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行政法治研判

政府的社会治理及创新实践应遵循行政法治理念,行政法治的发展也必须积极回应社会治理创新的需求,为之提供相应的理念和制度保障。当前,政府社会治理在观念、主体、手段、制度等方面的创新存在一些与行政法治不相适应的问题。破解之道在于加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强化相关理论的适应性,体现社会治理观念的创新;修正"行政主体"理论,重塑"国家—社会—公民"的关系,反映社会治理的新格局;完善行政程序制度,构建参与式行政模式,搭建社会治理公众监督和信息共享平台;加强应急法制建设,建立有效的社会突发事件应对机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监督体系,保证社会纠纷化解机制的良性运作与衔接。     

土地征收中的“行政包干制”及其后果

在当前的农村土地征收领域,一些地方政府采用"行政包干"的方式将其中的各种复杂事务承包给村委会来完成。通过权力和责任的双重下放,地方政府得以避免与农民发生直接的冲突和对抗,农民的不满对象主要是村委会,土地征收中的矛盾就更多地发生在村庄内部。而且,从性质上看,农村土地征收矛盾在发生之初更多地是围绕着补偿物的价格核定,不一定具有对抗性。在"行政包干"的制度限制下,由于陷入了与各自村委会就补偿物价格核算的争议之中,农民无法形成相对一致的行动目标,以致更大范围的集体行动难以发生。在这个意义上,"行政包干制"的运作转移了冲突的发生场域,防止了冲突的升级和集中爆发,进而降低了地方政府的执政风险。但是,从长远来看,"行政包干制"中普遍存在的利益激励导向消解了基层组织的公共性,并非一种稳定的治理机制。     

论行政伦理研究范式

行政伦理学如果希望不断积累知识,就必须在其研究领域形成公认的理论范式。范式的形成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在基本的问题上获得共识并形成坚定的信念;以共同的研究方法研究问题。行政伦理学以行政人员的道德行为为研究对象,而道德行为归根结底是遵守伦理规范的行为。规范既是一种制度,又是一种观念。前者是制度分析的对象;后者是知识社会学分析的对象。行政伦理的制度分析和知识社会学分析是理解行政伦理的必要途径。     

行政信息沟通的障碍及排除

行政信息沟通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而行政信息沟通不畅恰恰是我国行政管理实践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其根源主要是由于组织障碍、知觉障碍、语言障碍、地位障碍和地理障碍等因素造成的。因此,应通过加强思想教育和组织监督,克服行政信息传递过程中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特别是要杜绝说假话、报虚功的不良倾向;坚持行政信息沟通的科学原则;健全组织机构,设置专职负责的联络人员,明确规定沟通渠道,完善行政信息沟通制度;注意发挥非正式沟通的作用;遵循行政信息沟通的一般程序等举措,排除行政信息沟通中的障碍因素。     

行政制度与行政人格关系探析

对于行政制度与行政人格关系问题的研究是理论界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研究视角.行政制度之于行政人格塑造的作用在于:行政制度对行政人的各项权利的规定是行政人格独立的前提;由制度而获得的角色意识是行政人格生成的基础;行政制度为行政人格塑造提供价值导向.行政人格的行政制度建树作用在于:行政人格的制度组织与制度结构功能;行政人格的制度生成功能.对两者关系的探讨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人格与制度都具有重大启示意义.     

透视现代行政组织中的圈子现象

本文针对当前各政府部门大量存在的圈子这种恶性非正式组织 ,从分析其与一般非正式组织的区别入手 ,阐述了圈子的五大主要特点 ;并论述了圈子形成的制度文化因素 ,人格因素和具体过程 ;还对圈子的危害进行了概括 ,包括容易造成近亲繁殖、贪污腐败、影响行政决策和行政执行、阻碍改革等 ;最后提出了铲除圈子的大致方向和要求     

当前中国行政问责文化的主要问题与解决思路

2003年以后,中国的行政问责制度逐步建立,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除了行政问责制度自身的缺点以外,行政问责文化的问题成为制约中国行政问责制度建立与运作的主要问题。从政府角度看,主要表现为公共行政价值取向的单一化、"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责任意识偏差大、缺乏道德自律的理念和行为规则。从公民和社会角度看,主要表现为理性参与意识不强。从公民与政府官员共同的角度看,主要表现为:公共精神匮乏、法治观念薄弱。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有:历史与传统的遗产、法律与制度的缺失、利益的冲突、信任的危机、价值的失范等。有效解决当前中国行政问责文化问题需要从下面几个方面入手:改造传统遗产、完善法律制度、创建分配正义、提升政府信用、重构社会价值。     

美国土地争议之行政解决

美国土地管理部门对争议的解决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采用多种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由行政法法官和争议解决专员举行听证和裁决,在穷尽行政救济后,才能进入诉讼程序,对目前我国法院受理的土地纠纷案件居高不下、当事人因土地拆迁问题而大量信访等问题的处理和解决方式具有较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行政收费的规范与救济

行政收费作为我国行政征收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期被人们误解 ;“乱收费”现象的日益突出 ,又使如何规范行政收费成为政府运作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行政收费要实行有效的规范与救济 ,就必须明确行政收费的内涵及特点 ,分析造成“乱收费”现状的原因 ,以建立规范的行政收费救济制度。     

异体行政问责制:内涵与构建

从问责主体角度来看,行政问责包括同体行政问责和异体行政问责。相对于同体行政问责而言,异体行政问责的实践与制度建构都相对不足影响了行政问责制度的实际成效。行政问责制的有效运作,有赖于"异体行政问责制"完善与实施,实践中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实现这一目标。     

