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相隐＂在我国刑事立法中的嬗变与终结

“亲亲相隐”是中国传统法律中的重要制度,它是儒家伦理精神在法律上的典型体现。“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古代法律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自清末变法修律以来,该制度逐渐式微和流变,在中国当代的刑法体系中“亲亲相隐”已经被完全抛弃。“亲亲相隐”制度同儒家伦理中的“尊尊”、“亲亲”密切关联,在法律实践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当代外国的刑事立法中仍然可以看到“亲亲相隐”制度的相关规定。当代的刑法实践证明,“亲亲相隐”制度的缺失会导致制度的某些困境和局限。儒家法律传统并非一无是处,“回采历史”,批判地继承儒家法律传统是我国当下法律变革中的理性选择。     

中国近代新刑法体系建构及刑事立法冲突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与近代行政法和刑法相似的法律”,但它们作为封建时代的产物,带有浓郁的专制主义色彩,极不适应近代社会的进步。特别是封建法律体系以刑为主,诸法合体,不仅在基本精神方而与近代社会格格不入,而且也因保留遗存了大量传统的糟粕而呈现野蛮特性。因此,清末的刑法改革势在必行,并必然因中西近代刑法本质的差异而发生冲突和演变。     

近代中国刑法现代化之初始

近代中国刑法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在各种现代化思潮的冲击下,通过清末变法修律的具体实践步入现代化轨道的.从体例到内容都有着历史性变革的<大清新刑律>是近代中国刑法现代化初始的标志.     

试论清末法律变革的意义

清末法律变革是近代先进法律文化在中国的孕育和发展 ,是中国现代法律文化的开端和传统法律文化的终结。清末的法律变革是中国近代法制建立的起点和尝试 ,它起到了中国法制发展承前启后的作用。清末法律变革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对西方法律的吸收和采纳 ,在法制发展上具有首创和启迪意义 ,对当今的法制建设也具有参考价值。     

“亲亲相隐”在我国刑事立法中的嬗变与终结

"亲亲相隐"是中国传统法律中的重要制度,它是儒家伦理精神在法律上的典型体现。"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古代法律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自清末变法修律以来,该制度逐渐式微和流变,在中国当代的刑法体系中"亲亲相隐"已经被完全抛弃。"亲亲相隐"制度同儒家伦理中的"尊尊"、"亲亲"密切关联,在法律实践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当代外国的刑事立法中仍然可以看到"亲亲相隐"制度的相关规定。当代的刑法实践证明,"亲亲相隐"制度的缺失会导致制度的某些困境和局限。儒家法律传统并非一无是处,"回采历史",批判地继承儒家法律传统是我国当下法律变革中的理性选择。     

简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大量法律文本中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与我国的立法体制和刑法制定、修改方式有关.在法律中频繁使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会造成全国人大立法权受损,刑法保障作用的缺失和刑法本身的频繁修改,不利于整个法律体系的稳定和协调一致.因此,应谨慎使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打破以刑法修正案作为刑法唯一修改方式的做法,建立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规定的分级审查机制,修改法律时注意刑事责任条款与刑法的协调互动,建立集中规定刑事责任声明条款.     

海峡两岸遗弃罪比较研究

海峡两岸遗弃罪立法各有长短,主要表现在:台湾的具体式立法模式优越于大陆的概括式立法模式;大陆刑法没有把无保护义务者的遗弃行为犯罪化是立法的重大漏洞;大陆遗弃罪主体范围有待扩大,台湾仅特别规定遗弃直系尊亲属罪似有不妥;两岸有关遗弃罪主观方面的理解,虽能自圆其说,但也均存在问题;台湾"刑法"新增阻却遗弃罪排除事由,值得深入研究;台湾将保护法益界定为个人法益以及对遗弃罪规定了不同幅度的法定刑和结果加重犯,值得大陆借鉴。     

从清末修律的局限性看中国对西方法律的借鉴

190 2～ 1911年间 ,清政府进行修律 ,制订了大批新式法典并由此建立起中国近代的法律体系 ,对后世的立法与司法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当时主客观条件的限制 ,这次变革实质是以资产阶级法律形式掩盖封建法律的内容 ,故存在很多缺陷。文章根据法律移植理论 ,对清末修律的局限性进行了分析 ,并探讨当前我国的法治建设对西方法律的借鉴及对中国传统法律的继承问题。     

刑法立法解释权行使条件的反思与明确

14年来8次刑法立法解释权行使的“乱象丛生”.未来需要以法律解释之间的关系为线索,对刑法立法解释行使条件进行合理规范,借助《立法法》修改等立法时机,逐步构建体系化的刑法立法解释权合理行使的机制,从实践中理顺了立法解释权与司法解释权的关系,也就为立法解释权的正当合理性增添了最大的说服力.     

刑法中法律拟制应遵循的特定立法程序

由于法律拟制确实会产生一定的“威胁”而较难被社会公众所认同,因而为了应对和防范这种“威胁”并加强其被认同感,应当在一般刑法条款的立法程序之外再设置一些特定立法程序来规范法律拟制技术的运用或法律拟制条款的设置;1.设置包括立法听证会和立法论证会在内的特定的公众参与程序;2.设置法律拟制的立法说明程序;3.设置法律拟制的审查、解释及废止程序.     

