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的“本地—邻地”效应——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09—2019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作为区域经济建设主体在绿色技术创新上采取的行为策略将产生空间溢出效应。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09—2019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时间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在财政分权体制下，本地政府在本地绿色技术创新策略上实施了“逐顶竞争”，但对邻地并未产生“示范扩散”效应。通过对其传导机制作进一步的分析，发现财政分权对本地环境规制、R&D经费投入和产业结构产生正向影响，但对邻地的R&D经费投入以及产业结构产生负向影响。从财政分权视角探讨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的“本地—邻地”效应，有助于为推进各地方政府共同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提供借鉴。     

政府评价层级差异与差序政府信任--基于2011年全国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2011年全国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尝试以民众对不同层级政府的评价差异解释差序政府信任产生和维系的原因。研究发现民众在对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绩效、动机以及腐败程度等问题进行评价时显著青睐于中央政府,这种评价上的差异导致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显著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从而产生了差序政府信任。     

民主参与、社会资本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满意度——基于全国10省95县(市、区)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10省95县(市、区)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民主参与与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之间有显著的负向相关;而社会资本对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而言,在民主参与方面,公民主动接触和政府回应均负向影响农户的公共服务满意度,影响程度相当。经过调研发现,此现象的原因是政民之间的沟通渠道不畅,农民难以和政府官员直接接触,政府未及时向民众作出应答。在社会资本方面,活动参与、社区安全感、社区信任均正向影响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其中社区安全感的影响程度最大,活动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社区信任影响度最小。另外,农户年龄对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也有一定的正向影响。     

关于民众对中央政府信任度的多维度分析

政府信任作为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已经成为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热点议题。近年来,学术界对于我国政府信任议题的关注度也持续升温。政府信任度本身的高低受到多维度因素的影响。基于全国民调数据研究发现,我国民众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处于中上等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民众对于中央政府的政府信任度与民众的基本社会价值观、社会信任和我国的国际地位三个维度显著相关,而与民众的宗教信仰维度相关性并不显著。     

民众信任因素对政府工程决策支持度的影响——以机场建设项目为例

通过将信任因素细化,搭建起民众信任因素对政府工程决策支持度影响的理论模型。通过对494个有效样本的问卷调查,可以发现民众对技术的信任、政府决策的信任、专家的信任以及承建商的信任对政府工程决策支持度具有正向的影响。民众对这四个对象的信任因素在其内部结构方面存在差异。进一步研究还可以发现距离因素对政府工程决策支持度具有负向的影响。通过对"信任图谱"的勾勒,可以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以及降低大型工程社会稳定风险等实践工作提供帮助。     

转型期中国城市居民政府信任研究——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实证分析

如何重塑公众对政府信任已经成为当前政府工作非常关键的公共课题。社会资本理论家对于不同形态的社会资本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没有形成共识。为弥补既有研究的不足,本研究在CGSS2005调查数据基础上,采用多层次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不同形态的社会资本对中国城市居民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居民的政府信任存在区域差异。在区域差异前提下,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显著提升了城市居民对政府信任,无论是实质性社会资本——"普遍"信任和互助行为,还是形式社会资本——开放型的社会网络,均对政府信任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但是,区域的社会资本对于提升政府信任不具有与个体层次社会资本同样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创建社会资本过程中,依托开放型社会网络和社区为平台,树立互惠互利的道德规范,培育互助文化和合作精神,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普遍信任,从而创建政治资本,提升政府信任。     

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支出——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行政管理支出具有双重属性:过多的支出不利于经济增长,使地方政府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而不利于官员的晋升,同时有违中央政府的宏观政策目标;但能直接提高地方政府官员个人的福利水平。所以,地方政府及官员对行政管理支出存在两难选择。本文利用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998—2006年的面板数据对财政分权与行政管理支出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和稳健性检验。主要结论是:在中国特色财政分权的制度环境下,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自由裁量权扩大时,总体效应是加大了行政管理支出的规模。同时,行政人员规模与行政管理支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社会结构等因素对行政管理支出也有显著性的影响。在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其他公共财政支出项目(社会保障支出除外)对行政管理支出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     

