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默涵与周恩来的往事追忆(下)

<正>携手《红灯记》、《红色娘子军》的创作在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上,林默涵不仅是领导者,而且是理论家、实干家。京剧《红灯记》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等的创作,就倾注了他和周恩来的大量心血,凝聚了他们的智慧。1963年2月下旬,在上海养病的江青观看了根据电影文学剧本《自有后来人》改编的沪剧《红灯记》,认为不错,随     

张春桥与姚文元(五)

庐山会议后不久，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有“喜事”。张春桥的“喜事”，是他得知周恩来患上了癌症。他知道，癌症是不治之症，周恩来将不久于人世了。于是，他把眼睛盯上了总理的位置．做起了“总理梦”。姚文元的“喜事”，是他得到毛泽东的信任，把全国思想文化理论出版新闻全部管了起来，有望再进一步，成为政治局常委。     

周恩来与李立三的交往(下)

四1930年8月19日,周恩来回到上海。当时国内局面已是千疮百孔,看到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后自己带领全党同志辛辛苦苦积蓄起来的革命力量竟被李立三如此轻率地葬送,周恩来心如刀绞,遂对李立三提出了尖锐批评。随后,他又怀着“治病救人”的态度耐心地做通了李立三的思想工作,使其认识到了错误,     

1959：庐山会议上周恩来的两难处境

1959年的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大跃进”带来的诸多问题,以“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调整指标”为方针的庐山会议召开了。处于政治漩涡中心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既要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反右,又要遵循客观规律务实;既要纠正“大跃进”带来的负面影响,又要维护好毛泽东的威望,在“左”与“右”之间的钢丝上艰难地行进着;原本的“神仙会”因为彭德怀的一封信使形势陡转,周恩来更加左右为难,他甚至违心地批判了彭德怀;庐山会议上的周恩来就这样在两难中转换着角色。     

博古(秦邦宪)辉煌、短暂与悲壮的一生

黎辛,原名郭有勇,博古(秦邦宪)研究专家,编辑家,文艺评论家。1920年出生,是当年博古的部下,曾任延安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副刊编辑,新华社随第二野战军战地记者,中共中央中南局《长江日报》副总编辑,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文艺处长兼中南大行政区文化局代局长、代党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中国作协整风领导核心小组成员、副秘书长,中国文学艺术界工作者联合会党组成员、副秘书长,中国艺术家研究院副院长等职务,出版专著十多部,1987年从中国艺术家研究院离休。透过本文,读者可从一个独特的视域了解博古的一生。     

周恩来与李立三的交往(上)

作为中共历史上两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周恩来与李立三在长期革命生涯中结下了深厚情谊：两人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相识,其后并肩战斗于国民大革命中,接着携手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中共“六大”后又陆续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联袂主持中央工作;     

周恩来与“反冒进”

1955年底开始出现的反冒进,是围 绕对1956年经济工作的估计和1957年 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发生在中共中央高 层的一场重要争论。这场争论的实质 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在探索中国社会 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在经济建设速 度问题上两种指导方针的分歧。     

周恩来与于伶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于伶（1907-1997）,编剧、评论家、电影事业家,原名任锡圭,字禹成,笔名任大加、尤兢,江苏宜兴人。1926年中学毕业后赴苏州第—师范学校求学,参加学生的话剧演出,为其戏剧活动的开始。后进北平大学法学院,参加了＂左联＂,为剧联领导人之一,并从事戏剧创作和电影评论工作,写出了《腊月二十四》、《夜光杯》、《一袋米》等40多个话剧剧本。     

周恩来鲜为人知的密战艺术(上)

明争与暗斗——高明的两手策略世间无非敌我友,三种关系中。最复杂的关系还是“友”,非敌非我,亦敌亦我。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正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十分重视文艺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他就对革命文艺进行了很多重要的理论概括。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定了党对文艺工作的基本方针,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个里程碑。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下简称"双百"方针),解决了社会主义文艺建设和发展的全局性、根本性重大问题,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又一个里程碑。一、"双百"方针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伟大创造和重大发展     

批极左,还是批极右?——周恩来与毛泽东在"文革"中的重大分歧(上)

林彪垮台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只剩下毛泽东、周恩来、康生三个人了。毛泽东支持和信任周恩来，让他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在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对自己过去的一些“左”的做法也似有悔悟之意。１９７２年１月，他在一次谈话中宣布，根本不存在“二月逆流”，为那些老干部平了反。随后，毛泽东穿着睡衣赶到八宝山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６月８日，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说，我们的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８月１４日，毛对邓小平的信作了批语，说对邓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这为邓的复出作了准备。年底，毛泽东对…     

