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印尼青年华人中文姓名的社会语言学考察

姓名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语言现象,是社会成员个体和社会身份的象征。印尼华人中文姓名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性别差异性,与同时代的中国人相比具有传统和保守的特点。印尼华人的姓氏以"陈、黄、林"最多,反映出与中国东南沿海省份的密切关系;双字名优势和用字的性别倾向性表明了中国传统宗族和性别观念对印尼华人的影响;姓名高频用字的集中使重名问题较为突出,表现出印尼华人社团和个体价值观的趋同。在性别和时代因素两个参量上,前者对印尼华人中文姓名的影响比后者更为显著。     

荷兰殖民统治时期爪哇华人法律地位探析

荷兰对印尼的殖民统治长达三百多年,深刻地影响了印尼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直到印尼独立后至现今仍是如此。无论荷兰东印度公司时期还是荷印殖民政府时期,爪哇华人在法律上都处于一个比较特殊的地位。荷兰东印度公司时期,华人社会拥有一定程度的法律自主权;荷印殖民政府时期,殖民者逐步将华人社会纳入欧洲法制体系的轨道,华人的法律地位日益低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华人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对爪哇华人法律地位的改善起了一定的作用。     

印尼华文教学的发展现状:基于雅加达三语学校的调研分析

三语学校的创立与发展是当代印尼华人社会发展华文教学的一种重要形式,依托三语学校,在苏哈托时代中断了30多年的华文教学,终于在印尼这个多元文化社会找到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土壤与环境。苏哈托威权统治结束后,印尼逐步完善民主化制度与多元文化制度,在此环境下,印尼雅加达华人社会摸索出三语学校的多种模式,并创办了多种类型的三语学校,对华文在印尼的传播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华文教学在印尼复兴的经验表明,华文在海外的推广要适应该国的历史社会与文化环境,印尼三语学校的发展是印尼华人文化适应当地多元文化环境的产物,对推动华文在印尼的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印尼华人社会的发展与前景

本文论述了印尼华人社会的新变化,分析了华人社会的几个热点问题,尤其是如何评价瓦希德政府的华人政策以及伊斯兰教对华人社会的影响等问题。还预测了梅加瓦蒂的华人政策走势,并指出华人进一步融人当地主流社会.     

试析印尼华人社会孔教信仰的形成与发展历程

从20世纪初的中国、荷属东印度殖民时期和印尼独立后等方面着手,追溯了孔教的形成历史,并且其与当地政治局势密切相关。印尼华人社会采取了不同的文化路线,与中华文化根源逐渐割裂开来,这与其他相邻的东南亚国家情况有所不同。印尼华人社会中无论是信仰孔教、佛教还是道教,在发展中都逐渐偏离了源于中国的主流,每个宗教团体都试图让印尼当局承认自己的信仰,也有团体试图将这三种信仰合成一体,同时他们仍然希望保留印尼华人的身份,以期在融入和同化到印尼社会过程中获得所谓的优待。     

试述新加坡华侨华人妈祖信仰的传播及其影响

本文通过回顾妈祖信仰在新加坡华侨华人社会传播的情况，分析了妈祖信仰在华侨华人谋求生存发展过程中的影响：（一）增进华侨团结；（二）创办公益慈善事业；（三）寄托对祖籍国的思念。     

廖建裕与印尼华人研究

印度尼西亚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的节点国家,印尼华人是印尼国家多元民族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印度尼西亚不同历史时期,他们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著名的海外华人研究学者,廖建裕先生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印尼华人和东南亚华人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介绍他的学术生平、学术贡献以及他对印尼民族国家建构的理论和观点。     

“一带一路”背景下郑和下西洋历史记忆的重构——以郑和下西洋对三宝垄的经济影响为例

郑和七下西洋对印尼各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宗教、社会文化和经济等。同时,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郑和下西洋这段历史也对两国经济合作具有一定的启示。以郑和下西洋对印尼三宝垄的经济影响为例,郑和下西洋对印尼古代经济的影响深远,主要包括朝贡给赐、民间互市、华人贸易和国际贸易四种方式,对三宝垄当代旅游业和华人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在“重构历史记忆”的理论视阈下,利用历史类专著、纪录片和其他学术论著,从文化、旅游等角度重构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记忆,对澄清地域误解和文化偏见,促进双方文化旅游合作和贸易发展,意义重大。最终旨在使之服务于“一带一路”大背景下的中印尼经济合作。     

二次大战后印尼华侨政治认同的变化及其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印尼华侨的各种认同观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尤以政治认同的变化为突出;由于政治认同的变化在诸认同变化中是一种带有根本性质的变化,因而它对印尼华人社会和华印(尼)两族之间的关系带来一系列的影响。本文拟主要论述引起印尼华侨政治认同变化的时代背景和原因及其过程,并探讨由于这一变化对印尼华人社会和华印(尼)两族之间的关系所带来的影响。     

