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角色视域下的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善意例外”

在美国,控、辩、审三方的诉讼角色不同,对待“善意例外”的立场也并不一致.控方希望扩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善意例外”的适用范围,因为“善意例外”激励警察“善意”地执法.而辩方对“善意例外”持排斥立场,希望尽可能排除非法证据.但“善意例外”并不阻碍辩方寻求违宪救济.作为中立机关的司法机关立场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希望通过“善意例外”采纳非法证据并查清事实,打击犯罪；另一方面司法机关也严格把握“善意例外”中“善意”的客观标准,警惕以“善意例外”之名放纵违法取证的行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

对于我国诉讼法学界来说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一个相对新的问题 ,而探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 ,则是一个更为深入的 ,迄今为止论及较少的问题。在理论上探讨这样一个问题 ,实际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我们的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正在发展进步。作者以美国法为例 ,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作了较为清晰、系统的梳理研究 ,论述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司法实践中的发展变化 ,以及应该注意或者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几种例外情况。与此同时 ,作者还对国外取证适用排除规则、相关司法协助以及有关国际惯例问题都作了概括的说明。是乃举其一反其三 ,把握事物本质一二之文章。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虽与惩罚犯罪不存在排斥,但其倡导的保障人权理念及过于严格的排除规则会对打击犯罪造成不利影响,为避免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两者间的失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设立一些例外情形,如毒树之果的例外、调查对象对意的例外、威胁、欺骗、引诱也不应一律排除.     

从冤假错案看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刑事司法领域中重要的内容之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是当代社会对于公平正义及违法取证危害性的认识日趋深刻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社会文明、民主与进步的必然要求。本文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的冤假错案,运用案例结合理论的方式说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实施现状,进一步证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重要性。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我见

如何看待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是刑事诉讼领域极易产生价值冲突的问题,同样也是我国刑诉界面临的棘手问题之一。本文试作相关探讨。     

中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制与适用比较研究——兼析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第一案”

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涵是,警察在调查取证时,如果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免于非法搜查）、第五修正案（不得自证其罪）以及第六修正案（获得律师帮助）所保障的宪法基本权利,获得的证据将不会被法院所采用。美国法院还进一步创设了“毒树之果”、“米兰达规则”以及相应限制规则,实现了对该规则的双向规制。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以成文法形式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立法层面来看,我国并没有完全吸收其宪法基本权利的保障内涵;从适用层面来看,我国法院适用得当,但是说理不足,使该规则并不具有法定可预期性。加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宪法理论研究是更好实施该规则的前提。     

论“善意例外”规则

“善意例外”产生于美国,是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限制,也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内容.我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没有明确规定“善意例外”规则.由于我国法律对搜查、扣押等侦查行为的制约不足,其中的“合理解释”与“补正”多为程序瑕疵的弥补,存在“善意”的空间,适当借鉴“善意例外”规则,有利于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顺畅实施.     

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与完善”研讨会述要

2月19日,由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主办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与完善研讨会在北京召开。研讨会以该院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7月确定合作开展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试点项目为背景,该院和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项目负责人分别报告了试点通过实地调研、举行研讨会、组团赴美考察、举办培训班、制定试行     

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与实效——兼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进路

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从司法解释上升为立法规范并不能自动解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效性问题。而且,通过分析2013年做出的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请求的判决书,我们发现,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将非法证据排除与供述的真实性问题捆绑在一起,不愿意仅仅因为取证手段违法而排除证据。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至少有两点:在司法体制方面,法院因缺乏独立性而无力承担督导侦查违法的重任;在立法方面,立法用语的弹性以及回溯性证明的难度,致使排除规则过分依赖法院的自由裁量。因此,为了保证排除规则的实效性,我们建议通过以下技术化改造,增强排除规则适用的确定性:将直接面向事实的事后制裁规则转变为一种面向程序的事前预防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民事诉讼

自最高人民法院(1995)2号《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取得的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批复》始,以2002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为标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确立起来。然而,实务中对该规则一直有所误解,而且,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民事诉讼理论中一直是研究的薄弱点,学术界也鲜有专门文章讨论,以致产生套用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维与实践。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该问题:一是在民事诉讼中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诉讼法理依据;二是民事诉讼中私自收集的证据“合法”的立法与司法空间;三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民事诉讼中应该有哪些例外与修正。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解与适用

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新刑诉法首次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关内容,为准确理解和适用该规则,本文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谈了几点自己粗浅的看法。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举证责任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举证责任制度的缺位已成为阻碍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的关键性障碍之一。本文在考察不同国家和地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举证责任的立法及其原因的基础上 ,主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证明责任应由控方承担 ,并提出了若干完善我国侦查取证程序的建议 ,这对于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举证责任制度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我国刑事诉讼研究极具争议的规则之一,其本身自然有值得研究的价值。本文分别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限制国家权力、保障个人权利和程序正当性"的外在价值和规则"本身的合理性和对证据制度的发展"的内在价值来研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     

论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

本文对非法证据所引发的惩罚犯罪和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价值取向的激烈争论进行了评述,并以原则排除说为指导,对如何构建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了探讨。     

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障碍透视与建议

近年来,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表现出了浓厚的研究热情,许多学者针对该规则的产生背景、价值、发展、在我国的构建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警察违法侦查活动的抑制、对受到侵犯的公民权利的救济、对人权的尊重、对司法公正的维护、对国家权力行使的限制等价值被深刻的挖掘出来。     

现代信息技术对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影响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证据法中是最具争议性的证据规则之一,自从191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威克斯诉合众国一案中确立该规则以来,围绕这一规则所产生的争议就接连不断。争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关于排除规则适用的地域范围;其二是关于排除规则适用的案件范围。1961年,联     

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的证据制度规则具有鲜明的特色,其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又是其中一个复杂而重要的证明规则。它是指对于国家侦察人员非法获得的证据给予排除的证据制度,包括违反正当程序或通过非法行为获得的证据制度、毒树之果等。证据规则制度体现了人们对于自由和人权的追求,具有其特殊的独立价值。本文主要通过对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评析,从中借鉴有益经验以完善中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