种条件,但规定对“新的证据”在民事检察工作中应如何把握与运用未作任何限制。通过本文的拟写共同探索“新的证据”在民事检察工作中的适用。     

关于新刑诉法中“技术侦查措施”规定的理解

新刑诉法对“技术侦查措施”有新的规定.解读这些规定主要涉及以下方面内容:技术侦查措施的含义及其特点、种类、技术侦查措施与常规刑技措施的区别;技术侦查措施的三个适用范围、一个适用环节、三个适用对象的立法规定;技术侦查措施的控制原则、使用主体、批准与决定主体、执行王体、审批程序、监督机制;使用技术侦查措施获取证据材料的证据效力的条件、证据材料使用规则.     

浅论知识产权的刑事保护

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有如下原因：《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中将“情节严重”量化后,法定数额标准偏高,一般很难达到追诉标准;知识产权侵权性质界定较难,一般难以进行司法认定;计算违法数额的方法、标准没有具体规定;法律规定的尺度宽严不等,实践操作比较困难;司法鉴定难,制约了对侵权案件的查处。应研究建立打击和防范协作机制,努力提高自主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减弱;知识产权刑事保护水平只能提高,不能降低。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刑事保护视域下“复制”行为的司法认定

在涉计算机软件侵犯著作权罪的司法认定中，“复制”行为的认定一直是困扰司法实践的难题。从法教义学分析，涉计算机软件的“复制”意涵理解与界定有其独特性。尽管现行立法没有规定“接触+实质性相似”规则，其却成为认定“复制”行为的普遍遵循。因难以取得直接证据予以证明，司法机关对“接触”的判定多适用推定规则，但应区别于民事案件且应当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对“实质性相似”的认定缺乏统一裁判标准。“实质性相似”不限于计算机软件的整体比对，相似的比例应否具有刑事追诉门槛存在争议。需要通过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进一步明确“接触+实质性相似”的判定标准，统一“复制”行为司法认定的裁判尺度，加强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刑事保护。     

中国死刑适用问题实证研究——对京、鄂法律实务界的调查访谈

我国刑法规定的死刑适用条件不方便实践操作,适用标准难以做到统一,罪名范围过宽,存在不平等的现象。我国刑法规定的绝对死刑条款具有合理性;确定死刑的对象应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其适用应适当考虑民众因素。废除非暴力犯罪的死刑、限制暴力犯罪的死刑适用是未来努力的方向;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是确保死刑适用标准统一的有效途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我国的民事诉讼

20 0 2年 4月 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标志着我国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判断标准得以正式确立。但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不够明确 ,内容也不全面 ,需要作进一步完善 :明确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对象 ;进一步明确和细化非法证据的判断标准 ;建立非法证据排除机制 ;明确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 ,即“必然发现的例外”和“善意的例外”。     

经济犯罪立案追诉标准的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既不是司法解释，也不是部门规章，而是一种准司法解释性文件；该立案追诉标准的制定遵循忠实、呼应、稳定、适应与操作性原则；立案追诉标准涉及的89种犯罪中，有62种既可由自然人构成，又可由单位构成；立案追诉标准对自然人犯罪与单位犯罪适用统一的立案追诉标准；立案追诉标准对于一些社会危害性较为严重或者无法量化的行为犯，不采用数额化方式规定，对于常见多发的行为犯，采用数额化方式规定。     

被追诉人合法权益保障机制研究

虽然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了一些保护被追诉人合法权益的措施,但无论在立法抑或司法上都存在很大缺陷,完善被追诉人合法权益保障机制,应在立法上明确规定无罪推定原则,确立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完善审前程序的司法控制,完善被追诉人辩护权、知情权、财产权的保护制度以及被追诉人的人身检查制度。     

大学章程核准中的若干问题探讨——以教育部核准六所大学章程为例

核准是《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专章规定的大学章程生效的关键一环。近期,教育部已经对第一批六所大学的章程进行了核准,这对于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但在核准的过程中,关于大学章程核准的性质还存在争议,核准的主体、程序等亟待完善。     

完善我国辩护律师核实证据制度的路径选择

我国现阶段辩护律师核实证据制度存在法律规定不明,标准不一,辩护律师积极性不高等弊病。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被追诉人仍然为证据信息的主要来源,公权对私权的不信任,控方证据垄断等。借鉴域外刑事司法经验——突出被追诉人作为程序主体的基础上,兼顾保护其他合法权益的目的。进而提出构建以核实为原则,以不核实为例外的核实证据制度;以风险评估为基础的负面清单制度;以审判为中心的核实证据配套机制等完善路径。     