我国行政服务中心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模式,又称行政审批中心或行政审批服务中心,最早起源于英国的“一站式”(one-shopstation)服务。结合英国当时的制度环境和我国的实情分析其形成原因,从新制度经济学制度移植的角度提出相应的对策,有利于解决现阶段我国行政服务中心运作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行政组织中的非正式组织问题分析

行政组织中的非正式组织是一种客观存在,它对政府行政管理实践产生重要影响,而传统行政学理论对此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通过对行政组织中的非正式组织的产生过程、特征、表现形式、影响等问题分别予以阐述并得出,对待行政组织中的非正式组织,既不能简单否定,也不能完全肯定,而是鼓励其发挥积极作用,同时抑制其消极作用,这样才能收到比较好的效果。     

结合行政问责制度 浅谈中国行政监督机制

一个科学的行政问责制度对于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对于推进依法行政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对于建立责任政府,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行政监督的有效和有力与否直接关系着行政问责制度的成功与失败,它监督着行政问责制度的整个过程,使其能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建设责任政府,建立一套有效的权力运行和制约机制,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但在中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实施和发展中,导致中国行政监督不力的原因很多,从外部监督主体看,人大、纪委、司法机关、社会力量等存在独立性不足,权威性不够以及力量弱小等原因;从内部监督主体看,监察机关和上级机关同样显现独立性不强,缺乏监督动力。这些都制约着中国行政问责制度和行政监督的发展。就行政问责制度和行政监督的内涵加以界定,结合行政问责制度对中国的行政监督存在的问题做以分析,并提出了几点建议,希望能对下一步改革引起一些思考。     

当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执行困境及其动因分析

经过多年来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的理论和制度的建构已向前迈了一大步,但与快速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内在需求相比,与行政相对人的期望相比,理性审视行政审批在实践中的运作,仍然存在无法回避的诸多问题。试从具体工作实践出发分析当前地方政府审批制度改革的执行困境和难点并对其内在动因作粗浅分析。     

市民化进程中我国农民失业救助困境的行政伦理审视

对于时下的中国不断出现农民耕地被征用而引发失业的问题,可以从"形上"思辨和"形下"思考两个层次进行关注,就"形上"思辨而言之,应着重解决好公共行政制度安排的应然价值取向,这是公共行政的一个根本问题;就"形下"思考而言之,将围绕"行政伦理视域下失业农民救助的制度安排审视"和"行政伦理视域下失业农民救助的流程再造审视"两个维度而展开。以上诸多措施的开展将对市民化进程中我国农民失业救助制度的缺陷有所裨益。     

从行政伦理视角看我国土地行政管理

行政伦理具有正义、公平、民主的价值意义,行政伦理是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行政伦理建设能使和谐、生态的发展观念深入到土地行政主体的内心,并使其内化为自觉的约束力量,从而真正保护和使用好宝贵的土地资源。     

地方行政服务机构的运作机制及其逻辑——广东省J市行政服务中心的个案考察(1997-2011)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作为我国地方政府自下而上探索的一项管理创新,行政服务机构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认可.在学术界,现有的文献大多是针对行政服务机构建设中存在问题的对策研究,对于行政服务机构的运作过程和机制缺乏深入细致的考察和分析.本文以J市行政服务中心为个案,以行动者系统组织理论为分析框架,通过对一系列特定事件的“深描”,力图展现行政服务机构运作的真实故事和内在机制.案例研究发现,在合法性不足、资源匮乏的制度环境下,J市行政服务中心管理层采取了一系列整合的运作策略和方法,却不同程度地遭遇到各职能部门和窗口工作人员的抵制和抗拒,从而产生了“名实分离”的组织现象.这种现象是组织应对外部制度环境以及核心行动者之间策略互动的产物.研究结论可以为行政服务机构的良性发展和该领域进一步的理论建构提供启示.     

统一风险行政程序法的学理思考

建构统一风险行政程序法的时代背景在于:回应风险行政所带来的挑战;碎片化的风险行政程序法难以克服风险行政实践的合法性困境;当前缺乏统一行政程序法典,也不能简单借鉴西方经验来规范风险行政;涉及风险行政程序的单行法无法代替统一风险行政程序法。风险行政程序法是以结构化方式规范风险治理主体行为的行政法规范,其功能是克服风险治理主体的"知识贫乏"和"价值冲突"问题。它将保障个人权利、维护公益、确保行政科学性和民主性作为价值取向,并呈现为一种网络状态;所对应的行政模式是"新治理行政",并将治理风险的公共政策作为调整对象。它是实现风险行政过程合法性的一种技术,基本结构由风险议题之形成、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交流所构成,主要制度包括协商制度、陈述理由制度、暂时性制度、信息制度和遴选风险治理参与者制度。     

国外公务员行政伦理制度建设对我国的启示

介绍美国、新加坡等国家行政伦理的法制化内容及独立的行政伦理关系体系,并以此为背景,对比、研究中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制度建设的现状及存在问题;最后提出深化对公务员伦理制度建设迫切性的认识、构建我国行政伦理制度完整体系和实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等政策建议。     

行政问责制度的“中国意义”:问责制、行政管理体制与中国政治体制研究述评

随着对问责制度的研究深入,理论界和实务界越来越关注问责制对于中国的深层意义。这表现在问责制度与现代政府理念与实践、行政管理体制,乃至整个中国政治体制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问责制、问责政府、问责中国等一系列观念的流行,也反映着问责的"中国意义"有待深化研究下去,必须探求问责制度对于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以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