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拟制及其改进思考

法律拟制是将两类不同事实赋予相同的法律效果,既能适应社会需要,又能体现法律基本价值之目的的立法方法,根本目的在于追求社会公平与正义。其基于调和不断发展的社会现实与相对稳定的法律制度两者的矛盾而出现,具有合法性、合宪性,在我国各部门立法中均有运用,集中体现着我国宪法的精神与社会主流价值追求。但是,立法上我国对法律拟制尚无系统的限制性规定,容易导致拟制不当的情况出现,违背拟制初衷,造成司法混乱。所以,在立法过程中要限制拟制主体随意扩大,严格遵守立法原则,遵循必要的程序,这对法律拟制目的的实现和作用的发挥极其重要。     

略论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

自人类进入风险社会后,危险犯在现代刑法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在众多的危险犯理论问题中,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一直是争议比较大的问题之一。分析认为,抽象危险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将危险犯分为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目的在于从认识上明确危险具有程度之分,具有一般和严重之分,具有抽象可能性和现实可能性之分。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分类、判定的客观理解,有助于司法实践中加强对危险犯的认识,便于司法判定。     

官民法律关系辨析

官为侍．民为天，乃民主制度精义所在；任何反民主的行为或规章，却都以改变这种法律关系，恢复“官治民、民治于官”的文化传统为前提。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法律保障机制研究

不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本身是当今世界的一个主题。高等学校是国家科技创新的主要力量,提高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能够避免大量科研成果的浪费,对企业、高校自身、社会经济发展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本文在分析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与法律保障不完善的关系的基础上,借鉴美国和日本两国比较完善的法律保障体制,提出了完善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法律保障机制建议。     

司法权与法律解释权辨析

司法权是法官在个案中行使的以裁判权为重心的权力,法律解释权是法官在个案中行使的对所适用的法律和所要处理的案件事实进行解释的权力,法律解释权属于司法权的一部分。司法权与法律解释权是同一种性质的权力,二者有许多相同之处。但法律解释权是一种相对独立存在的权力,它与司法权有一定的区别。厘清二者的关系,才能正确适用法律,保证司法公正。     

转化型抢劫罪中的共犯认定问题研究

转化型抢劫罪是一种特殊的犯罪形态,又称为转化犯。由于转化犯及共同犯罪本身的复杂性,在司法实践中,是否构成转化的共同抢劫罪还是转化犯的实行过限问题较难认定。结合司法案例,依据犯罪时的客观情形与行为人的主观意志,分析转化型抢劫罪中的共同犯罪问题。     

行政犯概念初探——以我国法律为依据

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行政职能范围日益扩大,刑事法律规范将越来越多的行政违法行为纳入其中予以刑罚惩罚,是为行政犯罪。本文通过对刑事犯与行政犯之区别观点的介绍,以我国刑法对犯罪概念的一般规定和刑法分则的具体规定为依据,从质和量两个方面对定义行政犯进行了初步探析,揭示了行政犯的二重属性,行政犯的成立与行政法律规范和刑法分则罪刑规范的关系。     

“无身份者”构成贪污罪共犯条文性质之辨析

对于刑法第382条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简称"无身份者")与国家工作人员(简称"有身份者")共同贪污的,无身份者可以构成贪污罪的共犯,不少学者认为其是注意性规定。而笔者从注意性规定和拟制性规定的区别出发,阐明该规定为拟制性规定。     

论我国刑法中不能犯条款的增设

不能犯在我国的传统刑法理论中一直作为可罚未遂犯的一种类型存在着。但由于在我国的刑法典中并没有不能犯的有关规定,故法学研究及司法实践均缺乏＂规范＂基点。在不能犯是否入罪,是否可罚以及如何处罚等问题上学说林立;在司法实践中,不同法院对不能犯的处罚标准也不统一,造成了法律适用上的混乱。综合各国的立法实践,我国应在刑法第23条第2款中以＂但书＂的形式增设不能犯条款,同时通过对不能犯行为的描述间接说明不能犯的概念。     