监察讯问录音录像调取制度之反思与完善

对监察讯问录音录像的调取，能够发挥监督制约监察机关调查工作、保障被追诉人合法权利以及证明讯问合法性、证据真实性的功能。但是，目前调取监察讯问录音录像面临着一定的困境，特别是被追诉人、辩护人申请调取权制度的不完善，让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被追诉人的权利难以得到充分保障。再者，在未能调取到监察讯问录音录像的情况下，虽有一定的后果规定，但仍不充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难以适用。为了更好地促进法法衔接，必须完善监察讯问录音录像的调取规则，使监察讯问录音录像的调取真正发挥出应有的功能。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适用疑难与教义学表述

生效案件已经暴露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罪质不明、追诉标准阙如、司法竞合处置有失妥当、积极适用的司法导向淡薄等问题。基于“利用信息网络”的行为特质,应明确《刑法》第287条之一的网络独立预备犯之立法旨趣,是一般性罪名,起基础性的规制功能,取代《刑法》第287条发挥司法兜底之用。不宜限制解释“其他、等‘违法犯罪’（信息、活动）”,扩张解释更符合第287条之一法定的相对有限的一般性规制功能。“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是限制刑罚处罚的提示性规定,本罪在实践中与关联犯罪的实质竞合概率应极低。应确认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秩序的具体法益内容,固化其释法机能。应明确“情节严重”的具体追诉情形,注重通过案例指导制度提供持续性的司法供给。     

论我国刑事附带搜查制度的重构——以美国法为参照的分析

刑事附带搜查,是指执法者在执行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之时,基于“保护执法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安全”和“避免证据毁损或灭失”的目的,搜查被追诉者的无令状搜查制度。构建我国真正的附带搜查制度,必须将其与有证搜查、紧急搜查区分开;立法应当明确规定附带搜查启动的具体要件,严格限定附带搜查的实施范围,完善对违法附带搜查的救济措施的规定。     

论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之建构

我国民事诉讼中关于“证明标准”的立法规定显得过于粗疏,应进一步建立相对确定的证明标准。在设计证明标准规则体系时,应考虑下列因素:案件的性质;案件的重要性;案件发生的概率和案件证明的难易程度。由于案件的性质不同及处理产生的社会影响不同,我国民事诉讼不应一律实行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对于一般民事案件,适用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而对于性质严重的重大和发生概率低的案件一般应适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     

论我国证据制度中的推定

在证据制度中,推定是一项重要内容。善用推定和防止滥用推定是理论和实践中值得研究和关注的问题。文章通过分析推定在我国诉讼法中的体现和司法实践中对推定的适用情况,得出面对复杂的案件,法律条文对推定原则的规定存在缺陷的结论,提出了“应正确界定推定及范围”和“应当规定适用推定所具备的条件”的立法建议。     

论性侵未成年人案件认罪认罚“明智性”的实现

刑事诉讼法已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确立为一项基本制度，必将推进认罪认罚适用的广度与深度。“明智性”是认罪认罚的重要构成要素，是被追诉人基于理智思考后的作出的利己决定，“明智性”具有确保认罪认罚自愿性、提升检察办案质效、提高司法效率等功能。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在性质、证据构造等方面具有特殊性，可能影响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明智性”的实现。通过加强尊重被追诉人的诉讼主体地位、释法说理、认知矫正、证据开示、合理抗诉等工作，有利于提升性侵未成年人案件认罪认罚明智性，推进此类案件认罪认罚的广泛适用。     

对我国行政立法监督的思考

一、关于进一步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对行政立法监督职能的思考为了保证民意代表机关作为主要立法者的地位,行政立法权必须受到立法机关的监督和制约。立法机关监督和制约行政立法的主要方式,就是在授权法中明确规定授权围,行使所受之权的目的、条件、方式、原则、程序,从而保障基本的政策性决定由直接向人民负责的机关规定,使行政立法在符合立法机关所规定的标准之下进行。我国也应考虑适用上述原则。一方面,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做出规定,同时对行政机关的立法权进行严格限定,也就是使行政立法约束在立法机关的标准之下。可喜的是,…     

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理解和适用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承担证明责任的侦查、检察机关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英芙法系国家的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大陆法系国家的标准是“内心确信”、“高度的盖然性”。我国学术界有客观真实、主观真实、法律真实和系统标准等不同主张，现行立法上确定的是比较抽象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标准，具体适用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实体事实、程序事实的证据，而且应当从犯罪构成、量刑情节、排除刑事责任等方面的事实和证据理解和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