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的双重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证明中程序证明标准是一个新概念 ,该概念与实体证明标准并列。通过对两者的比较、分析及其运行的探讨 ,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科学化、理性化注入了诉讼公正与正当程序要求 ,为实现诉讼文明提供了实质性条件     

略论证明责任的法律适用

两大法系关于证明责任之法域属性虽然存在不同认识,但是,晚近以来,将证明责任识别为实体问题已成为两大法系的共同趋势。从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乃是将证明责任识别为程序问题并适用法院地法。本文认为,这一做法并不妥当,今后的立法和司法解释应明确将证明责任识别为实体问题,并适用实体法律关系的准据法。     

浅谈证明标准及刑事诉讼“排除合理性”标准

我国的证据规则随着发展需要不断修正和完善,证据规范体系已逐渐明晰化,鉴于证明标准是证据规则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本文对其进行了简要概述,并对法律真实说概括下的刑事诉讼排除合理性标准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提出看法和分析。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论争之析解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论争在法学界由来已久,二者均是关于证明标准的学说。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间论争的表象与焦点,说明其各自存在作为证明标准的自足体系,指出二者论争的实质,最终揭示司法裁判可接受性的基础。     

也论刑事证明标准的确立

刑事证明标准的不明确 ,使刑事诉讼的证明过程显得杂乱无序。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要在程序公正与诉讼效益之间寻求平衡点。这直接影响到证明标准的确立。西方的“必然的确实心证”或“排除合理怀疑”更注重证明的程序性。作者认为 ,在确认诉讼事实是一种证据事实的前提下 ,刑事证明标准应更多地体现程序的价值 ,注重证据规则的运用。     

民事法律推定的概念检讨

就我国理论界对法律推定概念的认识而言,现存三种概念观：一是宽泛地认可法律规定的推定为法律推定;二是将法律推定作为程序范畴内的事实认定方法;三是认为法律推定属于实体层面的立法问题。法律推定在语义上的多重指代,使对于其识别、类型、效力等具体问题的认识陷于难以调和的分歧。归根结底,不同的概念观源自比较法资源的继受差异,而法律推定的定位本需与一国的制度需求和理论体系相适配。在我国,考虑到立法与司法二分的体制要求,以及实体推定与程序推定二分的体系理性,故宜采纳实体概念观。应从立法目的出发,识别可推翻的法律推定和不可推翻的法律推定,并明确可推翻的法律推定本质为证明责任的倒置。     

没有程序公正是万万不能的

正义不仅应当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这就是程序公正的重要价值所在。程度公正不仅是实体公正实现的前提和保障，而且本身也具有独立的价值。正当的法律程序，对于限制随意性、化解矛盾、缓解冲突、补救权利、防止权力滥用、树立政法队伍形象，     

浅议“排除合理怀疑”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借鉴意义

证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其自身内容丰富、观点繁杂,证明标准在不同法系国家的理论体系与实践中都存在着一些差别。英美法系国家奉行的是“排除合理怀疑”,大陆法系国家的表述是“内心确信”、“高度的盖然性”。我国则是以“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为证明标准。随着我国诉讼理念的发展以及对证据制度的深入研究,我国不少专家学者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及“排他性”,”惟一性”这一标准过严、过高,无法达到,本文认为我国应当在法律真实说的基础上确立“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证明标准。     

诉讼中“证据占优势”标准的可行性分析

文章对三大诉讼的证明标准进行了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对“证据占优势”证据标准加以理性剖析,认为其体现了“谁主张谁举证”的普通性举证责任原理,体现了达到“法律真实”的证明任务的要求,体现了民事诉讼中的民事意思自治原则和诉讼经济原则;从理论层面、制度背景、法律规定、公民诉讼观念的转变以及司法实践等五个方面对“证据占优势”证明标准在我国的可行性进行了探讨.     

对瑕疵证据“合理解释”的解释

只有对不可补正的瑕疵证据才能以合理解释方式进行证据能力的修复,无证据能力的证据不得进行补正或合理解释。对瑕疵证据进行合理解释主要是要解释瑕疵形成的原因及瑕疵并未导致虚假证据。从根本上看,合理解释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证明采纳瑕疵证据的正当性的过程,因此,"合理"的标准问题也即这个证明过程的证明标准问题。对于不影响证据真实性的瑕疵,控方的解释及证明达到优势证据标准即可;而对于可能影响证据真实性的瑕疵,则应当达到更高档次的证明标准,但无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禁酒令”的是与非

一年前，河南信阳雷厉风行地实施“禁酒令”，得到老百姓的广泛支持。然而与此同时，河南的不少酒类企业暗暗叫苦，效益下滑，损失惨重。酒类企业委托律师论证后，称“禁酒令”违法，欲申请修改或撤销。但政府部门称禁酒是为了公共利益，法学专家也认为“禁酒令”符合法治精神……     

