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指导制度中的理性建构偏好 ——基于审判指导性案例的展开

案例指导制度是司法判例制度的中国样态,运行至今,制度的力量正在逐步显现。国家主义立场对案例指导制度的构设和司法应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偏好理性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稀释指导性案例形成的自然性与司法性,模糊其与司法解释之间的界限,同时指导性案例在司法应用程序上有待进一步探索。推动完善案例指导制度,以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实现司法公正,需要在继续坚持国家主导的前提下,立足立法与司法的双重视角,尊重司法规律,遵循司法判例作用生成原理。     

提升指导性案例的内在价值——基于案例指导制度实施现状实证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自发布第一批指导性案例以来,案例指导制度的实施现状并不理想。究其原因,指导性案例有其自身的缺陷与不足:一是现行发布的指导性案例数量不足,定位不明确,缺乏稳定性,无法满足基层司法人员的需要;二是许多案例质量不高,论证不充分,说理不透彻,缺乏指导性。应通过解决供需矛盾和提高指导性案例的质量来提升其内在价值,通过落实指导性案例的发布与续造责任制,完善裁制文书的公开平台建设,建立公众互动双向交流机制和做好指导性案例的续造工作,建立和完善指导性案例的长效机制,以有效发挥指导性案例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     

浅析居间报酬请求权之判断——对“1号指导性案例”的解读

最高人民法院“1号指导性案例”旨在解决“跳单”纠纷,其核心是确定居间报酬请求权的权利人,通过分析居间活动与居间报酬之间的因果关系,着重说明在多个中介公司提供同一房源信息时,并不是最先报告该信息的居间人,而是最先撮合买卖双方排除异议、达成购房合同中实质性条款的居间人有权获得报酬.     

刑事电子证据的收集与运用问题研究

刑事电子证据作为证据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已被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图际组织认可。我国刑事诉讼法、《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和《关于检察机关侦查工作贯彻刑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等法律文件中都有对刑事电子证据的规定。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为刑事案件中的电子证据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然而我国的电子证据制度还处于初始阶段，对电子证据的法律定位、电子证据的收集、电子证据的运用等缺乏系统规定，应从这几个方面对我国刑事电子证据制度加以探讨。     

电子数据取证与认定规则层次化研究——以电子数据类别划分为视阈

根据依存信息技术、依存系统封闭与否等标准,电子数据有多种分类方式,不同类型电子数据以及不同条件下的同类型电子数据的提取、收集、认定方式方法截然不同。亟需对电子数据进行精细化分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电子数据取证与认定规则层次化构建。应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将不同种类电子数据的收集提取与审查判断方法具体化。针对在封闭计算机系统与开放型计算机系统的条件下的取证规则分类进行设置;针对人工输入型与非人工输入型证据的认证规则分类进行设置;根据电子数据内容的隐私性进行分类。     

法律修辞与指导性案例的功能融合——以提升司法的正当性为目标

法律修辞的主观主义特质得不到规则与标准的有效引导与规制,妨碍了其正当化功能的实现。指导性案例实效甚微且说服力欠佳,难以保证司法正当性的必然提升。可以通过功能融合来修复上述漏洞,一方面应当把指导性案例作为修辞论证的标准与依据来规制主观主义,另一方面应当把修辞论证作为强制性义务来强化指导性案例的拘束力与说服力,同时注重通过功能分化来让修辞与案例分别在不同类型的案件中发挥优势。随着修辞规则的完善和普及,以及指导性案例拘束力的不断增强,司法正当性得以提升。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适用困境及出路——基于法官行为理论的分析

适用困境阻碍了指导性案例发挥预期作用,若解决不当,指导性案例难免沦为纸面上的法律。本文借鉴法官行为理论,从法官行为动机和行为工具两个层面对指导性案例适用困境进行解读并提出相应对策:一方面,主张法律制度不仅是建构性的还是解释性的,通过对应当参照作强制义务性解读,强化法官的义务意识与适用动机;另一方面,主张有效的法律方法是制度安排的工具支撑,解决适用困境需要发展与制度安排适应的适用方法,包括案件相似性的判断、裁判规则的确定、法律推理进路及指导性案例的废止等。通过实用主义与形式主义在方法论上的调和解决指导性案例适用困境。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视野下的电子取证——以网络平台为视角北大核心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具有比以往更为重要的价值,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网络平台作为个人信息管理者,对个人信息进行收集、处理的同时,也要承担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义务。与此同时,在大数据时代电子取证的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网络取证的兴起和海量数据的增长,网络平台也逐渐成为电子取证的重要来源。网络平台电子取证的主体以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等公权力机关为主,取证客体以网络平台本身所有的数据为主。在个人信息保护的视野下,网络平台电子取证也存在很多问题,如数据内容尚未分级,取证权限没有区分,取证程序也未得到有效规制。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尚未健全的情况下,网络平台取证规制的核心问题在于个人信息保护与公权力行使之间的平衡,可以在数据分级基础上对取证权限进行规制,也可以从动态的角度对取证程序进行控制,网络平台还可以制定行业规范来协助第三方取证。     

