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化与市场化的历史关联与现实互动

经济体制市场化和国家治理法治化具有明显的历史共生关系 ,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两个不可分割的重要层面。过去 1 0 0年间 ,中国市场化和法治化有着共同的历史命运和历史轨迹 ,都经过了一个由两个否定之否定组成的历史螺旋运动过程。同时 ,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历史关联性和历史互动关系。但是 ,后 2 0年与前 80年相比 ,市场化与法治化的这种关联与互动具有明显特色 ,即它是理性的、渐进的和良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直到 2 0世纪 70年代末期 ,中国才真正启动市场化、法治化进程以及两者的联动。而 2 1世纪中国现代化能否成功推进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实现经济市场化和国家治理法治化的有机整合和互动。     

从信访的三次高峰看信访制度的法治化改革

信访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制度安排。自1949年以来,中国出现了三次信访高峰,虽然时代不同,主要原因也有变化,但却反映出其中的共同之处和内在关联,那就是现代政治如何平衡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信访高峰凸显了中国法治建设隐含的关键性矛盾:基本权利的实现与实现权利的制度空间狭小、当家作主的权利追求与保护权利的技术贫弱之间的紧张;产权与权利关系模糊又相互拖累之间的紧张;功能不畅与权利救济阻滞的紧张等。由此可见,信访法治化改革已经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更关涉到国家治理体系的生深层次问题与整体结构。从思路上看,改革应着眼于行政、法律、政治三个层面。     

从政策性依赖到法治化发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路径转换

随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政策性路径依赖的弊端日益显现,急需实现路径突破。破解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深层次难题,需要引入法治思维,坚持法治原则,运用法治手段。概括起来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法治化发展包括相互依托的三个层面：一是使行政审批权力清单具有法律效力,二是依法定期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事项,三是依法对行政审批权的运行情况进行监督。     

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张力及反思——法治化思维与政治性取向的区隔

推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党内治理法治化的必然要求。一整套严密的党内法规体系可有效应对科层化必然促发的先进性与代表性危机,在“党—群”与“党—政”两个基础关系维度确保党的人民性。欲达此目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需要平衡法治化思维与政治性取向之间的张力：在制度框架建构的表层,需要依循国法思维完善党内法规;在制度导向设定的深层,依规治党与国法思维之间需要保持必要区隔。于此限度内,法治化并不具有先验的至上价值,努力将党的各项主张转化为高效合理的治理措施,并在治理实践中达致最大的政治效能应是当下及未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目标。     

期待新股发行改革后的IPO重启——改革，从整治“三高”出发

中国证券市场的新股发行与整个中国股市一样备受争议。20多年来，历经审批制和核准制两个阶段，监管层先后对新股发行体制进行了九次重大变革。2012年4月，以《关于进一步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为标志，新一轮改革措施陆续出台。     

期待新股发行改革后的IPO重启

中国证券市场的新股发行与整个中国股市一样备受争议。20多年来,历经审批制和核准制两个阶段,监管层先后对新股发行体制进行了九次重大变革。2012年4月,以《关于进一步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为标志,新一轮改革措施陆续出台。一年多以来,IPO停摆与重启的消息不断。市场信心也经历着不断的起伏与震荡。从国家整个经济的战略层面上看,重启新股发行或许是势在必行的。企业多、资金需求量多,融资难、投资难     

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本文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分析中国当前以政治集权、财政分权为主要特征的地方政府治理机制所导致的地方政府竞争,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影响的原因、机制和结果。     

浅谈中国户籍管理制度的现状与改革

本文通过对自建国以来中国户籍制度变革的分析,认为在城市化进程中,现行的中国户籍管理制度已不适应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并提出了对于中国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     

公募基金巨亏的法治出路

既然在某种意义上是基金制度导致了公募基金产生泡沫,那么要解决公募基金周期性巨亏的问题——就必须对基金制度进行深刻的改革,用市场化和法治化的手段,实现中国基金业的充分竞争。     

A Regulation of Bids for Dual Class Shares. Implication: Two Shares—One Pric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onsequences of a specific regulatory restriction on bids for dual class shares. Shares of different classes are often argued to have different prices because a premium will be paid to the superior voting shares in the case of a tender offer. This paper assumes a setup where regulations require that a tender offer pays the same relative premium to both classes of shares. In this setup, it is shown that both classes will sell at the same price as long as there is a strictly positive probability that either the current management is sufficiently strong or that a sufficiently strong rival will show up. Furthermore, under this weak condition the regulation is socially optimal in the sense that the management that provides the highest total firm value will be the management of the firm. Finally, the regulation is shown to favor (or protect) the holders of restricted voting shares and this is not necessarily at the expense of the holders of superior voting shares.The practical interest of this paper derives from the fact that some European countries have adopted different regulatory restrictions on bids for dual class shares. This has more or less occurred due to proposed EU Directives. The regulation examined in this paper applies to tender offers in Denmark. Empirical results on the voting premium in Denmark are shown to be consistent with the theoretical results in this paper.     

