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规范与非规范之间寻找平衡——人民法庭职权优化之进路

作为基层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人民法院是我国重要的司法机构，其职权配置的效率直接关系着我国司法职权之优化配置。以十七大以来司法改革理论为背景，从典型的案例观察入手，以内在的视角对人民法庭的职权运行模式进行分析，并通过个案形式对“纠纷解决”模式的原因展开探析，结合当前我国司法改革的导向，提出优化人民法庭职权配置的建议。     

回应型司法下的巡回审判运行研究

一、我国巡回审判的应然价值与实然问题 中国现代民事审判制度意义上的巡回审判是西方的“舶来品”,最早在民国时期有明确规定。①抗战时期,革命根据地司法机关在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巡回审判制度的基础上最早建立了人民法庭。在根据地和后来的解放区,人民法庭为了方便群众,大力推行巡回审判制度。     

论农村社会冲突的多元化解决机制

我国农村社会冲突解决机制经历了“德政一体化”、“法制模式”的发展历程。在完备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体制下 ,“多元化模式”应运而生。作为法治社会纠纷解决体系的重要范式 ,“多元化模式”倡导的解决纠纷的精神在于 :作为法律救济的诉讼和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并重 ;在不断最大化追求诉讼的公正、秩序、效率价值的同时 ,充分尊重并健全以当事人合意为基础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的方式 ;在诉讼与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的价值冲突中 ,寻求统一、平衡的价值体系。     

预防引导性司法打通乡村从治理到振兴的法治路径探析——以大理法院助力乡村治理振兴实践为视角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人民法庭是国家司法力量最前沿阵地，扎根乡村，面向“三农”，通过主动担当作为，化解“三农”纠纷，释法明理，传播法治理念，凝聚法治共识，是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重要的“助力者”和“保障者”。     

本地人视角下的习惯法规范与纠纷——以凉山彝族为例

本文立足于“本地人”的视角,首先借助彝语语汇和一套本地的概念、分类,来解读彝族的习惯法规范及其判例.文章继而分析了“和谐”和“尊严”这对对立统一的核心价值取向对于彝族纠纷解决活动的影响.同时,基于“人观”、“犯罪观”及“权利观”的二重性,彝人的纠纷解决活动显现出“物质”与“象征”并重的特征,文章指出,其纠纷解决活动是一...     

美国ADR对中国纠纷解决资料利用的启示

纠纷解决资源的利用效率直接决定了纠纷解决效率的高低。在我国，由于纠纷解决资源利用效率低下，致使大量纠纷无法得到及时有效解决。与此相反，美国在类似的“诉讼大爆炸”的压力下，却通过大力发展ADR，成功地缓解了法院压力，提高了纠纷解决效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分析美国ADR的兴起原因，探讨其发展中暴露的不足，将对我国纠纷解决资源的利用提供有益启示。     

诉说、纠纷与价值

本文通过分析几个“连续”发生的纠纷，对纠纷前后的“诉说”、“纠纷”、“第三者调解”等过程进行了描述，标划出人们处理纠纷的行为落入“价值”阴影的界限。并认为，在纠纷的发生和解决过程中，从“诉说”到“纠纷”到“纠纷解决”的意义变化对应着从“个人要求”到“社会理想”到“公共道德”的道德诉求，人们引入“第三方”来解决纠纷是制度性需求的结果，人们的息诉行为落入价值判断的阴影也是自然发生的。     

人民法庭的案件受理——全国32个先进人民法庭的实证分析

对32个先进人民法庭的实证分析可为中国基层司法之深入研究提供基础。32个先进人民法庭受理案件的方式多样,体现了人民法庭的“两便原则”。人民法庭受理的案件多属传统民事案件;但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也出现了新类型案件。人民法庭受理案件的数量与法官数量没有明显的关系。     

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之辨析

群体性纠纷事件频发,而代表人诉讼制度却被各种司法解释限制了适用,实际上已被束之高阁.集团诉讼、团体诉讼制度虽然在解决群体性纠纷方面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但是在我国“司法无力”的困境下,盲目移植必定水土不服.法之理在法内,更在法外,法律制度的构建必须考虑社会现实,示范诉讼在传统“一对一”诉讼结构下解决群体性纠纷的优势得以凸显.     

“110”解决社会日常纠纷功能研究——以国家、社会和市民的多向维度为视角

“110”解决纠纷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纠纷解决的一种常规机制,这一日常纠纷的解决机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实质和功能是为了树立和扩展国家在民众中的权威。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研究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负面清单”行政管理模式的理论价值在于“法无禁止即可为”的精神、“行政合法性”原则和“依法治国”方略,实践价值在于顺应世界市场经济的发展,并推进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结合“负面清单”内容的重叠繁杂、不够开放透明,梳理了该模式存在法制保障不充分、监管力度薄弱和纠纷解决机制缺位等现状.通过调整“负面清单”内容、完善法制保障、规范监管机制和完善纠纷解决机制,进一步完善“负面清单”行政管理模式,丰富上海自贸区的理论研究,为上海自贸区试验成功并向全国复制推广提供有益的借鉴.     

