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性别的视角看我国立法中的性别不平等

我国法律对女性权益的保护,在相当程度上,还停留在形式平等的层面上,立法中还存在对女性极益保护的各种歧视。我国应完善立法,以达到男女权利实质平等。     

深圳首推立法促进性别平等

6月28日，《深圳经济特区性别平等促进条例（草案）》顺利通过了深圳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的三审，标志着中国大陆地区首部性别平等地方法规正式出台。目前，世界上已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台了性别平等法，而在中国大陆一直是空白，深圳在大陆首推性别平等地方立法，属于破冰之举。     

论女权主义与婚姻的性别基础

社会性别建构在其理论提出之初,只是在哲学层面上作性别平等的探讨,而后女权主义法学流派形成,则带着一定的政治目的将社会性别建构进一步运用到国家法律实践中。本文注重从哲学理论出发探讨性别平等,再以性别平等为基础推及婚姻性别基础,主张在婚姻性别基础中应消除对同性缔结婚姻的排斥,从道德及立法上给予同性婚姻与异性婚姻同等的社会保护和法律保护。     

性别平等如何可能——周安平《性别与法律——性别平等的法律进路》读后

周安平的专著《性别与法律——性别平等法律进路》从解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二元结构入手,分析了性别平等的结构性障碍,并在此基础上论证了性别平等的法律进路。但是,周著对于性别平等尽管从理论上提出所谓的法律进路,却仍然无力解决性别平等的现实难题。颇有深度地解构与重构反映了周安平教授这一著作所具有的学术意义,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学术功力。同时,对性别平等的现实难题未能提供的切实可行的答案也反映了其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意义与不足总是同在,这也许就是学术的魅力之所在!     

平等对待与倾斜保护——妇女法立法目的及其价值理念分析

妇女法是特定历史时期法律制度的产物.妇女法诞生于法律体系的根本动因在于通过推进性别平等和对妇女倾斜保护两条路径最终实现两性关系的最佳模式--性别公正.这种为单一性别群体进行专门立法的合理性在于该法追求的价值理念的正当性.     

德国养老金制度改革:欧洲经验及其对性别平等的启示

论文旨在研究社会变革和养老金体系之间的关系。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有偿工作决定了他们的养老金水平。因此,在女性较早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欧洲国家,老年女性得到的保护程度较高。而在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中,性别对就业参与的影响较大。因此,防止贫穷的公平养老金政策不应将劳动力市场作为切入点,它必须为所有阶层的女性和男性改善就业机会。在社会性别关系现代化实现较早的国家,养老金体系符合"贝弗里奇模式":一个由强制性职业养老金补充的全民基本养老金能够更有效地防止老年贫困、促进妇女独立。在社会性别关系现代化实现较晚的国家,养老金体系取决于收入和缴款。这些"俾斯麦国家"在防止贫困方面的效力较低,女性对男性的传统依赖得以存续。虽然贝弗里奇国家采取了紧缩政策,但它们还是为女性提供了较好的防贫保护。贝弗里奇国家的经验表明,为了对抗贫困,必须既有法定最低养老金,又有强制职业养老金。     

性别平等:联合国人权条约机构的实践及其启示

社会性别主流化要求对既有法律和新立法的社会性别检审,男性和女性同为性别歧视的受害者,促进性别平等应该具体考虑妇女在社会中面临的不利地位以及同性恋问题在对现有国际人权法的挑战。这是案例是来自国内社会(其中一些有跨国的因素)、由国际人权条约机构处理的社会性别实践。考察这些实践,有益于我们了解社会性别主流化在全球化层面上的情况,并获得本土化的启示。     

基于“男孩危机”现象对性别平等教育的思考

随着社会对女生教育问题的重视,人们都意识到现在的女生在某些方面在不断超越男生,著名的教育专家孙云晓公布调查数据更显示了"男孩不男"及男生在不断落后于女生等现状,这种现象被称作"男孩危机"。本文主要从我国性别平等教育视角下分析"男孩危机"现象,认为这种现象存在有其必然性,从我国性别平等教育中探究这种必然性存在的原因分析,最后对我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两性平等对策分析,促进女孩发展并等不意味着削弱男孩发展,两者并非此消彼长的"零和"关系,而是相互促进的"共赢"关系。     

妇女平等权的立法保护与性别预算——基于国际和国内比较的视角

妇女享有与男子同等的地位与权利是实现两性平等以及妇女自身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将妇女平等权纳入宪法及法律成为世界发展的潮流。本文基于国际和国内比较的视角,对中国妇女平等权的立法保护进行了梳理,继而分析了"性别立法"和"性别预算"等促进妇女平等权的新政策工具在中国的开展和实施,以期进一步推动男女平等在中国的真正实现。     

反腐败30年:我国贿赂犯罪立法回顾与前瞻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与经济体制的转变,贿赂案件的发案数由少到多、涉案金额由小到大、贿赂形式由简到繁、损害程度由轻到重。为了适应经济发展与惩治贿赂犯罪的需要,我国贿赂犯罪刑事立法也在不断发展与完善,并呈现出自身的特点。在我国30年刑法惩治贿赂犯罪的过程历史进程中,一些案件曾经引发罪与非罪、此罪彼罪的激烈争议,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的是非争论,有些绵延至今仍未完全平息;还有一些涉及贿赂犯罪立法的理论问题,也曾引发理论界的深入讨论,其中一些意见已经被现行刑法所吸纳。有必要以自身国情为基础,多视角、全方位地检视我国的贿赂犯罪立法,不断吸收国外成功经验,遵循国际间共有的刑事法共同准则,完善我国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     