死缓限制减刑适用的形式理性与实质正义——以最高法院指导性案例与司法实践的背离为视角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指导性案例中涉及死缓限制减刑的两个案例虽然情节略有差异,但最终均适用了死缓限制减刑的裁决。对实践中数十个死缓限制减刑案例样本进行归纳分析,发现对于命案中出现一人死亡、被告人有一定从宽(也可同时具有从重)情节的案件,如果被害人家属不予谅解的,多被判处死缓并适用限制减刑。另外还有三种情形:一是如果主观恶性较深(具备累犯等前科情况)的,判处死缓稍显罪刑不当的,也会被适用死缓限制减刑;二是对于证据等情况存有瑕疵的,也可作此适用;三是存在一定的从宽情节,直接判处死缓即可的,也适用了限制减刑。对上述四种情形进行评价,认为前三种有一定的合理性,符合限制死刑适用、罪刑责相一致的刑法原则,后一种有滥用之嫌,在实践中应当予以警惕。     

电子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收集与认证

基于计算机和互联网的犯罪案件急剧增长,由此形成的电子证据给诉讼中的证明提出了挑战。刑诉法修正案将电子证据增加为一种证据种类,但是,电子证据的收集与认证与传统证据既有相同之处又存在着很多的不同。电子证据的保护、搜查扣押、实时收集与鉴证等是传统调查方式无法取代的,也不能完全使用传统方法进行。依靠电子证据定案既要追求客观真相、依靠科学的证明,又要遵循既定的程序性规则,从而对电子证据的证明能力和证明力进行判断。     

指导性案例的司法运用机制——以《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的具体适用为视角

我国的案例指导工作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逐步进入规模化和规范化发展的阶段,在审判实践中对促进法律统一适用发挥了积极作用。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后继发展,应充分发挥各类案例的功能作用,实现案例体系的合理化。案例指导在我国并非正式的法律渊源,但是,随着法治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制定法本身具有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案例指导对我国法院及法官在理解适用法律、定分止争中所起的作用越发显著。案例指导制度的运行应当实现与法律适用统一的对接,从裁判过程的一般环节出发,解决当前法律适用中的裁判准则发现、裁判结论正当化、法官裁量权调控这三大机制缺失,为审判实践提供普遍性与特殊性、稳定性与适应性、确定性与灵活性、抽象性与具体性和谐统一的裁量指引。＂类案不同判＂的现象在我国时有发生,危害了法治的统一性和公正性,以及司法权威和公信力。为统一法律适用,避免＂类案不同判＂的现象,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具体规定,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但未规定具体的适用规则。人民法院适用指导性案例的具体规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适用指导性案例的前提条件;二是法院适用指导性案例的具体内容;三是法院适用指导性案例的配套机制。最高人民法院应及时制定具体规则,明确案例的功能定位,积极能动地回应法官群体、社会公众对案例适用的制度需求;明确案例事实的＂识别要件＂,通过＂识别要件＂的比对,判断案件事实的同一性,确保案例适用的实体公正,并最终实现司法机制和结构的合理化、有序化。     

电子数据搜查的逻辑证成与法律规制

电子搜查是传统搜查范式的发展与延伸,其法律属性及定位已然成为刑事司法理论与实务的重要议题之一。在形式与实质解释的框架下,电子数据搜查应当属于搜查的范畴。现有刑事诉讼制度中搜查规制的阻滞,致使电子数据搜查存在理论结构、制度体系、法律规制的漏洞,由此引发了公民个人权利保障与犯罪侦破关系的失衡。鉴于此,应将搜查规范作为认知电子数据搜查的逻辑起点,剖析电子数据搜查存在的规制缺陷,推进搜查相关理论体系、程序规则、国家义务的更新迭代,以适用于电子数据搜查。     

