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商标侵权诉讼中合法来源抗辩条款的适用问题探析

我国《商标法》设置合法来源抗辩条款的法理依据是民法学中的善意第三人理论，其目的在于保证交易安全，鼓励市场流通，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根据《商标法》总则第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合法来源抗辩条款当然适用于服务商标侵权诉讼，但具体适用时应注意服务商标交易的特殊性，因《商标法》中缺乏相关细节规定，操作性较差，建议在《商标法》第三次修改时，设立专章对服务商标的创造、运用、保护、管理等各个方面的特殊性进行详细规定。     

论“合法来源抗辩”在地理标志商标侵权案件中的适用

法院对合法来源抗辩的适用要件理解不清晰,导致对地理标志商标侵权案件中的合法来源抗辩附加了不必要的高标准。以“景德镇陶瓷”系列维权案为例,存在证据审查过严、附加不合理要件的适用困境。主观要件“不知道”应理解为“不知且不应当知道”,与其他部门法和TRIPs协定保持体系一致。“合理的注意义务”仅针对物权的合法取得,不要求进行知识产权权利审查。客观要件“合法取得”仅指正常交易途径取得,不要求“自原产地取得”或“自授权途径取得”。客观要件“说明提供者”应仅为形式要件,不应以此要件为由要求销售者进行实质举证。     

寻衅滋事罪的司法认定问题

寻衅滋事罪是罪刑法定原则在立法当中不断落实的一个结果,代表着刑事立法技术的不断发展,但是同样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一罪名将各种对社会产生危害的行为都纳入自身的管辖范围内,其原始的目的是确保公民的每一项合法权益都能够得到保障,但却事与愿违。由于这一罪名的表达较为模糊,所以人们逐渐也丧失了对于这一法律的预知性,由于这一罪名的界定界限不够严格,所以其逐渐处于无形的辖制当中。在近些年以来,各种与寻衅滋事罪有关的案件经常出现,因此这一罪名的司法认定也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析交通肇事逃逸的认定

参照刑法中关于犯罪构成的理论,认定交通肇事逃逸的标准即交通肇事逃逸的主体必须是交通事故当事人,主观方面必须以行为人明知自己已经发生交通事故为前提,以逃避法律追究为目的;其侵犯的一般客体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律规范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客观上行为人具有逃逸的行为,逃逸的空间要素是交通事故现场。     

物业费纠纷中服务不到位抗辩的司法认定

当前物业费纠纷的司法实践中,鲜有被告业主获判减付物业费继而胜诉的判例。然而,在这种“一边倒”的现象背后,物业企业确实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服务不到位问题。通过研究现行的物业相关法律依据,结合发达地区的司法实践先例,可以发现被告业主完全可以通过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达到减付物业费的目的,而法院应当本着对业主负责同时督促物业企业改善服务的宗旨,针对物业企业部分义务未履行或履行存在瑕疵,导致相应服务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形,作出相适应的减付物业费的判决。     

论知识产权侵权认定制度的正义性

我国知识产权立法规定知识产权侵权的认定,主要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但这不符合法律的正义理念。应当根据过错责任原则,依被控侵权人的主观态度和客观行为,适用诚信原则和权利不得滥用原则进行具体认定,对其行为予以是否构成侵权的判断。     

共同犯罪的司法认定

对共同犯罪的认定,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共同犯罪的主体认定;(二)共同犯罪的客观方面认定;(三)共同犯罪的主观方面认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常常会出现一些较为复杂的共同犯罪情形难于认定.本文列举出一些比较常见的但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的共同犯罪情形,并对其进行了探索.     

认定主观要件的客观标准

我国现行刑法采取主同相一致原则，但在理论上或是司法实践中，关于主观要件认定是个难点，也是重点。正确认识和区分主观要件的内容，对于理论和实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人认为主观要件认定根据应当是危害结果发生可能性和行为人认识能力的有机统一。     

多次盗窃的司法认定

《刑法修正案（八）》颁布后,对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行为进行单独犯罪化处理。司法实践中,应结合具体情况,对多次盗窃进行司法认定。“多次盗窃”可界定为一年以内三次以上非较大数额的一般盗窃。应当将盗窃预备、中止、未遂行为纳入“多次盗窃”的认定范围,当且仅当纳入多次盗窃认定范围的各盗窃行为均系未完成形态时,多次盗窃构成的盗窃罪才可能存在未完成形态。     

