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公安依法行政理念的构建

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理念的进一步深入人心,我国社会治理的方式和目标也正在从传统的人治向现代的法治变迁。而法治的核心是如何制约公权力和保护公民的私权利,使公职行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公安系统作为我国特殊的行政机关,其能否积极的依法行政直接关系到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社会形象和威信,所以我们在此探寻其行政法治的理论基础,并积极寻找具有实践意义的路径。     

论法治政府的建设

自古以来,人们一直在努力对如何治理国家即进行探索,人治和法治的争辩贯穿着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历史,通过实践证明,法治是治理国家的最好模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法治日益成为人们关心的焦点。依法治国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建设法治政府则是其重点和核心。本文将从当前我国建设法治政府的现状入手,试图就进一步提高我国法治政府建设水平的提供相应的路径思考。     

法治理念和道德观念对执法者的影响

从古到今,法律、道德和宗教一直是规约人类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三大规则体系,并形成了复杂的连带关系。而在当今法治社会,虽然我们在努力倡导、推进着法律化的社会治理模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唯法独尊"。事实上,法治理念和道德理念在司法执法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功能。     

探讨法治进程中特有的人治现象

全国各大报刊都报道了中共宿迁市委书记仇和的改革措施，社会各界对其人、其事评价不一。有人认为社会需要仇和这种大胆改革的人，有人认为仇和这种人是为了获取政绩以达到升迁的目的，也有人认为仇和的改革只会造成社会混乱。笔者从社会治理模式的角度分析认为仇和现象、仇和模式是一种人治现象、人治模式。它是和法治现象、法治模式相对而言的，是在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在特定的社会环境条件下所特有的人治现象、人治模式。     

《民法典》过错责任原则的社会价值——不应对正常通行者强加过高注意义务

现代社会,人们遵守着法律、道德、规则和习惯等组成的“契约”,社会在无数个体遵守社会秩序下有序运转。当社会交往中我们与他人发生“摩擦”——出现权利受损或侵犯他人权益时,一般情况下“谁有过错谁来担责”是社会共识。基于此,遵守社会秩序的人们各司其职、各行其道,在规则意识引导下,每个人是自身风险的“第一责任人”,在以充分谨慎的注意参与社会生活的同时,个人正常生活的自由亦应得到保障,不应被苛责承担正常理性可预知范围外的责任。     

国家治理中的法治困境及其出路

我国语境下的国家治理与西方治理理论不同,它是政府治理而非公共治理,结果导向而非过程导向,注重行政行为而非制度理念,从而使国家治理与法治之间存在着专断性与公平性、功利性与原则性、随意性与程序性的张力,进一步导致我国法治建设面临着规则意识缺乏、法律工具主义以及党与法治关系模糊的困境。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需要以时间换空间,从重塑法律权威的四个任务入手,在限制公共权力与确保权力效力、保障自由权利与确保社会秩序之间取得平衡。对于党和法治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要在区分党的领导与党政领导干部的权力基础上确立法律权威的至上性。     

国家转型与治理的法律多元主义分析——中、俄转轨秩序的比较法律经济学

国家治理结构包括法律、政策与关系规则之三元组合,三者之间存在互补、替代与转化关系。转型过程中,法律和政策都不完备,如何维持平稳转型,防止良性社会资本的耗散和恶性关系规则对社会秩序的侵蚀,使人治、法治和关系治理形成互补效应,是规则实施多元化理论关注的焦点问题。中、俄两国转轨秩序演进的实践表明,根据三元甚至多元规则实施过程中的替代、转化、互补、互动等机制,实现相对平稳的法律变迁,是至关重要的。     

从身份到契约——高校教师主体地位的错位和复归

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是现代社会人的主体地位实现的核心要素,也是国家治理从人治走向法治的重要标志。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高校对教师实行身份管理,而身份管理的最大弊端表现为被管理者对管理者的人身依附和不平等,忽略了教师的主体自在性和主观能动性。实行契约化管理并实现管理关系法治化、双方关系的法权化是中国高校新一轮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走向。     

法治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升的若干命题研究

在推进法治国家治理体系中,始终存在国家与社会、法治与人治、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若干治理模式的相互角力,而相互角力的后果将最终决定法治国家的最终定型。社会权力的发达程度是法治生长的重要指标。但较大范围存在的全能型政府思维,在某种程度上抑制着培育法治的社会权力。因此,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二元分野程度将影响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升水平。在构建以法治为中心国家现代化治理过程中,要承认法治与人治、德治在我国将长期"三治博弈"。任何治理模式都存在成本问题,要对法治成本做好足够估计与承受准备,这将有助国家治理方式的最终定型。在我国社会生活领域,我国尚不发达的法治生态环境为非正式规则的存在提供了土壤。对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如何调适及调适的结果也将影响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升水平。     

从人治走向法治的转型思考

从法理上讲,治理国家是要人治还是要法治,不能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而应该是以人治与法治在其由来发展中对国家管理的作用,人治与法治的实质含义,并结合掌权者的意志、利益和要求,以及国家建设管理实践来思考、鉴别和选择取舍。     

法治与人治的历史比较

人类历史上长期存在着法治与人治之争,人治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甚至被一些伟大的思想家当作一种治理国家、治理社会的基本方法.但是,现代社会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法治作为治国方式,这究竟是一种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本文以法治与人治的历史比较为题,指出现代中国的历史走向必然是一个依法治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法治思维的误区反思与培育路径

法治思维是善治思维、规则治理思维和逻辑理性思维的统一.对法治基本内涵以及对法治理念认知理解上的偏差,一定程度影响到国家法治建设的推进和法治体系的建构.人治关系思维、权力本位思维、法律功利性思维、形式化思维以及全盘西化思维,均是当下中国法治建设和法治体系建构过程中应当予以纠正的思维误区.走出这些误区,亟需更新思维模式,彰显权力制约、公平公正和权利保障的理念,构建法治思维培育的长效机制,并以法治方式贯彻实施,促进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理想图景的实现.     