近代民事立法对固有民法资源的吸收与整合

在近代 ,西方列强借助军事上的优势 ,在中国取得了治外法权 ,由此带来中西方文明在法律领域内的碰撞 ,这种碰撞促使中国传统法律开始近代化建设 ,试图构建与西方世界一样的法律体系。中国近代民事法律体系的建立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民法作为部门法在近代中国的建立 ,始自光绪三十三年(190 7年 )的清末修律 ,终至 1931年《中华民国民法》的颁布、实施。就其立法精神、编制风格乃至法条内容而言 ,始终是近代中国吸收西方法律体系的产物。但作为一种与中华法系毫无联系的新型法律制度 ,它同在此时期其它的“舶来物”一样 ,与中国社会生…     

清末北京城市治理和治安立法样式的法理分析

清末北京城市治理和治安立法是依法治市，实现城市治理法治化的新尝试，可谓中国城市治理和治安法制模式的现代化启动。从法律文本分析入手，对清末北京城市治理法规的结构、渊源及其社会基础等相关问题在制度层面进行探讨，可以反映北京城市治理和社会治安法律制度的实际变迁。可以说，该时期的有关立法尝试是具有现代意义的城市法制建设活动，在推动北京城市治理初步迈向法制现代化的同时，也深刻影响了民国时期及其后来城市立法样式及法制现代化进程。     

论我国近现代刑法之工具性

刑法的工具性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刑法规范所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我国近现代刑法移植于近现代西方刑法文化.刑法移植中的背景因素使刑法移植的活动从一开始就因被赋予富国强民的目的性而具有强烈的工具主义色彩.从清末刑法、民国刑法直至新中国刑法,刑法立法目的、刑法规范内容以及刑法的实施过程,其工具性价值取向非常明显.     

论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现行刑法第3条的明确规定,该原则是我国刑事立法、司法和理论研究中必须严格遵守的一项原则.要深刻把握该原则,必须明确其与类推和法律解释的关系,同时针对当前立法和司法的相关缺陷予以进一步完善.     

适用刑法第89条第一款需慎重——从一则刑事指导案例说开去

我国刑法第89条第一款关于“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这一立法规定,必须结合刑法总则第3条和第12条的规定予以理解和适用.对于跨刑法修正案的行为如果在刑法修正案施行前不认为是犯罪行为的,不应适用该立法规定.刑事指导案例中周某在《刑法修正案(七)》施行前实施的非法获取他人电话通话清单的行为不...     

论萨维尼的"法律关系本座说"在国际私法发展史上的影响

萨维尼的“法律关系本座说”被视为国际私法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开创了一条解决法律冲突、进行法律选择的新路子 ,在国际私法的方法论上实现了根本的变革 ,对国际私法理论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大大推动了各国国际私法成文立法的发展 ,对国际私法的趋同化进程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萨维尼本人也因此被誉为“近代国际私法之父”。     

评我国《立法法》第八条、第九条关于“法律保留”制度

“法律保留”理论经历了漫长的变迁过程。我国《立法法》有关“法律保留”制度的规定发展了法律保留理论 ,但也存在诸多缺失 :无法防止立法懈怠 ,无法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来自行政立法的侵害 ,“绝对保留”事项逻辑上无法自恰。矫正这些缺失的路径是彻底地贯彻“法律保留”理论。     

民法变通规定的法源变迁及其可行性

民法典没有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变通规定制定权,产生的法律后果不是形成“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冲突,无需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裁决。“法源冲突论”的判断基础——民法变通规定是授权立法,存在形式和实质上的缺陷。民法变通规定立法变化产生的后果是法源变迁,即民法变通规定的表现形式和直接产生根据都发生了变迁,形式上会逐步融入自治法规,其直接上位法基础变迁为立法法,这一法源变迁的理论根基是我国独特的宪法实施方式和“优惠照顾”政策理论。民法变通规定的法源变迁理论可以扩大到整个民族自治地方法律变通规定体系,最终能够起到统一法律位阶和完善法律监督的客观效果。     

我国受贿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之立法误区及出路

本文认为 ,我国刑法对受贿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职务要件的规定 ,在立法体例上过于单一、在立法用语存在不科学性 ,围绕这一职务要件 ,我国刑法及司法解释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进行了四次修补 ,仍不能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我国刑法关于受贿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立法一开始就走入了一个无法修补的误区。必须对原立法进行彻底的修改。     

人自贸区经济法规变迁看经济刑法的稳定性

上海自贸区成立，推动金融法规变迁，为自贸区经济繁荣敞开法律障碍。金融法规频繁修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经济刑法罪与非罪的问题，也使刑法适用出现错节，影响经济刑罚稳定性。从经济犯罪法律规制的特点出发，结合罪状和法定刑，以本国经济立法习惯为原则，对构建经济刑法时注意问题予以说明，从而避免经济刑法频繁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