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权力意识与服务型政府

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意寓有赖于解析和建构,虽然公共领域改革一直没有停止,但公共权力意识从未得以充分地激发,许多人追求公共权力却带着模糊的公共权力意识,甚至只有私权意识,这是公共权力异化的深层原因.公民的公共权力意识是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语境基础,公共权力意识的觉醒既是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社会前提,也是它的过程指向,应充分地激活公民的公共权力意识,对于公共权力,公民有责任去建构它、维护它,如同爱护私权一样去爱护它.     

公共服务公共性的流失及其防治

公共服务公共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公民的公共利益。但是在现实社会中，社会资源和公共服务是被政府垄断的，政府部门和官员的自利性客观存在，使“公共性”经常得不到满足，其结果是公民的利益受到损害，所以如何最大限度的满足“公共性”需要，为公民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是各国政府共同期待的目标，处于变革与发展时期的中国也面临如何维护社会正义和更好地提供公共产品的现实问源。公共服务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本质上就是社会利益的集中反映。作为增进公共利益的手段，公共服务不是实现个人意志的工具，而是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促进大多数人的发展。     

新视域下公共文化服务多元化供给探析

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作为文化建设核心的公共文化服务也日渐成为我国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新要求和文化建设的新领域。公共文化服务的本质属性公益性决定了其服务方向即是实现公民权利,这与新公共服务理论服务于公民社会的服务理念相契合。在基于这种公民权利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公共文化服务经验可为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实现多元供给寻找出路。     

公共哲学视野下的新公共服务理论探析——一种对“新公共服务”的读解

公共行政学发展是在理论本身不断地反思批判和不断超越中走向成熟。在对时下流行的新公共管理的反思批判中,美国学者丹哈特①的“新公共服务”渐成体系并且论证了其对新公共管理超越的地方。新公共服务将理论视角聚焦到公共生活的主体——公民而不再是“掌舵”的公共行政人员。公民具有相当的公共理性这既是新公共服务潜涵的理论吁求,也是公共哲学的一个基本主题,而公共理性是基于最基本的公共生活事实和公共文化背景。从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再到新公共服务的发展变迁中蕴含着公共哲学话语转换之意涵亦即公共哲学将从传统形而上高度向公共生活的经验层面转换的趋势。     

多元社会治理模式探析

多元社会治理模式表征着传统行政管理体制的合理性基础被打破,政府不再是惟一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这一模式的具体形态受到诸多环境条件的约束。目前,中国公民对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需求和实际供给之间的矛盾导致社会治理水平面临严峻的挑战,必须对原有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治理模式进行根本性变革,最终形成多元社会治理的格局,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实现建设和谐社会的目的。     

论转型社会期民众公德伦理与公民意识培养

转型社会期部分民众道德水准下降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普遍现象。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现代公共生活传统的国家,市民在公共意识形成和公共生活能力的发挥方面还处于初级阶段;公民公德伦理意识欠缺,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公民社会”发育不足;加强以“公民意识”为核心内容的公民素质的培养,是新的历史时期道德建设的关键,是民众新的德性素养历史性生成的重要保证。     

权力与权利之错位及其矫正

在政治领域,权利和权力是以利益为纽带的辩证统一关系。权力是权利的让渡,权力是为权利服务的。在公共领域中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在经济领域中使市场经济价值规律充分发挥,在公民社会中公民监督机制全面加强,三者相互制衡,实行社会和谐发展。     

论公共服务型政府构建与公民参与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把服务型政府建设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确立其为目前我国政府改革的重要目标。公共服务型政府强调以服务公民为导向,让公民参与到公共治理中来,由政府单项度治理向政府、公民和社会合作的多元化治理转变。借鉴西方诸国的政府管理经验和新公共服务理论,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列入我国政府改革的日程。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政府本身的改革是首要的,而这其中更离不开公民有序的参与过程。     

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路径优化再思考——基于新公共服务的理论视角

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核心价值诉求在于,强调公共管理的本质是服务,政府和公职人员的首要任务是帮助公民明确表达并实现其公共利益,而不是试图去控制或驾驭社会,进而实现在民主对话、沟通协商基础上的政府与社区、民众的合作共治。借鉴新公共服务理论,对于仍具有浓厚传统管制色彩的我国各级政府而言,坚持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与政府施政理念,建立公民广泛参与和合作对话的共同治理机制,从而构建一个公民与政府之间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现代服务型政府是不二的选择。     

公民合作正义的实现路径

社会生活作为一个大的合作体,是人们共同生存的领域。相互交往和彼此需要是人们实现这种合作生存的首要前提,没有人能够孤立隔绝于社会生活之外;其次,实验证明,合作产生并成功的条件是现代生活中人们不可避免的重复交往;最后,合作成功的基础是合作的公平性。合作作为公民间及公民与政府间的实现社会公共生活的方式,它要求不仅在公民间实现成本与利益的均摊,而且也要求政府在提供公共益品的时候,必须提供真正有益的公共服务,以避免公民在合作过程中搭便车或被迫进入合作。唯此,才能实现公民间的公平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