论高校内部治理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

在高校治理的过程中,可能发生诸多纠纷事项,主要表现有“高校外部纠纷事项”与“高校内部纠纷事项”两种。其中,就高校内部治理纠纷事项而言,其相较于外部纠纷事项,则更为多发且棘手。在依法治校的主流基调下,当高校内部治理纠纷发生时,各主体越来越频繁地诉诸法律的解决方式,而弱化非诉讼解决手段的功能。然而,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相较于诉讼方式,其具有相当程度之特定价值,可作为高校内部治理纠纷解决的重要方式。具体而言,当事人可采取申诉、调解与仲裁等方式,对争议核心与矛盾焦点进行解决,将克服司法介入高校内部治理的局限性,在整体上提升高校的内部治理能力。     

"互联网+"时代下网络版权纠纷解决机制探讨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之前人们在线下才能欣赏的视频、音乐、文学作品等都可以在互联网中传播,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大量的版权纠纷.网络版权纠纷相较传统版权纠纷更具复杂性,而法律具有滞后性,且当事人维权也很困难,因而造成侵权人大行其道的局面.域名纠纷有ODR高效便捷的解决方式,对于网络版权纠纷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运用ODR模式解决网络版权纠纷是有理论和现实可能性的.中国首家"互联网法院"受理的案件类型之一即为网络著作权纠纷,ODR是可以作为版权纠纷的引流机制,形成多元的网络版权纠纷解决机制.     

判决是如何形成的——乡土社会语境中的法官判决模式研究

本文通过人民法庭对发生在乡土社会中的一起民事相邻权纠纷处理过程的叙述,力图展示承办案件的人民法庭的法官在形成判决意见的过程中考量的各种因素、法官审判案件所追求的目标、以及为达成目标所作的努力。透过对法官判决模式的界定与案件审理过程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基层人民法院法官为谁而作出判决的结论以及支持法官如此判决的决定性力量。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纠纷解决制度之正当性探析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纠纷解决制度是一种新型的纠纷解决方式,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有: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是否混淆仲裁员与调解员的不同角色,是否违反了程序公正原则,能否提高纠纷处理效益。对其正当性可以运用纠纷解决中的“二重获得合意”理论进行证明。     

关于纠纷、事实与权力的另一种地方性知识——以“上法院告你”为例

通过分析“上法院告你”的案例，笔者指出：在纠纷解决中，对“事实”及其解释的控制本身就是一种“司法”权力，对此权力的主张影响着纠纷各方对“事实”的理解及纠纷解决的过程；在此基础上，笔者还批评了只关注“自上而下”的司法权力的法学实践。     

诉讼与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关系新论

在发展多元化纠纷解决途径的全球背景下,关于诉讼与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关系存在多种学说.我国学者提出的"防线说"以"司法最后救济原则"构建民事纠纷解决程序,它与国外学说相比强调诉讼与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衔接,即诉讼应当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支持和监督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情况表明,诉讼外纠纷解决程序过度扩张,诉讼作为"最后一道防线"的地位被忽视.构建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应当坚持并发展"防线说".     

论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纠纷的法律救济——以司法审查的有限介入为基点的考察

近年来,“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和“刘燕文诉北大案”引发了学界对于公立高校与学生因管理行为引发的法律纠纷的高度关注.此类纠纷实际上是学术自治的权力与学生受教育权利之间的冲突,为使地位悬殊的二者的权利义务达到平衡状态,就需要在学生的救济制度的设计上更多地考虑对于学生的权利保护.但是教育系统的内部救济始终无法让人相信其公正性,所以就很需要司法权介入纠纷的解决,法治原则之下不能容忍教育这一领域成为“法治国下的隙裂”.但是司法力量介入此类纠纷又引起学界对于学术自由的担心,于是司法审查的范围就成为了解决此类纠纷一个关键的问题.     

论转型时期民间纠纷的特点及解决机制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民间纠纷会呈现出一些转型特点.如何来解决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各类民间纠纷,是当前从事法学理论和法律实务工作者必须面对的课题.当前,民间纠纷呈现出的特点有土地和房屋纠纷数量比例大、纠纷所涉及的关系较为复杂以及民族性矛盾不够明显等.适用于这些纠纷解决的机制则包括和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诉讼等.其中,调解在民间纠纷解决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改进和完善民间纠纷解决机制,可采取这样几项措施,即形成一种多元平衡的纠纷解决机制结构、赋予法官更大的司法能动权,以及合理配置基层司法资源并鼓励各类社会团体或民间组织承担更多的民间纠纷解决功能等.     

中国环境司法能动的现实障碍与实现路径

环境司法对增强政府环保能力和维护公众环境权益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优势.然而,中国环境司法在实践中正面临着解决纠纷能力不足和在环境纠纷解决方式中被边缘化的被动境地.环境司法能动的理念和要求应运而生.但是,目前中国环境司法能动还受到“无法可依”、“法官不能”和“行政干预”等因素的制约,需要通过立法的进一步完善,扩大可诉环境利益范围,完善环境司法主体制度,建立环境司法程序规则和加强环境司法指导监督等,为中国环境司法能动的实现铺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