家庭责任分担立法与中国女性平等工作权的实现

虽然男女平等分担家庭、工作场所的权利、权力和责任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男女平等立法的重要原则,但有关男女平等分担家庭责任立法在我国至今为止还处于缺席的状态。这反映了性别本质主义和公私领域的二元划分对我国女性工作权立法的影响,也暴露了我国立法对女性地位和作用的忽视。男女平等分担家庭责任立法的缺失已成为妇女充分进入工作领域的一个障碍,也与目前国际范围内的女性工作权的立法趋势和理念相悖,中国女性平等工作权的实现呼唤中国男女平等分担家庭责任立法的早日出台。     

WTO与中国税收立法的改革

1994年,我国进行了一次深刻的税收法制改革,从此以后一个新的税法体系开始运转,并在一段时期内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1994年税制改革仅仅只是朝着重构我国税法体系这个漫长的道路上迈出了最初的一步。为了与我国经济体制转型和政府财政行政管理方式变革齐步并进,适应我国加入WTO的需要,我国迫切需要进行新一轮的税法体系的改革来调整市场经济的发展。本文针对我国税收立法存在的问题,试图提出改革的建议。     

立法与改革:以法律修改为重心的考察

1978年以来,中国逐步从"创法时代"迈向"修法时代"。1978—1993年,是中国改革启动及社会开始转折的艰难阶段,立法工作的重心放在对"政治屋顶"的修缮甚至重构上。1993—1998年,立法理念总体上注重与改革发展的决策相结合,市场经济法治化初现端倪。1998—2008年,法律创制步伐放缓,法律修改力度加大,市场经济法治化全面铺开。2008—2014年,立法进入引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梳理与总结1978—2014年改革进程中法律修改的基本经验,分析立法工作重心逐步向法律修改转移的特点,有助于准确理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立法与改革关系的规律,更好地观察和把握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和未来趋势。     

改革开放30年来公司立法的回顾与前瞻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我国<公司法>走过了30年的立法历程.我国公司法虽经多次修改,但尤以2005年新<公司法>修订幅度最大.新<公司法>对传统的公司法理论有多方面的的理论突破和制度创新.即使如此,由于时间仓促,2005年新<公司法>仍常有阶段性修改、中度修改的特点,因而仍存在着一些不足,需要再接再厉,进行新一轮的制度创新,使<公司法>愈来愈完善.     

增值税改革与立法的法治逻辑

增值税的改革与立法都要遵循相应的法治逻辑。审视我国多次实施的增值税改革试点及其涉及的法治问题,有助于明晰法治逻辑的重要性。增值税改革和立法应遵循一般法治逻辑,符合统一原则、公平原则、协调原则的要求,以增进改革和立法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同时,还应将增值税的基本原理与法治原则有机融合,体现税收领域的特殊法治逻辑,并据此确立增值税的立法模式、立法结构、立法内容等,从而不断提升增值税的立法质量。对上述两类法治逻辑的全面兼顾,有助于实现增值税领域的良法善治,如将其扩展至各类税制改革和税收立法,会更有助于优化税收职能,推进税收法治现代化,并由此保障和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疏离与回归:女性继承权的制度建构

女性继承权的制度建构,经历了性别平等逐步消解性别歧视的社会发展进程。原初社会女性神圣及诸子均分德性的道义判断,使女性继承权的初始享有占得先机。而男尊女卑、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与深化,使女性继承权遭遇排挤与遮蔽,引发女性继承权与性别平等的继承权以及崇男抑女的男性继承权的道德疏离与制度疏离。只有重塑人格平等、意思自治、弱势关怀、社会本位的价值基础,才能建构社会性别平等的继承权制度体系,并在继承观念的矫正与继承立法的干预下,实现女性继承权的回归与保障。     

"婚姻和生育的分离"与我国结婚制度的改革

近代以来,婚姻和生育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渐分离.婚姻和生育的分离要求婚姻权和生育权、婚姻制度和生育制度应当分别立法规定.我国婚姻法应当在禁婚亲、禁婚疾病和法定婚龄方面做出因应.     

当代中国处理立法与改革关系的策略

当代中国立法与改革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30多年来,为妥善处理这一关系,我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背景下,采取了不同的策略。立法推动改革前进的策略曾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取得巨大成功,但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遇到阻滞和曲折;立法适应和服从改革需要策略的运用,积累、形成了经验主义和工具主义的立法思想;立法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策略,经过了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取得了成功,但也存在值得注意的问题。现在,改革又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妥善处理立法与改革的关系,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任务。     

身体与法律——基于中国共产党婚姻立法史的考察

身体在西方学术话语中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在中国尤其是法学界对此分析少见。实际上,跳出生物—生理学约束,身体是在社会—政治框架下作为建构的存在。中国共产党对婚姻的立法史,正是对身体不断塑造和建构为符号同时态的符合政治与社会变迁的过程。身体从客体转变为主体,从禁锢的传统权力中解放出来,通过法律来释放它应有的张力。在当代,社会多元背景下身体秩序(婚姻)的表达越来越多元,甚至与法律不相同的路径,表明身体作为被建构者到建构者的一种微观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