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民调解构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

人民调解制度渊源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历史上的调解实践有着极其深厚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背景。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先工之道斯为美”、“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的儒家思想，深刻影响着整个中华民族的价值理念。人民调解制度就是在继承民间调解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成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与法律制度的，被誉为“东方经验”，     

论传统政治文化对当代中国司法制度的影响

当代中国司法制度传承和发展了我国优秀的思想政治文化传统。本文从传统“人治”到现代“法治”的转型为切入点，着重论述了当代以人为本承继传统民本主义思想，当代中国司法制度日益关注民生和保障人权；传统“无讼是求、调处争息”思想对当代中国司法制度重视以和谐方式化解矛盾纠纷，推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对接联动，有着深远影响。     

调解、诉讼与公正——对现代自由社会和儒家传统的反思

调解作为一种解决纷争的做法和制度 ,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尤其是儒家法律文化的重要部分。在现代法治社会中 ,调解否已经过时 ?本文首先介绍中国的调解传统的哲学基础、理论和实践 ,然后从现代自由主义和法治理想的角度 ,对传统的调解提出批判。本文进而指出 ,调解在当代的中国以至西方仍有顽强的生命力 ,西方学者对调解作为“解决纠纷的另类选择”之一提出了多种理论依据 ,其中不少与儒家传统的睿见不谋而合。本文的结论是 ,经过“创造性转化”后的调解理论与实践能对现代文明作出贡献 ,由此可见 ,传统文化遗产在现代仍是十分宝贵和有用的资源。     

论中国古代调解制度的特征

调解是我国自古以来解决纠纷的重要途径，调解制度在我国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由于其植根于我国几千年的法律文化和司法实践之中，代表着中国特有的儒家法律文化，所以在国际上被誉为“东方经验”。     

浅析调解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正>一、传统调解文化的产生调解作为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之一，其产生具有深层次的原因。笔者试从中国古代社会的哲学思维角度出发，探讨调解文化的产生背景。（一）贯穿古今的“仁义”观念从先秦到汉代不断发展的儒学，再至宋代理学、清代实学，都能够发现调解文化产生和传承的思维基础。中国古代的调解文化以孔孟的“仁学”为摇篮。     

调解的当代价值与科学定位

<正>放宽历史的视界，调解文化自古流淌于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为中华法系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显著标识。无论是传统中国的“无讼”文化，还是中国共产党从陕甘宁边区政权建立伊始确立的“着重调解”“调解为主”审判方针，调解始终挺在社会矛盾纠纷化解防线的最前沿。有学者指出，“说服—心服”的调解模式构成了中国纠纷解决的基本画面。虽然我国1991年民事诉讼法删除了“着重调解”，代之以“自愿合法调解”，     

构建和谐社会与人民调解制度的完善

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是一种强调和追求和谐的文化。在不同的法律文化背景下,解决纠纷的机制和方式是不同的。在西方社会,人们更多地利用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而在中国,包括中国古代,人们更多的选择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从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通过调解解决纠纷机制和解纷文化①。我国现行法律所确立的诉讼调解制度,是在扬弃了中国古代调解制的基础上,转承而来的,它植根于中华文明的传统文化和广大民众的传统理念,其内核就是“和谐”。在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调解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在解决日趋增多的纠纷中,发挥着重要…     

关于我国制订调解职业标准的几点思考

<正>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调解传统的国家，在儒家“以和为贵”思想的影响下，调解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与调解深厚的底蕴和丰富的实践相比，调解的职业化进程却异常缓慢。近年来，尽管构建了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为主的大调解格局，发展了商事调解、律师调解、公证调解等新的调解类型，组建了规模庞大的调解组织和调解员队伍，但调解员是否是一种职业，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实务中应遵循哪些规则，     

科学定位 优化整合 创新发展大诟解工作格局

近年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坚持“调解优先”原则，积极探索实践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矛盾纠纷调解新机制，努力推动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相衔接，实现了相关调解部门职能融合、网络组合、力量汇合，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具有佳木斯特色的大调解工作格局，营造了“群众有事愿意调解，调解人员善于调解，解决问题注重调解”的浓厚氛围。     

