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政府规制改革动因之比较

规制改革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性的政府改革运动,但是各国政府规制改革的动因却不尽一致。美国政府规制改革的动因主要在于过度规制本身的弊端、公共舆论对过度规制的怀疑引发的政府信任危机、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和解决被规制企业内部低效率问题的要求;而中国政府规制改革的动因主要在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加入WTO的压力、国有企业发展的困境和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的需要,二者存在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不同、政府介入企业的深度不同、改革的技术基础不同和制度文化环境不同等差别,因此中国在借鉴美国规制改革的经验时必须谨慎地批判吸收。     

新时期县级政府放松规制的动因分析与对策选择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进步 ,县级政府的政府规制过度与不当的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县级政府放松规制有着现实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县级政府要适应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就必须主动采取各项有效的对策 ,大力推进政府规制的放松 ,从而切实取得放松规制的成效。     

西方国家的规制影响评价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是实行规制影响评价最早的国家之一,经过一百多年的规制改革,到今天已经拥有了一套比较完善的规制影响评价体系.西方国家规制影响评价对我国规制改革的一些启示是:转变思想观念,尽早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机制影响评估制度;制定和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确定规制影响评价的法律地位;建立独立的规划影响评价机构;培训规制者,让公众广泛地参与规制影响评价过程.     

政府规制失灵与对策研究

政府规制是政府部门依据有关法规直接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规范、约束和限制的行为。它是政府对市场失灵最通常的回应,其目的是通过采取规制手段来解决市场失灵现象。但理论和实践证明,政府并不是全知全能、完美无缺的,它也会由于自己的缺陷而产生失误,即"政府失灵"。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现阶段的政府规制失灵现象除了具有一般意义上的表现与原因之外,更有其特殊的背景与根源。随着中国加入WTO,随着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随着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日益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我国的政府规制改革面临着重大的机遇与挑战。本文借鉴西方国家规制改革的实践,并结合经济转型时期中国的特定背景,认为:解决中国政府的规制失灵问题,不能只是简单的放松规制,而是需要确立争强化对规制者的规制,从而实现良好规制。     

优化规制:中国政府规制改革的现实选择

在西方放松规制的潮流下,中国政府规制改革应何去何从?本文首先对规制的意义进行区分和界定,并追溯美国政府规制的发展轨迹,然后结合我国的情况,提出了中国规制改革的取向--优化规制.     

西方国家选民问责政府的路径分析

政府问责是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西方国家的选民通过直接路径、间接路径和复合路径三种类型的方式来向政府问责。这三种类型的问责路径与西方国家的选举活动和选举制度密切相关，选举对政府问责有着很大的影响。西方国家的选举与政府问责的关系对我国的选举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府问责制度的完善有可借鉴之处。     

评西方国家公共服务改革

西方工业化国家通过改革传统的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模式,推行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其改革的理念、理论、方法对我国政府具有借鉴价值。本文通过分析西方国家公共服务改革的基本经验,提出我国公共服务改革的具体对策,就进一步推进公共服务改革提出了一些设想。     

西方国家行政改革的策略及其启示

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西方国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行政改革运动,目的是要引进新公共管理来否定传统的官僚制.改革无疑会遇到巨大的阻力.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之所以能顺利推行,是与改革者运用正确的改革策略分不开的.本文首先从西方国家行政政革的背景分析入手,论述了西方国家在改革中采取的具体改革策略:强化政府权威、获取政治支持、化解政策阻力、渐进推进,最后简要指出了西方国家改革策略对我国行政改革实践的重要启示.     

自然垄断行业的政府规制及其改革

在自然垄断行业,政府规制是不可或缺的.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通过规制维持独家垄断的局面,以保证公众在享受公共服务时付出的费用最低;另一方面,通过规制防止垄断企业滥用其垄断地位攫取超额利润,损害公众利益.当前,自然垄断行业的政府规制仍存在一些不足,如:规制的法律法规滞后、缺少独立的反垄断机构、价格规制机制不合理、以管制代替规制等.因此,应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成立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规制机构,加强对规制者的规制,实施激励性规制.     