从“德发案”看税收核定司法证明标准的适用

税收核定因涉及对税法不确定概念的理解，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和裁量性，容易引起征纳双方对纳税事实的争议。法院在处理税收核定争议时，采取何种证明标准直接影响案件的处理结果。最高人民法院在“德发案”审理过程中，对司法证明标准的拿捏与适用可圈可点，但也仍存在不足之处。从该案证明标准适用过程可以看出，税收核定中的待证事实存在证据收集的难易程度、行政机关与相对人力量对比以及违法行为严重程度的差异，因此有必要以待证事实为轨道，以中立性适用为原则，构建一套有层次的税收核定司法证明标准体系及适用规则，以此保证税收核定司法审查的相对稳定，并为税务机关实施税收核定提供参考标准，最终提高纳税人经济行为税收评价的可预测性。     

司法公正的逻辑解读

关于司法公正的理解存在两条迥异的逻辑思路:一种认为在司法活动中应当以追寻客观事实为出发点,以实现实体公正为目标,并以社会标准对司法公正与否进行评价;另一种则认为在司法活动中应当以法律事实作为逻辑起点,从而追求程序公正,并以法律标准对司法活动过程和结果进行评价。在比较这两种思路的基础上对司法公正进行后者意义上的解读。     

“献血加分”的是与非

不久前,浙江浦江县人民政府出台《浦江县无偿献血优惠政策实施意见》,其中一项“父母献血子女中考可加分”的优惠政策被人发上了网后,迅速引发争议并发酵。赞成者认为鼓励献血并无不妥,反对者则认为把献血和加分捆绑在一起,违背了无偿献血精神,破坏了教育的公平性。     

“排行榜”时代的是与非

如今，“中国作家富豪榜”成为一件吸引人眼球的文化事件．而且，像文化界过去的一些焦点文化事件一样．叉引起一片争议和质疑之声。说这个“作家富豪榜”是娱乐也好，说它是“恶搞”作家、文学也好，说它展示了文学和作家的商业市场价值也好，总之，这些种种相左的意见、观点产生了诸多效应，也引起了我们的思考。这种思考自然是文学的、文学和商业的、市场的、作家和财富观念的……但无论怎样，这个“作家富豪榜”告诉我们．我们的文化已经进入了“排行榜”时代。     

“人人快递”的是与非

正事件回放随着科技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手机等电子科技的普及,传统的生活模式正迅速地被新兴的创新模式所改变甚至取代。如手机炒股、手机支付还有近来热火朝天的打车软件等,无不改变了老百姓一些传统的生活和消费方式,正所谓科技改变生活。人人快递是四川省一家公司搭建的一个电子     

从定罪的“证明标准”到定罪量刑的“证据标准”——新《刑事诉讼法》对定罪证明标准的丰富与发展

1996年刑事诉讼法只有定罪的证明标准,没有规定量刑的证明标准。多年来,理论界围绕定罪的证明标准展开热烈的讨论,实务界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新《刑事诉讼法》首次对“证据确实、充分”从三个方面作出解释。本文认为该规定已从原来定罪的证明标准发展为定罪量刑的证据标准,是新《刑事诉讼法》对定罪证明标准的丰富与发展。     

“无知”地“建构”中国法律的理想图景——对正来学者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有关“建构”思想的想象

正来先生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中有没有一个中国法律的理想图景这一问题,已经成为当下法学讨论与批评的一大热点。然而,综观正来对中国法学去向问题的探讨,可以看到,他以知识社会学为视角,以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为哲学理据,以反思与批判我国对现代化范式集体"无意识"的法现象为前提;确立了他的建构中国法律的理想图景的情怀和主旨;并最终认为中国法律的理想图景其实存在于"达成某种‘重叠共识’的过程"中。所以,正来学者"无知"地"建构"的中国法律的理想图景应该是程序主义法律范式——现代性的、中国主体"在场"的、民主的法律愿景。     

“搜查”在美国

正在美国当警察可谓一件既麻烦又辛苦的事情。美国的《刑事诉讼法》就像是一部"警察约束法",它不厌其烦地规定了警察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搜查、逮捕、盘问、窃听等涉及介入公民人身权、隐私权及财产权的法律程序中应当遵循的程序和规定。因此,警察稍不留神就会涉及非法侵害公民权利。美国的《刑事诉讼法》之所以如此设计,主要原因在于该法主要起源于美国的《宪法》,而《宪法》是一部人权保护法,因此,这也就能理解为什么美国的《刑事诉讼法》更像是一部处处限制警察、保护人权的法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