论政府对民众的信任:概念、假设与验证

信任是一种双向互利的关系,政府对民众的信任和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同等重要,如果忽视了政府对民众信任水平问题的研究,那么,旨在提升民众对政府信任度而建构的理论体系就是不完整的,意在增强政府公信力和合法性的策略也会有失偏颇。基于此,文章在构建政府对民众信任理论假设和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实证调查的数据来验证。结果表明,政府官员的信任倾向性越强,作为整体的政府就越信任民众;政府对民众的普遍信任度越高,就越能相信民众公共参与的品质与能力。因此,要提升政府对民众的信任,更多的责任还在政府身上。     

人际信任、社会公平与政府信任的关系研究——基于数据CGSS2010的实证分析

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一直备受广大学者关注,但关于社会公平对其两者影响的研究并不多见。本研究试图利用CGSS2010的调查数据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析,研究发现不仅普遍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特殊信任对居民的政府信任也存在显著影响;社会公平的三个维度(整体社会公平感知、自身收入公平感知、是否受到政府工作人员不公正对待)对普遍信任均存在显著影响;在普遍信任一定的情况下,社会公平与政府信任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普遍信任与政府信任的关系受到居民社会公平感知的制约。这表明,社会公平对于提升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及政府信任水平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增强社会平等对于改善"信任危机"现状至关重要。     

社会公平与政治信任——基于“中国乡镇民主与治理调查”的实证研究

社会公平是转型中国秩序重构的价值标杆。本研究基于"程序"与"实质"两个维度,将社会公平划分成程序公正和结果公平,并考察它们对农村居民基层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居民对基层政府的信任程度明显弱于高层政府。相较于制度绩效和价值观念,社会公平已构成农村居民基层政治信任的重要来源。伴随着社会转型与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程序公正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强于结果公平的效应,这说明农村居民对社会公平的需求呈现"后物质主义"的特性。     

青年网民的媒体使用偏好与政治信任

基于"网民社会意识调查"的相关数据,探讨媒体使用偏好对青年网民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日常情境下,青年网民的官方媒体使用偏好会对其政治信任产生正面的影响作用,而社交媒体使用偏好的影响并不显著,对青年政治信任具有负面影响的是海外媒体使用偏好;在突发事件中,媒体使用偏好对青年政治信任的影响出现两极分化效应,官方媒体使用偏好越强,青年网民的政治信任程度越高,而社交媒体与海外媒体使用偏好则会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青年网络表达参与的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提升他们对基层政府的信任水平。网络时代媒体使用偏好是影响青年政治信任的关键因素,这为数字政府治理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     

财政分权、转移支付与县级政府人力规模增长的灰色关联分析——基于湖南省

利用湖南省1995—2008年的县级数据,以灰色关联度分析作为工具,从财政分权与转移支付视角对省内财政制度安排与县级政府人力规模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湖南省财政分权、转移支付与县级政府人力规模呈现比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省内支出分权对湖南省县级政府人力规模的影响最大,其后依次为省内收入分权、县财政自给率和县人均净转移支付。这一发现表明,实行合理的省内财政分权,是湖南省控制县级政府人力规模急剧膨胀的重要途径。     

财政制度改革：中央与地方如何分权

财政分权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财政体制改革的普遍趋势。纵观世界各国,既没有出现财政权力完全集中在中央政府层面的情况,也没有出现财政权力绝对分散在地方政府体系中的现象。因此,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也就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共同选择。财政分权不仅在发达国家得     

社会资本对灾区民众心理健康的影响——基于汶川地震灾区的追踪数据研究

基于汶川地震灾区的追踪数据,本文研究社会资本对灾区民众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在灾后初期缓解了灾难对民众心理健康的冲击,社会网络规模对民众心理健康不存在显著影响;在重建初期,强关系表意性功能显著,随后网络差异所带来的信息和资源的机制作用显著;城市经理层对改善心理健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村经济富裕阶层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社会资源机制和社会网络相对地位所带来的"相对剥夺"可对此提供理论解释。     

