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民结合案件中新理论的应用——试论"危险接受理论"

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法律的调整范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交错现象。在这中间存在一类以刑事法律关系为基础,兼有民事法律关系特点的特殊案例。本文希望对这类案例的解决提出新的理论依据——危险接受理论,并借此提倡一种部门法之间的融合趋势。     

代位权制度之法理探究及完善

法律关于代位权制度的规定,突破了传统的诉权理论和债的相对性理论,使债权人可以向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次债务人提起代位诉讼。代位权制度保障了债权人的债权,但牺牲了债务人和次债务人一定的利益,因而该制度的创立表面上是债权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三者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博弈,其背后实质是自由与公平、秩序等法律价值的平衡。现存的代位权制度在权利客体、行使期限以及诉讼程序设计上都存在一定不足,而解决的途径也必须以其内在的价值平衡为指导。     

“法理”概念的本体论

“法理”并不是法律人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具有相当的实在性。无论对“法理”作何种具体解读,从本体论上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即“法理”乃实在法的“原因性的规定根据”。“法理”是从法的实践理性中推论出来的“规范之理”,旨在评估和反思法律的规范性和正确性。法理本体没有同一的存在形式,而是以“部门法学之法理”和“法理学之法理”的形式被认知。“部门法学之法理”与特定国家的实在法相连接,指向的是“法律规范/法律规整之理”,通常以法教义学的方式来提取。“法理学之法理”是在教义性法理的基础上推论出来的二阶法理,并不局限于经验的实在法之内,只能通过理性实践论辩的方式被证成。     

论录像证据可采的基本法理

录像材料再现案件事实能力的优势和劣势都同样明显,这决定了录像证据有着较为特殊的可采性规则。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日本的立法例表明,录像证据可采有三个基本法理,即录像证据与录音证据的可采性规则不一致;影响录像证据可采性的特定因素是形式真实性要件;不同表现形式的录像证据可采性规则不同。我国有关录像证据的规定存在诸多问题,应当按照上述法理加以完善。     

危险接受的自愿性：分析视角与判断标准

司法实践中涉及危险接受的大量案件表现为,被害人因为自保本能、义务命令或者伦理要求而承受了一定的心理压力,并在这种压力的驱使下实施了自陷危险的举动。在此情况下,能否以及应当在多大范围内认定被害人是自愿接受风险,是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而学界鲜有问津的难题。欲体系性地建构自愿性的认定标准,需要以心理状态和社会价值这两个视角为支柱搭建分析框架。首先,只有当被害人的心理压力源自行为人所引起的某种法益冲突时,它才可能具备排除自愿性的效果。其次,根据举“严”以明“宽”的原理,当被害人的心理压力已经达到足以排除期待可能性的程度时,可以直接否定危险接受的自愿性。最后,当被害人为了保护生命、健康以外的其他法益而自陷危险时,需要综合其自危行为保护的利益、行为方式的合理性等因素,具体地确定自危行为是否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浅议刑法学中的“危险”

刑法学中关于“危险”的判断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本文通过对不能犯与未遂犯区分的角度,提出了关于“危险”判断的具体标准.     

被害人自我答责理论应用于危险接受阻却归责的批驳与反思

得益于被害人学的兴起以及客观归责理论的发展,以自我决定权为重要理论依据的被害人自我答责理论获得了广泛应用。不论在实务领域还是在理论研究中,被害人自我答责理论都被广泛应用于被害人危险接受阻却归责问题的解决,但是这一理论适用是存在问题的。被害人自我答责理论的内容有抽象和模糊的弊端,理论内部证成存在逻辑误区,而其混淆答责依据与答责结论,缺乏充分的理论分析过程,导致被害人自我答责仅是一个阻却归责结论,无法提供阻却归责证成路径。被害人危险接受阻却归责问题的解决必须契合被害人危险接受本身的内容特征与理论构造,构建属于其自身的独立的阻却归责体系。     

“首例网店偷税店主获刑案”的刑法学法理剖析

从2007年7月13日开始，各大网站都转载了一篇标题颇为“吸引眼球”的新闻：“全国首例网店偷税案宣判、淘宝网店主获刑”。说它“吸引眼球”，几个关键词十分抢眼：“网店”、“偷税”、“获刑”。这是一起“网络店铺的偷税案”，在案件中，网店的店主被处以刑罚。这必然引起各界的关注，并且引发了一连串的讨论。其中当然首先是法律层面的问题，还有许多是社会舆论、社会意识的问题。网上商店店主因偷税获刑，是否意味着对网店监管的加强？     