政府规制改革是抑制腐败的治本之策

文章认为 ,政府规制一方面是克服市场缺陷的有效手段 ,另一方面也会产生经济租金 ;分析了政府规制权力诱发腐败的机理 ;提出了有效防治腐败的政府规制改革的思路。     

西方政府改革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西方各国相继进行了新公共管理和两轮"整体政府"改革,有效解决了特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问题。西方政府的改革经验突出表现为:把"企业家精神"移植到政府管理中来,引入机构间的功能整合与合作理念。西方政府改革经验启示我们,需要构建一种融合新公共管理、"整体政府"和官僚制各自优势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     

美国放松规制改革的发展与启示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推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放松规制运动。随着这一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已越来越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本文着重就美国放松规制改革的背景、动因、改革策略、效果作简单的分析介绍,其目的是为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供更广阔的视野和策略选择,以确定我国正确的改革方向和改革理念,推动我国行政审批制度向更深层次发展,最终建立与市场经济相契合的新型审批制度。     

论规制失灵及政府规制能力的提升

政府规制是行政机关依据有关的法规,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市场行为所进行的直接控制、约束或规范,其基本诉求是修正市场机制的先天性缺陷。规制失灵是政府规制未能达成预期目的,引致经济绩效与社会福利的净损失,包括规制制定失灵和规制执行失灵。原因主要有社会性规制匮乏与经济性规制过度并存;规制执行机构缺乏独立性,规制执行存在运动式的惯性,被规制者俘获规制者;规制规制者制度的粗陋性等。探讨规制失灵的对策,提升政府规制水平,有利于增强政府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     

评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整体政府”范式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西方各国开启了一场以"整体政府"为内容的政府改革运动。这次政府改革运动促使一种替代新公共管理范式的"整体政府"公共行政范式的产生。本文在对"整体政府"范式进行学术解构的基础上,系统地评价了"整体政府"范式的理论贡献、理论盲点、发展前景及启示意义。     

当代西方政府信任危机透析

民众对于政府的支持与信任是任何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也是任何政体正常运转的重要保障。20世纪末以来,西方民主国家中政府的公信力下降已经演化为一股国际性的趋势,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严峻问题。西方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是众多因素长期混合和交互作用的结果,包括政治选举、政府本身、利益集团、社会文化以及大众传媒等方面的原因。为了提高公民对政府的信心和满意度,巩固政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西方国家采取了多样的手段,开始了塑造“公民性政府”的历程。我国在社会经济改革加速前进的过程中也伴生了一些严重影响政府信任的现象,在这方面,西方国家政府信任危机的内在症结及其解救的经验措施,对于我们提高政府公信力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评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整体政府”范式北大核心CSSCI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西方各国开启了一场以"整体政府"为内容的政府改革运动。这次政府改革运动促使一种替代新公共管理范式的"整体政府"公共行政范式的产生。本文在对"整体政府"范式进行学术解构的基础上,系统地评价了"整体政府"范式的理论贡献、理论盲点、发展前景及启示意义。     

转变政府经济职能完善政府规制体制

政府经济职能是政府职能在经济领域的延伸.在我国当前经济转型、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需要政府规制体制的制度支撑.转变政府经济职能,完善政府规制体制成为我国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经验研究综述

从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的异同出发,综述了近十几年来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的经验研究成果。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将政府改革的经验研究分个人经验归纳型、描述型和解释型三类进行了综述。对于西方国家大量的解释型的政府改革经验研究成果,则从组织社会学、行政生态学、制度分析和政策执行四个不同的研究视角进行了综述和比较。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国内外相关研究在方法和视角上的异同,并指出我国政府改革经验研究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西方义务教育改革历程及启示

义务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基石,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纵观西方义务教育的改革历程:从学生入学权力角度经历了自由入学、就近入学、选择入学,从国家经费保障角度经历了干预、免费、收费;从义务教育本质角度经历了私有、公共、多样。其改革历程给我国义务教育改革的重要启示为:扩大教育的选择权、国家承担义务教育全部费用、义务教育学校类型多样化。     

政府规制改革与有效防治腐败

国外一些学者用“规制俘虏”理论和“合谋理论”来解释政府规制与腐败的内在联系。本文认为,政府规制与腐败之间的联系有三个链条:其一,政府规制干预市场所形成的大量的寻租机会,产生了贿赂官员的动机。其二,政府规制基准模糊,掌握市场准入资格认证权的官员自由裁量权过大,强化了争相贿赂官员的心理。其三,政府规制程序复杂、不透明,只有用贿赂作为润滑剂才可以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因此,从中国实际出发,应该把对腐败现象控制的重点前移,从注重对腐败现象的事后控制,转到事前控制上来,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