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国家与治理能力

法治是现代国家的基本治理能力。在中国,无论是作为执政党的执政目标还是作为宪法的规范内容,法治国家都已经获得明确的政治基础和法律地位。作为现代国家治理能力的法治,最为关键的是两个方面的关系界定,其一是在多元社会中法律权威与包括政治权威在内的其他社会权威之间的关系;其二是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的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一方面须梳理澄清法治之基本要素,避免法治观念之混乱模糊,以形成更为具体的社会共识,另一方面为避免法治流于空洞,则须从制度机制上保障法治治理能力的落实。     

人治袪魅与法治返魅:社会冲突治理的二维路径

随着我国正式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我们在品尝经济发展成果的时候,也面临各种各样"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和挑战,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因不同陷阱或矛盾纠纷引发的社会冲突时有发生,并呈现出易发、并发和多发态势。究其触发因素,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自然条件和国际环境等多个方面,而从治理方式上看,则主要是在人治与法治的对弈与博弈格局中,法治不足、人治突显,于民众主要表现为:面子心理、打劫心理、从众心理、闹大心理和求人心理,于运权者则表现为:血缘政治,权力家族化;圈子政治,权力部门化;条子政治,权力人情化;特权政治,权力私有化;交易政治,权力商品化。所以,从治理的视角和理念看,实现我国社会冲突有效治理的基本路径就是去除人治、树立法治,即人治祛魅、法治返魅。     

代理治理模式：一种统治类型的讨论--以基层政府治理体系为分析单位

代理治理模式揭示基层政府治理的性质,指出基层政府治理体系的核心元素是政治治理而不是科层治理,是党政统合体系与威权治理结构的多重因素作用结果。代理治理模式有三个基本特征：代理治理是政治职能与行政职能的统合体系;代理治理与社会是一种统治关系;代理治理是一种多中心权威治理结构。代理治理模式的权力来源在国家,不在基层社会,向上级政府（国家）负责,与基层社会没有授权关系。代理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应从基层政府的政治职能与行政职能的分离着手,以民主法治原则来建构基层政府的权力结构和治理体系,在行政职能上建构政府治理的公共本质,在政治职能上建构基层治理的社会授权关系。     

论马克思主义法治观中的公共服务性——兼论马克思主义实践法理学的时代性

在马克思主义法治观中,法治是政治社会整体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法律进步与发展是一项有使命的事业,法治服务治理乃应有之义。法治建设不仅只是披露和表述时代的法律,还要和国家制度使命相一致,服务于社会进步和发展。法治的公共服务性更加易于建立起人民对社会法治治理和司法正义的公信。     

虚构的正义——国家治理转型中的法律感知

政治以正义为旨归,正义的实现可以感知。实现正义的过程伴随着国家治理从德治向法治的转向。与强调义务的德治不同,法治建立在权利之上,国家通过严密的法律体系实现公民的权利平等。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也面临着艰难的多重转型,这种转型体现既体现为从等级政治走向平民政治,也体现为从政治控制转向法律平衡。在转型治理的过程中,其实存在两种法律及其表现形式:作为秩序的、表现为依法管制的法律,作为自由的、表现为依法抗争的法律。因此在治理转型的过程中,法律被用以明确现代治理中的责任和程序;在权利实现的过程中,正是具体的立法、司法和执法使人们感知法律及其背后的正义,从而激发自觉的法律信仰。     

民主与法治:国家治理的双翼

民主与法治是现代国家和社会必须坚守的核心政治价值,是国家治理的双翼。民主是现代国家的治理形式,法治则是现代国家的治理规则,民主与法治在和谐中共生,又在冲突中均衡。对中国而言,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法治是社会主义的保障,因此,在国家治理中应正确把握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关系,把民主与法治有机结合起来,建构"法治民主",推动国家走向善治。     

论中国法律信仰的培养

法律信仰是源于美国学者伯尔曼的一句话: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中国随着法治社会的进步,法律信仰也被很多学者逐渐重视,于是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法律信仰。但法律在现实生活中有时却不被信仰,这与我们内心世界中对法律必须被信仰又不时发生着冲突,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法律信仰危机已经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因素之一,因此为了更好地实现法治社会,法律信仰的培养有它的必然意义。     

法治视域下现代治理体系的构建

法治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国家治理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核心内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依法治国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法治内容与法治规律进行了深入探讨,为我国未来的法制建设提供了方向。各国实践证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构建现代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同样,法治也是我国现代治理体系构建的重要基石。但是,法治社会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具有全局性与战略性。我国构建法治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路径是:坚持党的领导;以民为本;依法规范政府的行为;正确理解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健全法律体系;强化立法、执法与司法的制度配合。     

民族因素与政治体制、政治行为

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具有一定物质特征和精神特征的人们共同体。它作为一种稳定的、凝聚力很强的社会实体,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从来就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政治则是以国家政权为中心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现象。民族和政治都属于一定的历史范畴,它们之间既有明显的区别,也有密切的联系。探讨民族因素与政治体制、政治行为的关系,是现代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对于正确认识和掌握政治发展的规律,从政治科学的意义上来看待民族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论社会治理模式中的德治及其制度安排