文化传承与集体记忆构建:当代印尼华人历史纪念馆的功能分析

后苏哈托时期见证了印尼华人的族群意识与文化复兴,其中华人历史纪念馆的兴建成为华人族群文化意识复兴的一个重要象征。本文在对印尼华人纪念馆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考察了后苏哈托时期华人历史博物馆兴建的动因、机制与意义。印尼华人博物馆的兴建,不仅体现了华人对族群历史文化的追溯与传承,同时也反映了华人与当地的融合与政治认同的变迁。更值得指出的是,华人历史博物馆通过华人参与民族国家建构历史的展示重新塑造了华人的集体与文化记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的概念诠释

历史决定论的理解模式、历史主体本身的不成熟以及历史主体与实践主体的混同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被遮蔽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主体性和马克思主义主体的历史性之间是一种逻辑互动的关系,前者是实现后者的力量源泉,而后者则是彰显前者的基础和保障;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体有三种存在样态.即知性存在样态、意义存在样态和实残存在样态.     

我国物权法中所有人抵押制度构建

所有人抵押是指所有人于自己所有物上存在的抵押权 ,是一种特殊的抵押权。确立所有人抵押制度可以防止后次序抵押权人获取不当得利 ,保护抵押物所有人的利益 ,有利于所有人进行融资 ,节省交易手续和费用 ,促进商品流通。我国《担保法》没有规定所有人抵押 ,可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的做法 ,从所有人抵押的思路选择、成立、变动等方面入手对此制度作出具体设计。     

行政三分制的行政法治契合

《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方案》的出台,标志着“行政三分制”这一新型行政管理模式的付诸实践。行政三分制在彰显其制度创新优势的同时,也面临着行政法治契舍的难题,而这则关系到行政体制改革的成败。     

浅析共同贪污犯罪数额的计算

贪污犯罪数额的大小,是惩治贪污犯罪的主要依据。在共同犯罪中,犯罪行为人贪污数额的认定相当复杂,既有共同贪污的数额,又有各人分赃所得的数额,还有因贪污的停止形态而未实际获取财产等情形。关于共同贪污犯罪行为人数额的认定,理论界存在着“分赃数额说”、“参与数额说”和“犯罪总额说”等不同的学说。笔者更倾向于“犯罪总额说”。     

论业主委员会的制度建设

业主委员会是城市住房私有化的必然产物,也是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制度支撑.由于政府管理部门、居民委员会、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业主之间利益关系复杂,现行法律法规对有关规定的不完善,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行为失当,业主普遍缺乏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业主委员会在筹备设立和实际运行方面都存在诸多的问题.我国应尽快出台<业主委员会法>,明确规定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规范业主委员会各项基本制度;并且进一步调整完善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与业主自治的关系,在物权法中明确居民的房屋物权;健全行政程序的有关制度.     

论环境公益权--兼论环境公益诉讼建立之实体权利基础

由于环境法上之权利(权力)的性质长期以来没有得到澄清,环境法上的权利(权力)不明晰及其司法实现手段的不足相互作用,使得环境治理缺乏有效的法律规制。因此,应当明确环境公益权的概念,通过环境立法,合理地配置权力和权利,并由此建立起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实现环境法权的可司法化。     

论虚假诉讼罪中的“捏造事实”

鉴于法条和司法解释内容规定的不明确性和不完整性,需要对虚假诉讼罪中"捏造事实"的含义进行进一步解释。虚假诉讼罪是单一行为犯,利用他人捏造的事实提起诉讼的,也构成虚假诉讼罪。篡改部分民事法律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也属于虚假诉讼罪中的"捏造",成立虚假诉讼罪。虚假诉讼罪的行为方式不包括不作为,隐瞒他人已经偿还债务的事实依然进行民事诉讼的,是积极地虚构事实,理应认定为"捏造事实"。若捏造的事实不会影响法院的公正裁决,不能定性为虚假诉讼罪。     

传统规律观的理论困境分析

传统规律观的立论基础是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经典科学，其理论内涵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和滞后性，所面临的理论困境日益凸显；传统规律概念的界定，偏重事物的内部联系，一定程度地忽视了事物的外部联系，使之走向绝对和机械；由此产生了传统规律范畴的先验性、宿命性悖论，并且衍生出人类真理认识上的悖论。     

数据库法律保护的若干争议评价

作为信息资料汇集的数据库对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引起了是否应对数据库予以法律保护的严重分歧。关于保护方式也众说纷纭,有版权法保护、邻接权保护、特殊权利保护、专有权保护、不当得利理论等意见,通过深入分析可以看出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最能维持数据库制作者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是最佳的保护方式。     

诬告陷害罪构成之论辩——以高天虎诬告陷害罪为例

实践中,诬告陷害罪的定罪常以考察被告发人行为定性为前提,但是诬告陷害罪的基础是告发人而非被告发人的行为,被告发人行为定性并非诬告陷害罪的构成要件.只要告发人诬告行为至少侵害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告发人明知其告发的内容存伪,但为使被告发人受到刑事追究仍进行告发,达到情节严重的,告发人即构成诬告陷害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