电子数据证据在检察机关自侦工作中的运用——以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为视阈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赋予了电子数据独立的证据资格。电子数据证据(简称电子证据)在检察机关自侦工作中起到了作为证明犯罪的关键证据、辅助证明犯罪事实和手段、帮助发现犯罪线索、突破案件等重要作用。由于新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电子数据证据的特殊搜查和扣押程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采用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电子数据证据等问题,故需在立法上加以完善。电子证据取证须符合合法性、及时性、全面性和比例原则,并采取特殊方法予以收集固定。     

习惯在民事司法中运用的调查报告——基于裁判文书的整理与分析

司法裁判在适用法律的过程当中,是否以及如何运用习惯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对含有习惯及其相关词语的裁判文书进行搜集与整理的基础上,发现现有司法裁判中,法官们并不拒绝运用习惯。在司法裁判当中,有将习惯作为事实的,也有以习惯来证成事实的,还有将习惯作为行为的规范标准的。同时,在裁判理由当中,习惯的运用广泛存在。在此基础上,反思了习惯的司法认定,习惯为何难以被使用为裁判依据以及习惯运用的法律方法问题。     

电子数据认证的价值选择与制约机制——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在对电子数据的认证中,现代技术因素增强了人们对此类证据的信赖程度,强化了裁判者的内心确认,也导致案件的证明过程中,认为电子数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传统证据。在诉讼中应避免过于追求电子数据的证明效果,在认证时有必要进行公共性价值衡量,使法律规范与诉讼行为获得合理性契合,保证电子数据在刑事证据领域的有序合法运用,使这种新兴证据种类得以规范和完善。     

刑事诉讼中电子数据质证与审查判断运行样态及其启示——基于2013—2022年169份刑事裁判文书的分析

在互联网时代,电子数据在刑事审判中具有重要地位。2013年到2022年的169份刑事裁判文书样本显示,扣押提取、向第三方机构调取和社交信息截图是使用频率较高的三种电子数据取证方式,多数公诉机关将电子数据归入其他法定证据种类,少数公诉机关仅客观描述其物理属性而未予以归类。公诉机关针对电子数据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等“三性”的质证,则显现出以合法性为重心、以真实性与关联性为补充的现实样态。法院对电子数据审查判断标准也存在差异,呈现出证据归类主观性强、判定标准不统一、控辩双方权利失衡的运行偏差。对此,必须相应地寻求问题的解决路径。     

数据爬取行为的司法治理：裁判模式、治理困境与完善路径——基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的分析

数据爬取行为是大数据时代下的产物,主要通过网络爬虫技术获取数据资源,它为市场经营者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存在违法的可能性。反不正当竞争法视角下对数据爬取行为的司法治理因法律规制的空缺陷入多重困境,本文通过对案例的分析阐明司法实践中所面临的认定数据爬取行为的标准不明晰、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性质分析不全面、司法裁判思路单一等问题,以数据爬取行为不正当性为切入点,结合《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提出细化数据爬取行为的认定标准、全面分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构成要件、优化司法裁判思路等有针对性的解决途径。     

新时代基层党建创新的特征、动因与绩效——基于第五届全国基层党建创新案例的文本分析

基层党建是党建体系的基础环节,基层党建创新是推动基层党组织更好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服务群众、高质量推进党建工作的重要举措。文章基于第五届“基层党建创新典型案例评选”活动所评选出的典型案例,运用多案例文本分析法,得出当前基层党建创新的整体情况：基层党建创新十分活跃,但在创新区域分布、创新主体、创新领域还存在不平衡;这些创新是上下结合、内外结合的多因素作用下的主动探索;创新实现了优化自身建设、增强外部服务、提升组织力等多重目标。今后,可以从激发创新活力,突出问题导向和坚持正确导向等方面持续深化基层党建创新。     

试论我国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构建——以对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第61条的置疑为视角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的处理尚属立法空白,虽然其后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司法解释确定了非法口供和非法言辞证据排除规则,但该解释却存在缺乏操作性等缺陷,对于司法实践中的刑讯逼供现象并没有起到很好的规制作用.因此,通过对司法解释的第61条进行解读,结合实践中存在的种种非法取证现象,借鉴西方法治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在我国立法中确立成熟的"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犹为必要.     

弱嵌入性理论视角下妇女健康资源获取与分配 ——基于第三期贵州省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的分析

运用社会学弱嵌入性理论分析影响贵州妇女健康资源获取与分配的各类因素,发现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缓慢、落后的文化习俗观念和国家医疗保障政策的梯度实施是影响贵州妇女健康资源获取与分配的主要因素.贵州省应从提高妇女受教育水平和健康保健意识、建立和完善城乡一体化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打造促进妇女健康发展的管理体系等方面确保妇女健康资源的有效获取与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