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地区法治建设之路径——基于法律规避现象的展开

在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民族地区存在一种"法律规避"的现象。法律规避的实质是对国家正式法律的回避。这表明,作为一种正式制度规则,尽管国家制定法已经推进到民族地区,但是,作为非正式制度规则的民族习惯法在民族地区依然有着重要影响,事实上发挥着解决社会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这样一来,民族地区实际存在着一种二元的法律秩序格局:以国家制定法为代表形成的正式法律秩序和以民族习惯法为代表形成的非正式法律秩序。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这两种制度规则如果不能形成合力,民族习惯法就会对国家制定法造成冲击,这对我国法治建设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我们需要探索两种制度规则之间的合作路径,使这两种制度形成合力。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有效的法治秩序,才能推进民族地区的法治建设进程。     

论社会主义法治之下的以德治国

社会主义法治之下“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提高执政党和党的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形成以法治为主,辅以德治的社会政治局面。把法律的正义性与社会的道德价值统一起来,使社会主义法治形成自觉、自律、理性的法治秩序。     

一个行业规范——“最低消费”的法社会学分析

“最低消费”作为餐饮娱乐业界约定俗成的“行业规范,”现有法律难以对其合法性给出一个“标准答案”。在法社会学者看来,这一行业习惯法是“活的法律,”规范着社会的内在秩序。在多元社会里,应建立国家法与“活法”沟通的渠道,使二者在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基础上形成良性竞争。     

“法治社会”建设指标体系的构想——以浙江省为例

当前，许多地方都提出了建设“法治社会”的目标，而如何判断一个地方“法治社会”建设的成效，需要有相应的指标体系作为参考依据。“法治社会”建设指标体系的理论基础是法治的有关理论，据此，我们认为，“法治社会”建设指标体系主要由立法指标、司法指标、执法指标、普法指标、法律监督指标、公共安全指标、社会参与指标、法律资源指标、法律服务指标、基础指标及其它指标组成。     

法律入侵的生态学分析

基于法律生态系统的开放性,发达国家法律时常跨越国家地理边界影响落后国家的法治建设。因不适合本国实际发展需要,外来法律往往演变为入侵法律并造成系列社会危害,后发展国家在法治建设方面需对法律入侵保持清醒认知和必要防控。通过界定法律入侵的概念,分析法律入侵的特征、类型、形成和作用机制及其社会危害性,指出占据法律生态系统演替高级阶段的西方法律基于法治先发优势入侵并干扰他国法治建设,阻碍了世界法治民主化、多元化的历史进程,破坏了世界法治化秩序。中国作为西方法律入侵的重要目标国,在法治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既应吸收借鉴西方法治文明成果,也需谨慎防范外来法律入侵,积极应对西方法治霸权与法治迷信,充分利用本土法律资源,通过法     

我国行政救济制度的法理分析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仅需要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提供一种法律秩序,而且需要对国家权力进行必要的制约。行政救济作为保障行政相对人权益、解决社会纠纷的重要途径,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是达到＂补偿性正义＂的最终途径。     

试论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法律文化建设

社会变迁要求法律文化变迁,和谐社会应是法治社会。建设法治社会不仅要健全法律制度,更重要的是加强法律文化特别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的建设。必须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发展的需要,大力推进法律观念转变和法律理论的创新,建立法治主义的法律文化。     

试论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法律文化建设

社会变迁要求法律文化变迁,和谐社会应是法治社会,没有法治就不能实现社会和谐。而要建设法治社会不仅要健全法律制度,更重要的是加强法律文化建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文化无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因此,必须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发展的需要,大力推进法律观念转变和法律理论的创新,建立法治主义的法律文化。     

浅谈网络环境下法律意识的价值

网络的发展对社会法治环境有很大的影响,在网络环境下,法律意识有如下价值:有助于形成网络社会的自治秩序;有利于网络法律制度的建设;为网络环境下的法治建设提供思想条件。我们应该加强网络环境下法律意识的培养。     

现代民法中的弱者保护

弱者保护的出现不是对传统民法的离经叛道,它反映了民法的“活法性”、价值追求目标的多元化和多层次性及国家力量渗入民法领域的发展趋势。弱者身份具有不同于等级身份的六个特征。在民法领域的弱者保护法律实践体现了保护弱者的独特的立法模式。法治。家的建设呼唤着我们给予在“特定社会关系中处,劣势一方”的弱者行之有效的法律保护。     

论法治之法

法治的实现以法制为前提,而良法又是法治的题中之义,也是法治的有力保障.本文试图从立法原理、立法宗旨、立法程序以及法律的价值取向等方面来分析何为良法,以求探讨在法治建设中如何使立法真正走上良性的发展轨道.     