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谋利要件的司法认定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是该犯罪构成客观要件要素;在“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认定上,只要受贿人收受了请托人财物,受影响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已经实施了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不论谋取的利益是否实现,均可构成该罪;该罪中的“不正当利益”包括其本身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利益,也包括除行贿手段之外在其他程序上违法而取得的利益。     

作为过错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非法性与过错——我国过错侵权责任制度应当采取的规则

非法性同过错的区分原则仅仅是少数国家的法律所规定的现象,大多数国家的侵权法认为过错同非法行为是内涵和外延等同的概念;过错实际上是一种注意义务的违反行为,是一种非法行为;将非法行为看作过错之外的独立构成要件既违反了我国《民法通则》的明确规定,也违反了民法所贯彻的法典内在平衡的公共政策,还违反了当代侵权法的发展潮流;废除主观过错理论,确立客观过错理论是我国未来侵权法应当坚持的重要原则。     

论侵权法中因果关系的认定

侵权法中的因果关系理论乃是哲学中因果关系理论在法学中的运用，与哲学中的因果关系认定相比，侵权法中的因果关系认定具有较强的主观性，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有机统一。虽然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有关侵权案件的因果关系认定规则并不相同，但其价值追求却是相同的，即追求公平正义。侵权法中的因果关系认定主要是一个司法问题而不是立法问题．因此在侵权法中设计因果关系认定规则应当采取司法主义的逻辑进路。     

多次盗窃的司法认定

《刑法修正案（八）》颁布后,对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行为进行单独犯罪化处理。司法实践中,应结合具体情况,对多次盗窃进行司法认定。“多次盗窃”可界定为一年以内三次以上非较大数额的一般盗窃。应当将盗窃预备、中止、未遂行为纳入“多次盗窃”的认定范围,当且仅当纳入多次盗窃认定范围的各盗窃行为均系未完成形态时,多次盗窃构成的盗窃罪才可能存在未完成形态。     

犯罪集团的司法认定问题研究

对犯罪集团概念的正确界定,有一个发展过程.我国现行刑法给犯罪集团作了明确规定.它具有成员多数性、共同实施犯罪的目的性、较强的组织性、相当的稳固性.对犯罪集团的司法认定,要从这些基本特征出发,将犯罪集团与一般违法群体、普通共同犯罪、犯罪团伙、有组织犯罪以及犯罪法人等区别开来.     

浅论赃物犯罪的司法认定

赃物犯罪是一类性质较轻的犯罪 ,但其社会危害性却不可低估 ,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与财产犯罪、经济犯罪联系紧密。本罪的客体是司法机关的正常治动 ,主观方面是故意 ,主体是一般主体。加强对赃物犯罪的惩治 ,可以有效遏止财产犯罪、经济犯罪、毒品犯罪等其他犯罪。     

论侵占罪中“代为保管”的司法认定

侵占罪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行为人首先是以合法方式持有他人的财物,然后非法将该财物占为己有,拒不退还.对于"合法持有"如何认定,因刑法第270条第1款和第2款规定的犯罪对象不同而有所不同,需要分别加以研究.     

论驰名商标司法认定中基础理论的缺失

驰名商标司法认定是将驰名商标保护从字面上的法律转化到行动中法律的第一步,认清驰名商标基础理论与驰名商标司法认定之间的关系是理论上澄清如何对驰名商标司法认定关键的问题.驰名商标的反淡化保护截然不同于驰名商标的反混淆保护,它是迄今为止商标法所能提供给商标权人威力最大的救济手段和进攻武器,因此适用淡化理论的驰名商标的驰名度要求要远远高于适用混淆理论的驰名商标,这不仅体现在驰名的群体范围,也体现在驰名的公众比例.     

谈合同中撤销权的行使

撤销权是债权的扩张 ,是一种实体权 ,其行使应依据债务人是放弃到期债权、无偿转让财产还是以明显不合理的底价转让财产的不同情况 ,确定其有效成立要件。     

浅谈形迹可疑型自首的司法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1条规定: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现,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的,视为投案自首。这就是所谓的"形迹可疑型自首"。司法实践中,各地对形迹可疑的范围缺乏统一的标准认定,从而导致了对形迹可疑型自首认定存在着一定的偏差,甚者为有些不法分子提供了便利。笔者以平常工作中接触的实案为例,就实践中怎样认定形迹可疑型自首仅作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