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涵式发展背景下政法类高职院校资源共享探析

近年来,由于体制政策、市场竞争的影响,政法类高职院校在生源规模、学生就业、改革创新等方面都面临极大的困难和挑战.资源实现共享,推进教育发展模式由以外延式发展为主向注重提高质量的内涵式发展转变,是政法类高职院校的必然选择.     

政法类高职院校科学发展问题探讨

目前,政法类高职院校的紧迫问题是生存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对办学方向进行先进、准确、合理的定位,有科学的发展思路,才能掌握生存和发展的主动权。在注重质量多元化和层次化的同时,突出职业教育办学特色,是政法类高职院校生存和发展的关键。     

政法高职院校教师应具备的素质 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高职法学教育科研所座谈纪要

我国的政法高职院校大多是由政法管理干部学院、职工大学、电大、中专经过重组、合并、改制而成。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 ,规模较小 ,正处于不断探索、创新、完善之中。政法高职院校教师的法学专业知识水平总体不是太高 ,有些知识甚至老化 ,不能适应为“依法治国”培育实用型法律人才的需要。因而 ,全面提高政法高职院校教师的素质是发展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所必需。政法高职院校的教师是教学过程的主导 ,其应具备哪些素质呢 ?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高职法学教育科研所的同志们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探微广西高职文科(政法类)院校公共基础课程改革的背景

本文分析了目前高职文科(政法类)院校公共基础课程设置的现状,联系实际地指出存在的一些问题,所以,需要改革,并对改革作了一些方针上的指导.     

改革政法高职院校的考试模式 培养实用型法律人才

传统的考试模式不利于培养实用型法律人才 ,构建政法高职院校的考试模式 ,努力探索科学、公正、合理的学生成绩的评价体系 ,是全面提高政法高职院校学生的重要手段。     

政法高职院校应用法学研究现状及对策探讨[1]

应用法学研究作为政法高职院校的主要任务之一，在促进教学，培养人才，繁荣科学研究，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政法高职院校自身发展因素的制约，其应用法学研究能力和水平相对较弱，普遍存在重视不够等现象和问题。政法高职院校应用法学研究要做好科学定位，应重点进行应用法学职业教育教学研究和应用法学社会服务项目或课题研究，不断增强应用法学研究意识、提升研究实力和服务社会能力。     

关于构建现代政法高等职业教育体系的思考与探索

政法高职院校应从生存与发展的角度,科学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和政法行业特点,主动致力于中国特色、世界水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积极探索构建现代政法高职教育体系,着力破解文科高职教育体系建设面临的难题,勇做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和实践者。     

政法高职院校特色数字图书馆建设研究与实践[1]--以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图书馆为例

高职院校数字数字图书馆建设要与本校高职人才培养特色相结合,为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培养提供全面保障。文章结合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图书馆建设特色数字图书馆的实践经验,阐述了政法高职院校的特色数字图书馆建设要突出专业特色、职业教育特色和提升服务能力,希望为高职院校图书馆建设特色数字图书馆提供借鉴。     

再谈法律类高职院校的发展定位

法律类高职院校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培养合格法律人才。把握趋势,依托行业办教育,是法律类高职院校的发展方向;立足实际,坚持"两条腿走路",是法律类高职院校的发展思路;与时俱进,积极打造"四个基地",是法律类高职院校的发展目标;以人为本,建设高素质的院校领导班子和"双师型"教师队伍,是法律类高职院校的发展关键。     

政法文化在高技能法律职业人才培养中的育人价值

政法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法高职院校文化育人的依托和特色品牌发展的基石,具有独特的理念导向、情操陶冶、精神激励和价值认同功能,在高素质技能型法律职业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论挪用公款罪的界定

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规定了可以定罪的9种腐败行为,挪用公款是其中之一。我国刑法对挪用公款罪早有明确规定,但刑法规定比较抽象、概括,以致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本文结合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挪用公款罪加以分析、界定。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     

盗窃正版软件标签行为性质界定——以上海首例盗窃COA标签案为视角

COA标签为正版操作系统的合法凭证。盗窃COA标签的行为不涉及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盗窃COA标签的犯意不在于故意毁坏财物,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COA标签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其属性决定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因此,盗窃正版软件标签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狭义共犯;无身份者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正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区分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与动态型。应当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细化讨论,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犯罪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的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