毛泽东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毛泽东亲自倡导,并在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的情况下,于上世纪60年代上半期搞的一场特殊的运动。这场政治运动,不像“文化大革命“那样轰轰烈烈,牵涉面也不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广,用毛泽东的话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只是“洗温水澡“。但是,这一搞数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至今人们对它仍然是毁誉参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在当时并未造成大的社会动荡和打倒一大批干部等不良后果,但从历史事实来看,它确实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搞的一次反修防修实验,从这个意义上,把它比喻为“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是比较客观的。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七〇周年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一次科学、系统地阐述了党的文艺主张和文艺思想,深刻论述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时代、内容与形式、继承与创新、歌颂与暴露、普及与提高、世界观与文艺创作等重要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理论观点,确定了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基本理论、路线、方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篇彪炳史册的光辉文献。     

海外保存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大革命时期的几封信(一九二三年九月——一九二七年七月)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建立了档案保管制度,保存党的文献资料。但在此过程中,尤其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重要领导人参加国民党工作的许多珍贵档案文献,大多保存在国民党的档案部门。1949年,随着国民党的溃败,这些重要档案移入台湾,收藏于国民党中央党史馆。20世纪90年代后,国民党中央党史馆开始对外开放档案。200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与该馆合作,陆续将这些档案进行整理、复制,并在胡佛研究所对学界开放,为中国史学界开展研究提供了便利。本刊特约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金以林等同志,从中选编了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的几封信,予以公开发表,以飨读者。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探析

正"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文艺界开始了初步的拨乱反正,但在若干文艺理论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争论。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以下简称《祝词》)中,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工作做出了整体肯定的评价,初步回答了当时亟须解决的若干重大文艺理论问题,并提出了社会主义文艺发展应遵循的基本方针。《祝词》发表后,成为新时期我国文艺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为文艺领域拨乱反正的继续和完成,以及新时期文艺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指导。     

邹韬奋脱险走东江(上)——长篇纪实《文化人大营救》节选

正一且说曾生从石桥坑回到总部白石龙时,参谋旋即向他报告:"明天邹韬奋、茅盾等二十多名文化人就到来了。政委已在屋里等您。"曾生一听,无比兴奋,匆匆走进小会客厅,只见林平、王作尧、杨康华都在屋里等他了。林平见到曾生,马上站起来,与他紧紧地握手。"总队长,你来了,我们就开个会,传达一下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研究一下今后抢救工作的具体分工吧。"曾生客气地道:"大家一路辛苦了,政委也不让大家休息,唉。"     

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几点讨论(上)

毛泽东解决新中国经济问题的思想和办法,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的基础,解决了那个年代中国两个最大的经济难题:一是“中国的红色国家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样一个既是政治的又是经济的问题,二是在“一张白纸”上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主要包括:要求全党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习经济工作;指出计划是意识形态;要让全国人民在价值法则这个伟大的学校里掌握经济建设的规律;告诫全党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提出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毛泽东经济思想教育和培养了整整一代人。     

知将莫如相(上)——刘亚楼与周恩来的将相交往

<正>具有领袖风范的周恩来,从革命之初就一直从事领导工作。他虚怀若谷、知人善任。许多优秀的将领就是在他的关怀和支持下,一步步成长起来的。空军司令刘亚楼就是其中的一位。从土地革命时期,刘亚楼就在时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手下干革命,周恩来对这个满腹文采、精明干练的勇将亦是钟爱有嘉。     

毛泽东农民教育理论的新探索——《嬗变与重塑:毛泽东农民教育理论和实践(1949-1966)》评介

<正>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农联盟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的方针政策,也是统一战线的重要内容。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毛泽东同志,从中共三大开始,逐渐意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为探索农民问题做出了艰辛的探索,从理论和实践上提出并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农民观。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贾钢涛博士撰著的《嬗变与重塑:毛泽东农民教育理论和实践(1949-1966)》一书,对新     

推动中苏进入“蜜月期”——1954年周恩来与赫鲁晓夫的几次接触会面

中苏两党两国历史上关系最热络的时期是在赫鲁晓夫上台之后。上世纪50年代中期(1954—1958)中苏两国的蜜月期,无疑是从赫鲁晓夫1954年9月29日至10月16日首访中国,毛泽东、周恩来与他首次在北京会面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