中国网络公共领域:功能、异化与规制

传统公共领域理论不适合描述以互联网为主要媒介的当代中国公共领域。网络公共领域的运作超出政治范畴,冲击着社会各领域的既有规则和秩序,承担着促进诸社会子系统自我反思的功能,全面推动了社会结构的转型升级。网络公共领域的异化并非源于外部权力干预,而是源于网络企业主导的架构设计,后者塑造了网络公众的行为模式。当前的网络规制聚焦行为而非架构,无视线上/线下空间的分化,面临合理性和合法性双重困境。应当探索公私合作的新型规制模式,避免侵犯公众在Web 2.0环境下得以实际行使的基本权利。     

股份回购中内幕交易行为之证券法规制

在公司股份回购过程中,容易产生内幕交易等证券违法行为。美、日等国家一般在放松公司股份回购的同时,在证券法中加强对内幕交易等证券违法行为的联动规范。但我国在公司法中增加股份回购事由的规定时,并未在证券法中对信息披露、内幕交易行为作联动规范。鉴于此,我们应在证券法中针对股份回购中的内幕交易行为作联动规范,将公司规定为内幕人员;股份回购行为本身构成应披露的内幕信息;限制内部人交易本公司的股份;同时还应禁止公司的短线交易行为。     

我国证券非公开发行制度初探

多年以来,我国证券融资基本上被理解为公开发行加交易所上市,非公开的发行方式因为缺乏防止欺诈的机制,其过程很难纳入监管者的视线,一直笼罩在非法集资的阴影中,但是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我们反思和改革我国证券融资市场的单一现状。本文结合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以及经济发展的需要,分析了我国建立证券非公开发行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我国建立证券非公开发行制度体系实施方案的初步构想。     

公共治理视域下自动化应用的法律规制

技术飞跃与治理提升之间的关联通常被假定,也早已被吸纳进“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等政策实践,但法律的习惯性滞后带来了监管套利的空间。公共治理领域的自动化应用经历了从基于数据库编码的计算机自动化到基于机器学习的算法自动化再到基于神经网络的超级自动化的逐步跃迁,从早先自下而上专业人士的“辅助/参考”和个别部门的“部署/应用”嬗变为自上而下的社会化“嵌入/集成”,公权力、私权力及私权利的关系发生了结构性转换。相应地,国际通行、日益趋同的个人隐私保护(事前同意)、算法可解释性(事中监测)和完整履责链条(事后追责)的监管范式也应依照宏观技术共治、中观价值位阶和微观权利保障三位一体的规制路径进行体系化重构。     

公共行政组织的法律规制

公共行政组织在当今中国的兴起与发展已成为必然趋势,但同时也涌现出众多不可忽视的问题。对公共行政组织加以有效的法律规制,不仅是确保行政分权、实现行政民主化的必要途径,也是控制国家行政权力、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和实现法治的必然要求。具体思路是:借鉴域外经验,增强“准行政组织”性事业单位的独立性和社会自治组织的“自治”程度,以建立独立自治的公共行政组织;在规制的路径选择上,实行加强规制与放松规制并举,并从加强立法、拓宽行政法的适用范围、扩展司法审查范围以及扩大公众参与等方面实现对公共行政组织规制的相关制度构建。     

论“初始兴趣混淆”的法律规制

就“初始兴趣混淆”的性质而言，其与传统的“售中混淆”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均会在一定程度上抑止商标识别功能的发挥，因此有必要将其纳入商标法的规制范围。而在“初始兴趣混淆”的认定问题上，商标法也无需为此单独创设有别于传统混淆理论的评判规则，只要法律以消费者的利益为基点妥适协调商标权人与竞争厂商之间的利益关系，“初始兴趣混淆”理论将会对商标的识别功能提供更为全面的保障。     

股票透支交易纠纷案件的法律思考

文章对股票透支交易的基本问题进行了阐述,并对透支交易中的强制平仓行为及其法律后果进行了深入分析。     

论民营化后公用事业规制的公益目标

民营化改革致使人们普遍担心公用事业用户的消费负担增加、市场竞争受阻,乃至影响到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在回答"公用事业为什么需要规制"这一问题上,公共利益是永恒的答案。尽管公共利益的概念具有不确定性,但是在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不断深化的特定情境中,公用事业规制所追求的公共利益仍可获其特定内涵,并可以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面向,即通过强制延伸服务机制、抵制掠夺性定价和限制市场退出确保公用事业服务的普遍化、通过纠正无效率或不公正市场运作实现社会总体经济福利的优化、通过加强对环境污染的规制促进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公共利益并非公用事业规制所追求的最终目标,追求公共利益在根本上是为了更好地尊重和保障个体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