国际社会契约:法治世界的原点架构

在行为的层面上,国际社会契约是一种实践,国家之间为了应对共同的挑战和风险,共同让渡权能、建立组织,授予组织一定的配置资源、协调行动的权能。作为世界秩序结构的理念,国际社会契约是主权国家通过意思表示转让权能,授权国际机构协调利益与行动的协议安排。世界秩序中的国际社会契约意味着用契约的理念和观念来认识和理解国际社会组织化的格局,以及在国际关系中推广契约的实践。国际社会契约的观念有助于认清国家主权的实质、解读无政府背景下国际秩序的方向以及国际组织的人格基础;培养和发展国际社会契约的思维能够更有效地塑造主权国家的行为模式、促进国家生存方式从实力到身份的转化,奠定经由国际法治实现世界和谐的基石。     

法治与德治：是互助更是共行

一、法治和德治的内涵法治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模式,是指人们通过或主要通过法律对国家的治理而求理想社会的实现。法治是法律文化中的重要内容,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法治的核心是强调社会治理规则(主要是法律形式的规则)的普适性、稳定性和权威性。现在意义上的法治并不是中国文化的产物,而是来源于近代西方法律文化,但其精神和传统可以上溯到古希腊。古希腊尤其是雅典的城邦民主和法治达到古典世界的辉煌,其在公民范围内实现了较为彻底的民主和法治,但人的等级性划分和奴隶制度的存在,又使它与现代世界的民主和法治有了分野。然而,即…     

国家建构主义法治的理论逻辑——一个法政治学的论说

国家建构主义法治表征着法治进程中对建构理性和国家权威的倚重,具体是指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大原则下,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基于国家(权力)自上而下建构法治模式。国家建构主义法治的现实语境是:以中国共产党为轴心的意识形态基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行动策略;党委领导下的多元一体治理格局。高度复杂的社会治理是需要全社会各个功能子系统之间的结构耦合所进行的治理,系统间通过党委的领导予以协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基础应当由绩效合法性向法理合法性转型,中国共产党的自我认知相应地应当由革命型政党向法治型政党转变。国家建构主义法治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的"两账本"方式还带有一些人治的色彩和政治任务的味道,但客观上起到了督促下级政府快速形成"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心理强制作用。国家建构主义法治不排斥社会和个人的协同参与,三者形成了结构和功能上的共轭。国家建构主义法治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还会是中国法治发展的基本道路选择。     

现代法治的困境及其出路

在现代社会 ,神治、德治和人治都逐渐失去了基础 ,法治成为主要治道。现代法治在消解社会冲突与整合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现代法治自身却存在以下五种困境 :封闭与开放、内信与外迫、确定与无常、普适与特惠以及规则与事实。摆脱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调整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价值 ,组建自愿共同体 ,走向共同体法治。     

市场经济中的法与德互契

法治作为人类追求理想的、文明的生活方式的社会活动过程，从一开始生成便蓄积了人类的道德精神，并将其生化、最后外化于社会的客观形式。法治这种内在蕴涵着的精神便是契约精神。契约范畴包含了人们对经济交往和财产流转中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最初设定，代表了当事人之间共同意志行事的秩序。在司空见惯、每天重复千百次的契约现象和契约行为中，包含了几乎所有法治问题的萌芽。后来的法治理论、法制观念以及法治行为等等，不过是契约精神所包含的丰富要素在历史中的展开和实现。     

治国理念与模式的新飞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按照什么规则建设国家治理体系以保障体系的运转？四中全会的决定和公报予以了充分的回应，即用法治的理念、思维和方式来保障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和运转。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建设目标。自此，由以依法治国为核心的法治国家，演变为包括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在内的法治中国，演变为由党内法规、国家立法和社会自治规则支撑的治国规则体系，无论是主体、内容和方式，还是制度化方面来看，都是治国理念和模式的再次飞跃。     

社会发展变迁中的刑法

在人类社会从野蛮、愚昧逐步走向文明、科学 ,从人治逐步走向法治的漫长历史进程中 ,刑法于社会生活和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但绝不意味着刑法调整社会关系的功能渐渐衰微 ,而不过是其角色因应社会变迁而转换 ,其功能迎合时代需要而更新。当下的中国 ,与民商法律以正面规划市场规则相配合 ,刑法作为“补充法”和“后盾法” ,通过惩治违反市场经济规则、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行为保障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 ,因而在经济建设、发展市场经济和稳定社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调控作用。可谓刑民之法 ,相得益彰。现代社会需要…     

“选择性亲和”:“规则延伸”、“规则融通”和“规则生成”——基于宜昌市基层治理的经验调查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基层法治建设面临"以规则为中心"来构建法治社会秩序的国家"表达"与多元化的地方法律规则的"实践"上的距离,这是当代基层法制建设的困境所在。经验呈现出一种"新规则治理",其是建立在规则共生和规则多元基础上的国家政策法规在基层的村庄和乡镇两级的一种"选择性亲和"。这种"选择性亲和"是"规则延伸"通过"规则融通"实现与"规则生成"的一种相互适应性。因此,本文试图建构"规则延伸"、"规则融通"和"规则生成"三种分析框架来阐释"新规则治理"的指涉意义。新的规则治理整合了政法政策或法律制度的精神脉络以及其他各种特定的社会资源与实际多元化的需求,是成功应对现代转型乡村社会法治和民主建设的有效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