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社会学在我国土地法研究中的运用及其问题——以现行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为例

当前,我国土地法的研究存在诸多问题.法学界应该将法社会学的方法引入到土地法的研究中来.以现行农村宅基地制度为例,来说明土地法研究借鉴法社会学方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说明法社会学方法引入我国土地法研究具有重大意义.根据实际调研,分析了法社会学方法引入我国土地法研究的具体途径后可发现法社会学方法运用到土地法研究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启示与借鉴——以发达国家和地区房地产保有阶段税收法律制度为视角

2010年4月17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国发〔2010〕10号）,要求：＂发挥税收政策对住房消费和房地产收益的调节作用。财政部、税务总局要加快研究制定引导个人合理住房消费和调节个人房产收益的税收政策。＂近一时期,有关开征物业税的信息沸沸扬扬,如上海要开征＂房产保有税＂,重庆开征＂特别房产消费税＂等。通过对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房地产保有阶段税收立法模式和具体制度设计的分析与比较,借鉴其先进的理念和成熟的实践经验,从而对我国房地产保有阶段税收法律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提出要在原基础上整合与规范,要制定系列配套措施等建议。     

英国建构现代土地产权制度考察

英国土地法律制度变迁乃至现代土地产权制度的最终确立对英国的经济增长以及经济转型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英国作为第一个发生产业革命、完成经济转型的国家,考察其建构现代土地产权制度的经验,对于中国土地制度的改革以及产权结构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以土地权利及其权能的角度来看,习惯法对于土地权利的基本权能的保障、近代保有权制度对于土地权能的扩展、现代私有产权制度对于土地权能的绝对化和完备化,是英国在土地制度变迁中得以确立独立、自由、完整的现代土地产权制度的三个关键内容。     

论物权法草案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物权法律制度作为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在于解决社会中财产权利的归属和利用的问题。现阶段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简单的财产法体系已经不能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本文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内涵和法律性质入手,围绕着《物权法草案》中土地承包权内容的规定简单谈谈自己的看法。     

浅谈可诉土地行政行为

可诉土地行政行为是指在土地行政管理活动中形成的土地行政争议,直接涉及公民、法人的权利与义务,依法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行为.它分为积极作为的可诉土地行政行为和消极不作为的可诉土地行政行为.要避免和减少土地行政诉讼,必须针对其产生的原因采取以下措施其一,加强土地执法人员土地法制和职业道德教育,提高土地执法水平;其二,进一步完善土地立法;其三,努力强化全民土地法制意识,建立和健全土地执法监督机制.     

中国农民身份与契约关系的互动和协调——从一起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经营的流转案件说起

建立在不完全所有权性质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基础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浓厚的身份性和社员性特征.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性,在建立起契约关系的同时,适当保留传统农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关系,以此作为实现农村社会保障的组成部分,是一项符合国情与中国经验的制度选择.     

论我国农村土地收益制度现状与改革

"三农"问题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核心问题,我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农村土地收益分配体系的健全关系到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乃至国家安全各个方面。但因对当前农村土地收益分配制度研究缺乏系统性,我国目前在这方面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为土地产权残缺、土地税费体系混乱、土地流转程序不规范、土地征收标准失衡等。全面把握分配主体之间的博弈关系,根据党的"十八大"精神提出相关对策建议,解决这些问题应采取规范土地产权制度、规范土地租、税、费制度、规范土地收益分配制度及完善相关配套制度的措施,使之能平衡各主体间的土地合理收益分配。     

当代桂台土地制度变迁及其比较——广西现行土地制度的几点思考

有效的土地制度是农业成长发展的根本原因。作者通过对桂台两地农业土地制度变迁的比较分析 ,全面地分析和评价土地制度在农业现代化乃至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大而深刻的作用 ,提出完善现阶段广西农业土地制度的思路     

“夫妻财产制度”专题研究

夫妻财产制度是婚姻家庭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中的显学,作为身份财产法,不仅要考虑身份关系的伦理属性,夫妻关系的平等自由,也要考虑交易安全、第三人利益。因夫妻财产制度在法学理论及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对其进行专门性研究的专著、论文颇多,且日渐精进,但热点、难点问题层出不穷,仍须进行深度探讨。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     

清末民国地权证明制度变迁探析

清末至南京国民政府，地权证明制度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清末至民国初期，延续着中国传统的契券制度，红契和白契是土地权利的证明文件。北洋政府后期制定了《不动产登记条例》，土地登记作为对抗第三人的要件，但契券仍然是地权的主要证明形式。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颁布了民法典、土地法及其他土地单行法规，登记已成为法定的权利证明方式，但这些法律并没有得到较好实施，现实生活中契券仍被广泛认可。清末民国出台的新的地权证明制度的本质和目的决定了它不可能顺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