被害人危险接受的犯罪论体系定位

被害人危险接受理论源自20世纪初的德国。将被害人危险接受作为阻却违法性事由的观点,在日本理论与实务界均占据主要地位。然而,将危险接受作为违法阻却事由最大的问题在于,混淆了触发刑事法律评价的基础与违法阻却事由的依据。即使是行为无价值论者,也认为违法阻却事由的依据应当包含对于法益要素的综合性考量。危险接受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不同,后者是在法益对抗中进行判断;而在危险接受的情形下,被害人与参与人相对法益处于同向运动中。     

比较:刑事证据开示的基础

刑事证据开示因其共同的价值基础而在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和我国普遍存在。各国不同的刑事诉讼体制决定了刑事证据开示方式和范围的差异 ,刑事证据开示所依托的程序在多数国家都存在且有所区别。我国现行的刑事证据开示与刑事诉讼体制、庭审方式不相适应 ,因而需要改进。     

什么是法学研究——民法学习的一点体会

研究生学习阶段的学习目标最为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认为就是“研究” ,就是要把法律的概念、原则甚至体系拿来研讨 ,区别它的科学与谬误、正义与非正义 ,因此 ,这个阶段的学习不是当收音机 ,不只是接收他人的观点 ,而是要自主分析、积极讨论 ,提出自己的观点 ,其核心就是“研究”。     

论前科消灭制度的正当性根据

前科消灭制度的存置具有深厚的理论根基与正当性根据。从人性的维度来考量,前科消灭制度是人性的可变性与发展性以及具体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必然要求;用哲理的眼光来审视,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都为前科消灭制度的存置奠定了理论上的支撑;从法理的立场来观照,前科消灭制度乃是公正性与功利性的题中应有之义;以刑理的视角来省察,报应与预防亦为前科消灭制度的存置提供了证成的理由。     

论公安机关刑事受案制度

刑事受案不同于一般的接警,其主体有一定的特定性,所受理的案件在性质上具有不确定性,在情势上具有紧急性,受案主体还需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因此,在侦查实践过程中应进一步完善报案回执制度,建立和完善刑事受案应急处理机制,严格执行刑事受案的登记制度,力求以案件受理为平台,解决目前某些案件立案与起诉标准不一的问题。     

浅论刑事和解与刑法基本问题之关系

我国司法机关在对"刑事和解"进行摸索并取得不少成功经验过程中,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同时也遭受着诸多质疑。我们认为刑事和解符合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和刑罚的目的、功能,与我国"宽严相济"和"严打"等主要刑事政策也不相冲突,应作为一种新制度和新理念加以确立。     

被害人承诺问题研究

被害人承诺,是现代社会广泛认可、但我国刑法中没有明文规定的排除犯罪性事由。其法理基础是,刑法以保护个人利益为首要任务,被害人自愿放弃的利益不在刑法的保护范围之内。被害人承诺的适用范围,应是除了侵害生命之外的一切侵害个人利益的犯罪;被害人承诺的成立条件,必须从体现被害人的真实意思的角度来考虑;被害人只有在有关法益处分的决定上具有错误的场合,其承诺才无效;推定承诺,兼具被害人的现实承诺和紧急避险的特征,其适用要受到严格限制。     

WTO成员方认可《TRIPs协议修正案》的法经济学分析

与一般强制许可相比,《TRIPs协议修正案》下的强制许可,其生产成本更高。由于受到竞争、竞售药品、生产成本、风险、市场大小、药品捐赠等经济因素的影响,许多通用药品制造公司不愿意援引《修正案》及其所涉强制许可制度生产并且出口药品。多个经济因素的存在,都会影响到WTO成员方对《修正案》的认可。     

论刑法适用中的隐性不平等--以刘海洋案为视角的考察

在我国刑法的适用过程之中存在着隐性不平等问题 ,并且 ,这一问题基本上脱离了学界的研究视野。面对刑法适用之中的隐性不平等问题 ,应当在刑法基本原则的整体框架内理解罪刑平等原则 ,并且要在制度创新和裁判者素养提高的双重规制下抑制刑法适用之中的隐性不平等问题     

社会转型与法学研究意识的更新

中国社会已进入了全面的转型时期,法学家的地位非常凸显。在此之际,法学家和研究要有所为,必须要更新观念和意识。文章强调在新时期必须强化七点意识:主体意识、个性意识、超越意识、批判意识、民众意识、绿色意识、发展意识。     

论我国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与制度构建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新型纠纷解决制度,立基于和合文化、恢复性司法、司法处遇个别化和利益共赢等理念,在司法实践中行之有效但又备受争议与质疑。厘清刑事和解的内涵,明晰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与条件,进而设计不同诉讼阶段刑事和解的适用程序,解决现行刑事和解试点中的冲突与失范,应当成为制度化构建中国范式刑事和解的实然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