在思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治理方式的制度设计与安排问题时,关于德治与法治建设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实,德治与法治是与特定的社会治理模式联系在一起的。统治型的社会治理客观上有着德治的要求,但是,由于这种社会治理是在权力关系的基础上,所以并不能实现真正的德治。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属于法治的范畴,却在突出法治的同时排斥了德治。只有公共管理所预示着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才是法治与德治相统一的社会治理。在德治建设中,关键是着力于制度安排上的德治,而不是寄希望于教育,可以通过德治化的制度建设来为人们的道德信念的生成提供客观保障。     

新时代人民法院涉诉信访治理的现实路径

涉诉信访是特定历史时期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人民法院是涉诉信访治理的重要主体,要切实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涉诉信访问题置于社会治理宏观体系中去定位,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补齐短板、创新机制、担当作为。     

环境冲突的伦理治理机制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环境冲突既关系着社会的稳定和团结,也直接考量中国的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因此,环境冲突的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文章在梳理环境冲突及其管理问题的基础上,指出治理与伦理治理的必要性,进而分析了环境冲突的伦理治理的内涵和意义,并从社会反思、伦理学习和责任承担三个方面,阐明环境冲突伦理治理的运行机制。最后分析了环境冲突的伦理治理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推动作用。     

树立青年大学生的法治信仰

<正>法律只有被信仰,才能获得生命。法国思想家卢梭曾言"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青年大学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代表者与引领者,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栋梁之才与主要依靠,青年大学生对法治的真诚信仰、对法治事业的热心拥护,将带动全社会形成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最终将大力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有序展开。提高大学生法治认知是培育法治信仰的前提     

社会主义道德治理的政治价值、文化功能与社会效用

道德治理不仅是国家的一种治理模式,而且是一种以价值理性和社会信仰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人们精神世界和生存方式的社会管理模式。通过法治社会中道德治理的政治价值、文化功能与社会效用等方面来论证这一命题,使道德治理与法律治理的结合获得现实可行的操作性,说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离不开道德治理的重要作用。     

民族整合的理念、格局与举措

民族整合是多民族国家基于民族群体权利承认而实施的民族治理方略,这一方略源于多民族国家对原本以同化为主要治理范式的反思。作为一种政治理念,民族整合主张摈弃民族同化,同时又反对民族分裂,旨在维护族类群体的自主性和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性;作为一种政治关系格局,民族整合是唯一主权屋顶下各民族共存的族际关系结构设计,具体涉及族际政治关系结构、族类群体与国家关系结构两个层面;作为一种政治实践,民族整合包括政治整合、经济整合、文化整合和社会整合等形式。民族整合是一种有机的共同体整合,它以维护多民国家的统一为价值诉求,在承认族类群体集体权利的同时,也为各民族成员自主实现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空间和路径。     

当代中国的政府治理转型及其进路

政府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核心部分,政府治理转型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根本意义。当代中国的政府治理面临着"名义法治"的阻碍、官僚制与民主的冲突、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的冲突、公共权力与社会自治权利的冲突等严峻挑战,应对这些挑战必须进行政府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在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应当全面树立法治思维,切实发挥法治的价值与功用,建立与民主机制相协调的有效的治理体系,切实创新治理方法、提升治理能力,并以宪法、法律手段确认社会自治权利,最终形成以"强政府—大社会"为轴心的多元共治的"善治"格局。     

法治民主——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方向的探讨

民主与法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两个基本内容。然而,就两者关系,我国学术界却存在普遍的争论。和谐共生与冲突均衡是民主与法治关系问题上的两种相对的认识。就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亦有民主为本和法治优先两种认识,亦有部分学者提出了法治民主政体的基本思路。     

提升国家治理的法治能力

在国家与社会治理法治化转型的背景下,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主要依靠法治思维引领决策、调整社会关系,用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虽然法律不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唯一手段,但法律至上的法治原则要求,执政者应该高度重视法律能力和法治能力的提升,以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运用,善于把党和人民的意志通过立法程序转变成国家意志,不断提升制度的实施能力。依法执政的法治能力包括立法、执法、司法等多种能力形态,但目前来看,无论是立法能力,还是执法、司法能力,都存在不少的短板。对此需要运用法治思维、法律方法开启"法智",在重视逻辑、锻造法律思维方式的基础上,提升国家治理的法治能力。     

从地方政府创新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

从"地方政府创新"个案来观察和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所发生的结构性变化,要阐明这样一个问题: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问题。以期明确这样一个趋势:俾使国家(政府)与社会关系成为相互支持、相互制衡的民主的法治的关系,端赖政府权力法治化、扩权社会(让社会自身组织起来而不是政府把社会组织起来)、扩大基层自治体包括社会组织民众参与并使之规范化和制度化,造成一种彼此在法治或宪法范围内行动的政府与社会共同治理(不是统治也不是管控)的良性互动关系。鉴于此,地方政府创新就应该包括在权威合理化和社会组织体制或社会力量的建构之中。     

市场经济中的自律规则及其意义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法治经济并不是市场经济的全部。市场经济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市场自律,它和法律共同构成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则、制度的基础。这一点在我们的制度建设中常被忽视,如我们将法律的健全等同于市场制度的建立、对法律作用的过度夸大等,结果是在不健全的市场和欠缺市场自律体系之下,市场法律的作用常大打折扣。这也构成当今社会转轨中有法不依的一个客观上的社会原因。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法律的作用是有前提的和有限度的。正确地认识法律与市场、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是确立法律权威和实现法治的基础和前提。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