“活法”与“行动中的法”——兼论民间法研究的两条路径

埃利希提出的活法概念,和庞德所提出的行动中的法,虽然是法社会学中两个相似的概念,难以区分开来,但实际上二者之间存在着某些重要的差异。通过对这二者进行比较分析,一方面可以使我们对于这两个概念得到更加清晰的认识,另一方面,可以使我们发现二者之间不同的研究路径。在我国民间法的研究领域中,仍然有一些基础性的问题还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模糊状态,通过对于这两条不同研究路径的梳理,可以使我们对民间法基本范畴的研究更加清晰和自觉。     

从“依法求治”到“以治成法”——对法律执行力的思考

我国法治建设一直追求“依法求治”，注重实现法的秩序价值，而法治的真正内涵应该是“以治成法”，克服“依法求治”的工具性特点，注重法的多重价值的实现。从“依法求治”到“以治成法”的关键在于增强法律的执行力，这是目前法治建设的当务之急，也是克服“依法求治”弊端的有效途径。     

浅析民法上的“人格”

我国民法理论界对“人格”一词在不同的场合赋予不同的含义使用，如将人格等同于权利能力和主体资格；将人格等同于人格利益，将人格定义为人的一般法律地位等等。这种状况造成了法学界对人格定义的混乱。因此应将对“人格”在历史上发展脉络做详细考证，辨析“人格”的含义，以理清“人格”与民法其他相关概念如：权利能力，人格权等之间的关系。     

论“死法”

立法者基于政治精英的功利观念,凭借对话语权和立法权的垄断,意图将精英群体的理性和逻辑转化为社会规范.但是,由于国家理性本身的非完美性,以及国家因身兼立法、管理两职的角色冲突,加之人类本性的非理性、非逻辑因素,立法者的理想化设计往往遭到现实无情的否定,诸多逻辑化的法律成为空具形式的"死法".死法"最严重的恶果并非在于不被遵守,而在于不被信仰.法律丧失了应有的指引、评价功能,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人们不再以法律为标准进行逻辑思考来预测自己的行为后果,而是诉诸与国家博弈的实践经验."死法"个别化的复活又助长了权力寻租的产生.     

论公法作为“保护他人的法律”

公法管制之违反如何引起民法上之侵权责任?"保护他人的法律"最具探讨价值。虽然我国《侵权责任法》及《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并未规定此种侵权类型,但"保护他人的法律"仍有助于确定侵权法保护客体、控制公法的私法介入,并为已有司法实践提供理论储备和本土化路径。公私法相互支援背景下的"保护他人的法律"工具化,为公法作为"保护他人的法律"介入侵权责任认定提供了思路,即公法作为确定侵权法保护的"利益"之依据和过错认定之依据。     

晚清“公法时代”国际法学教育述论

晚清“公法时代”的国际法学教育主要包括京师同文馆的国际法学教育和国际法留学教育两个方面。无论是在京师同文馆进行的国际法学教育，还是到国外接受国际法教育的留学生们，都没有为中国国际法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人才基础，没有产生一个独立的自愿推动国际法学在中国发展的学术群体。     

收养法的不足与完善

尽管我国《收养法》依据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形作了相应修改,但现行《收养法》在被收养人、收养人等方面仍欠缺人文关怀,尤其是汶川大地震后所面对的孤儿收养,更是凸显出《收养法》的不足。基于此,笔者主张应将被收养人的范围扩大到成年人,同为兄弟姐妹关系的被收养人原则上由同一收养人收养;应建立确定收养人是否具备相应收养资格的一个监理机构,赋予与被收养人之间有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的收养人享有优先收养权,尽量不允许独身收养与同性婚姻家庭进行收养;立法应确定给予收养当事人留出适当的收养磨合期即试养期。     

论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

理论界和司法界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内涵及其外延的争议由来已久,大多数学者曾意图通过揭示其本质来解决此争议,但结果并不令人满意.笔者认为立法的缺陷以及将"国家工作人员"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是争议产生的主要原因.本文着重从立法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这两个层面来探讨此争议,建议用"国家公职人员"这个较为科学的概念来取代"国家工作人员",并对有关"国家工作人员"的刑事立法进行修订.     

论"中国法体系"的建设思路

中国连续的历史和面临的艰巨任务与空前挑战要求其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法体系.当前,人们一般喜欢用"法"来概括、浓缩和缩写"法律",从而导致了"法"与"法律"混淆、"法规"与"法律"相似、"法律"的限制性功能没有发挥、"法规"的规范性取向不够明确、导向性和保障性法文缺乏、"规章"的系统性特点没有凸显等现象."中国法体系"的建设应当立足现实,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完善法的结构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