政府规模扩张:成因及启示

政府规模的决定因素是公共管理前沿研究问题之一.实践层面上,自改革开放以来机构精简一直是国政府改革的一个重点.然而,精简后再膨胀的问题一直无法解决.本文尝试回答如下问题:政府规模扩张是否有一些系统性的因素起作用?基于面板数据分析,用随机效应、固定效应模型和广义矩估计法研究政府规模扩张的决定因素.计量分析结果表明,瓦格纳定律(随着经济发展政府规模将扩张)在中国是不成立的,经济越不发达的行政区域,政府规模反而越大.财政收入端或开支端分权与政府规模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县均人口、开放度及外商直接投资与政府规模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基于实证研究的结果,本文认为,地方政府的考录制度仍然有缺陷;当前的财政分权(支出端分权、收入端集权)很有可能助长了地方政府扩张规模;合并县域或许有助于政府精简.     

新形势下政府信任建设问题研究

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也是政体正常运转的重要保障。近年来,我国在政治、经济体制加快改革,社会加速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转换相对滞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加剧,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政府＂信任危机＂。对此现象我们应该高度关注,并深入探讨政府遭遇＂信任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认真研究新形势下加强政府信任建设的对策和措施。     

流动人口政府信任的实证检验研究——基于全国七城市的调查分析

流动人口政府信任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是一个尚未得到应有重视的议题。本文根据全国七大城市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对策研究的调查数据,利用SLM模型对流动人口的中央政府信任、城市政府信任和老家政府信任进行比较分析,并从规制认知论、绩效判断论和责任回应论三种理论视角,探讨影响流动人口政府信任的因素及其在各级政府上的异同。数据分析的主要结果是:流动人口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最高,对城市政府的信任次之,对老家政府的信任程度最低;在具体的影响因素上,三者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深入分析发现流动人口政府信任不仅受法律认知、民生评价和实际获助这三个外在环境影响,亦受其新生代年龄、党员身份等个人背景的内在力量作用。本研究的政策含义是基于显著影响流动人口对各级政府信任的各种因素,培育与促进流动人口对各级政府的信任感。     

地方政府企业化:模式、动因、效应与改革

地方政府企业化现象是我国经济与社会转型时期的必然产物,也是"新常态"下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内容。厘清其运作模式、动力机制与影响效应,对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乃至"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均具重要意义。当前我国的地方政府企业化行为,在运行模式上涵盖了土地财政、地方债务、巨型工程和招商引资等四个相互依存的方面。它不但植根于财政分权体制和官员晋升机制等国内形势,而且溯源于分权化、全球化和信息化等国际趋势。它既有经济和政治上的积极效应,也有经济和社会上的消极作用,且消极作用正日渐超过积极效应。全面深化改革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市场以及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差序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与应对策略——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

差序政府信任是我国公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的现实写照。通过分析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问卷,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从个人、政府和社会等三个维度探讨差序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因素是引起差序政府信任变化的关键变量,中央政府的反腐倡廉力度与回应性、地方政府的经济绩效等因素会对差序政府信任产生显著影响;个人的人际信任水平、政治效能感、生活满意度和政府满意度越高,其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就越高,差序政府信任越不明显;社会公平、社会保障程度越高,差序政府信任越小,而社会宽容度越高,差序政府信任越大。为了夯实公众对政府信任的基石和改变差序政府信任格局,中央政府应持续推进反腐败工作,增强对公众诉求的回应,维护好中央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地方政府则应在做好经济发展工作的同时不断提高政府透明度,提升公众满意度;央地政府还应共同促进社会发展更加公平,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积极防范由差序政府信任带来的社会风险。     

大学生的个体价值观与关系行为:心理账户效应和受挫感的作用

基于对1200多名中国大学生调查数据的分析,本文探讨了在个体价值观对关系行为的影响过程中,心理账户效应和受挫感起到的中介和调节作用。研究表明,自我导向价值观通过增强心理账户的成本追踪和非替代效应,对亲情和友情关系行为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享乐主义和人际求同价值观通过减弱心理账户的成本追踪和非替代效应,对亲情和友情关系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受挫感削弱了自我导向价值观对心理账户的成本追踪、预算和非替代效应的正向影响;受挫感加强了人际求同价值观对心理账户的成本追踪和非替代效应的负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