在仲裁中调解——对一种混合性争议解决机制的理论探讨

文章介绍了盛行于中国仲裁机构的一种混合性争议解决机制——“仲裁中调解”的产生、发展以及现状。并结合中国及国际社会的相关理论与实践，从价值分析角度对这种机制进行了探讨。认为仲裁中调解是仲裁与调解两者优势相结合的产物，既讲求效益，也注重了公正，并且是多元化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种争议解决机制。     

论南朝司法之伦理性

南朝时期的法制建设在中国法制史中最易为人忽视,其不以立法和刑名创设为著,而以司法中所见诸多精神最为特色,其中最要者即为其伦理至上精神。在这个最能反映一时代法律精神的领域内,南朝的法律人对法律与伦理的几个冲突与关联处都做了有益的思考与尝试,成为其对后世中国法律最具影响的一个方面。     

Filial Piety in Israel: Between the Law in the Books and the Law in Ac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ain legal aspects of filial piety in Israel. Based on a socio-legal study, it traces a significant gap between the law in the books, which mandates that children support their parents financially if the latter cannot support themselves, and the law in action, which narrows this obligation to cases in which the parents must be cared for in a State nursing home. The study also highlights the relevance of religious and cultural norms in shaping filial piety in multicultural countries and thus points to the urgent need to tailor filial piety legal policies according to socially constructed, actual, and diverse filial piety perceptions and practices.     

广义所有制和狭义所有制──兼论所有制概念的残缺

广义的所有制概念,指生产条件的分配,即包括物质生产条件的分配, 和人身的生产条件,即劳动力的分配;狭义的所有制,专指物质的生产条件的分配。 长期以来,我们无视广义所有制概念,单纯把生产资料公有制视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的基础,回避劳动力归个人所有这一事实,从残缺的所有制概念出发推演一切,陷入 形而上学。只有正视社会主义下“生产条件的分配”内含的公与私、社会与个人的矛 盾,从广义所有制内含的矛盾出发对现实进行逻辑分析,才能走向真理。     

浅谈我国刑法中罚金刑适用的几个问题

修改后的刑法大幅度地增加了罚金刑，罚金刑的定义、适用方式，罚金刑执行中存在的问题都应进一步完善。     

论我国刑法中行为犯的概念

行为犯,作为刑法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尽管经常为广大学者和司法实务人员所使用,但其概念如何,理论界却缺乏深入、细致的探讨。因此,对其就难免存在着不少模糊、矛盾甚至是错误的认识。是否拥有科学的内涵,是行为犯在刑法学中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点,本文拟对此加以研究,力图在博采众议的基础上,对行为犯作出正确的解释。...     

论日常生活题材在当代文学史上的价值变迁

日常生活题材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命运一波三折.它曾经被作为无价值的低级趣味题材受到长期的排斥,在新时期文艺创作中则被看作是一个揭示更有意义生活的"入口".1980年代末期以后,该题材获得了充分的价值认可.这一价值变迁既与政治因素的进退有关,又是60年社会生活主题变奏的结果.     

Problems in the evaluation of electrocution fatalities in the bathtub

Forty-eight cases of electrocution in the bathtub are reported which were recorded in Düsseldorf and G?ttingen from 1972 to 1986; 19 cases were established to be suicides, with a sex ratio of 1:3 in favor of females. Marks of electricity were found in 8 cases. Five other cases were distinguished by linear marks indicating the water level, and in 10 cases a peculiar restriction of the postmortem hypostasis on the submersed areas could be seen. We presume from our own material that the latter findings can be easily ignored. As linear, circumscribed lividity could not be detected in bath deaths without electricity, it may be a specific finding. We recommend that more attention be paid to this phenomen. In all of our cases, 220 V current was involved, i.e., the usual household supply. The calculated amperage was about 100 to 250 mA, which means that ventricular fibrillation occurred within a few seconds. In 14 cases foam was established at the mouth and the nostrils, or in the air passages. We presume that, in these cases, death by electrocution was finally superimposed by drowning without developing the typical emphysema aquos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