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国际接轨

略论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国际接轨刘剑文为了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适应所得税法国际发展的趋势，我国于１９９３年１０月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个人所得税法》）。经过这次修改，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是否已与国际惯例真正接轨...     

完善《个人所得税法》的思考

完善《个人所得税法》的思考刘钊文，陈爱斌１９９３年我国修改的《个人所得税法》，虽然朝着科学化、规范化、国际化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但经过两年多的实践证明，它仍存在着一些缺陷与不足，为使《个人所得税法》进一步与国际标准接轨，我们认为应该从以下六个方面进一...     

个人所得税法分配功能的二元结构

面对收入分配失衡的格局，《个人所得税法》应有所作为，也能有所作为。以税法分配的二元结构即强制性分配功能与诱致性分配功能为分析框架，我们可以发现，2018年我国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在强制性分配功能方面改进明显，但仍然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其在诱致性分配功能方面的改进则相对较少，尚需今后作更大程度的调整优化。为进一步强化分配功能，未来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应在综合所得税制、基本费用扣除标准、专项附加扣除、税率结构、慈善捐赠税收优惠等方面加以调整变革。《个人所得税法》的分配功能发展空间仍然巨大，其对中国分配格局的矫正作用值得期待。     

从量能课税原则看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改革与完善

经过30年的发展,个人所得税已上升为我国的第四大税种,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在税收公平等方面尚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近年来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本文将借鉴国外个人所得税法的先进经验,从税制模式、税额抵扣、申报征收等方面对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改革与完善进行探讨,以期使我国个人所得税法更能体现量能课税原则的内在要求。     

国务院颁布《禁止传销条例》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05年10月27日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将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此次个人所得税法在两处进行了修改：（1）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现行的800元提高至1600元。第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修改为：“工资、薪金所得，以每个月收入额减除费用一千六百元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同时，对“个人所得税税率表一”的附注作相应修改。（2）新的个人所得税法特别加强了对高收入者的税收征管。第八条修改为：“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     

关于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设想

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虽经历次修改但仅是局部微调,没有弥补现行个税法的根本缺陷,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改革和完善仍任重而道远。本文借鉴国外个人所得税法改革的合理成分,在分析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缺陷的基础上,提出应在分类征收模式向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征收模式转变;减少累进税率级次,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实行税收特别措施;采用基本扣除与专项扣除相结合的方式,建立弹性税制,推广税收指数化和加强征管五个方面予以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根据1993年10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1999年8月30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根据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根据2007年6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第四次修正）     

大陆与澳门个人所得税法的比较研究

大陆与澳门个人所得税法的比较研究刘华随着１９９９年澳门回归祖国之日渐近，两地经济往来日益增多，税收问题也将成为两地经济交往中亟待沟通的问题。个人所得税是政府对个人的所得征税的一个税种，大陆与澳门均开征了个人所得税，并且在其各自的税收结构中占据较重要的...     

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再修改前瞻

2005年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正仅是局部微调,没有弥补其根本缺陷,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改革和完善任重而道远。应当借鉴近年来各国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改革的合理因素,研究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根本缺陷,探讨进一步完善的五个关键路径:分类征收向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征收模式转变;减少累进税率级次,降低最高边际税率;规范税收特别措施;采用基本扣除与专项扣除相结合的方式,建立弹性税制,推广税收指数化和完善征管法律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根据1993年10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1999年8月30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根据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