试论刑事案件法律适用的方法——兼论与民事案件法律适用的区别

刑法的公法地位和刑罚的严厉程度决定了刑事案件的裁判有着与民事案件不同的原则和方法。罪刑法定作为刑事法律的帝王原则,使得刑事案件的裁判具有自制和谦抑的特性。自由裁量是法官面对法律条文的抽象普遍性与个别案例的具体多样性之间的矛盾所作的策略选择,体现了司法权的扩充和张扬。刑事诉讼法律适用的方法,应当是在罪刑法定原则与法官自由裁量权之间求得兼容与平衡。     

论拟制与推定——兼论《刑法》第267条第2款

拟制与推定虽然有时在法律效果上是相同的，但是严格区分两者的界限有利于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中保障犯罪人的合法权利。对于拟制犯罪人不能反驳，对于推定犯罪人可以举证反驳。纵然是不可反驳的推定，犯罪人也可以对基本事实或推定事实是否真实举证反驳。由此可见，若将某一法条界定为拟制或推定的程序性后果是截然不同的。而且，拟制和推定直接影响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界定。     

不纯正不作为犯之作为义务探析

作为义务在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客观要件中处于核心地位,研究作为义务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分析刑法中存在的作为义务理论来看,应当从形式要件与实质要件两个方面共同限定作为义务的范围。     

从5·12震后重大工程质量问题谈隔时过失犯追诉时效之起算

5.12汶川特大地震致使灾区数量众多房屋坍塌,造成惨重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倒塌的房屋当中,涉及建筑物质量问题的,则可能关涉刑法第137条之"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而建筑物设计施工、交付使用至事故发生之时通常间隔较长周期,直接关系到追诉期限之起算问题。对于包括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在内的隔时过失犯,刑法第89条规定的"犯罪之日"应采"结果主义"立场,即以犯罪结果出现之日起算追诉期限。     

共存与律动: 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法律经济学解析

法律经济学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法学思潮之一,其运用经济学的实证方法,分析了法律与道德的制度共存、相互支撑和功能互补等共存与律动关系,提供了一种解析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崭新而又具体形象的理论智识和研究方法,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正确处理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论法官与法律的关系--并及法律的未来

应该说,法官与法律的关系是以司法为视角进行法学研究时所应当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在对已有相关理论进行评析的基础上得出了以下两个基本结论:其一,理想的法官与法律的关系应当是:法官乃法律的有限诠释者;其二,为了更好地保证法官与法律之间的这种理性互动关系,应当创制原则性法律。     

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研究

文章对诉讼法学界关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发展过程作了介绍,并简单比较了一面说、二面说和三面说在学术史上的传承关系,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在我国法学界的变革;通过对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构成要素的剖析,强调诉讼法律关系理论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不宜将其割裂。     

论轮奸的复行为理论与共同正犯说

在我国刑法中,轮奸被定位为强奸犯罪的一种加重情节,而非独立的罪名。因强奸犯罪属复行为犯,复行为中的强制行为之上可成立共同正犯,而奸淫行为具有亲手性和排他性,故不能成立共同正犯,各犯罪人只能轮流地、各自地实施奸淫行为。轮奸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共同正犯,而是数个独立意义上的强奸犯罪之叠加,也只能在宏观上被拟制成为“共同正犯”,即多犯罪人“在实现各自轮流奸淫被害人的目的支配下”通过参与实施“团体性”强制行为而实现每个犯罪人对被害人的奸淫行为。     

论政策与法律的关系

政策与法律有着密切的关系和高度的一致性,它们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两种形式,也是治国的两种互为补充的手段.二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本文通过对政策与法律两者关系,以及当前重政策轻法律现象的深入分析,进而对正确处理政策与法律的关系问题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     

法律的不确定性之探究

法律的不确定性在法律制度中客观存在,对于法律不确定性的研究在我国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理论与现实问题。随着知识经济带来的法律变革,如何克服法律的不确定性带来的消极影响也变得更加迫切。     

制度公正与博弈均衡——一种关于法律制度的博弈论分析

从博弈论的角度看,公正是社会多元利益关系多次复杂博弈的相对均衡,法律制度 的形成与实施实际上就是对这种博弈均衡的确认与保障,同时也只有法律的制定与实施体现社会 主体的利益博弈的相对均衡才能形成公正和良好的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