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执行何以重要、如何改进——一项对国外学者研究的综合

传统的行政学和政策科学在政策领域主要研究的是一些规范命题,其要旨在于揭示什么样的政策才是好政策,好政策是如何制定出来的。而现代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将阐述的重点转向了政策执行领域,致力于研究如何才能获得好的政策结果,进而揭示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影响政策结果的因素究竟有哪些。对影响政策执行因素的深入探究,使得国外学者能够建构起政策执行模型,从而也将政策执行带入了追求科学和效率的轨道。本文试图对国外学者在政策执行研究方面的贡献做一初步综合。     

关于完善我国青年政策的几点思考

青年政策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共政策领域研究比较薄弱的一部分。我国现有的青年政策在青年生活和青年工作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但仍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本文运用公共政策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从政策形式、政策本质和政策主体等三个方面,对如何完善我国的青年政策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论公共政策终结的行动者

政策行动者是源于所持相同或相似的政策理念、或基于追求一致的政策利益、或法律规定的强制而出现结盟的行为，以共同行动促成个别目标的实现。政策终结是一个主动的活动过程，在政策终结的场域中，政策行动者各自都致力于集结反对或支持终结的联盟，各自凭借拥有资源和运用策略或技巧，来强化或弱化政策终结的合理性，试图阻挡或推动政策终结的威胁行为。     

论公共政策成本优化

政策成本是影响政策效益的关键因素之一，研究政策成本的优化对提高政策效益具有重要意义。影响公共政策成本优化的因素主要有政府结构、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态。政策成本优化的措施主要有适度的政策规模、适宜的政府规模、合适的政策工具、合理的政策结构、有效的成本补偿和科学的政策评估。     

我国社会工作政策的变迁历程和演化逻辑——基于1987—2020年118份国家级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北大核心SSCI

社会工作在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中的作用日趋凸显,而这背后离不开国家政策的引导和支持。本文以1987—2020年国家层面出台的118份社会工作发展政策文本为分析对象,依据政策数量变化情况和标志性政策,将我国社会工作政策变迁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87—2005年的缓慢恢复阶段、2006—2010年的初步发展阶段和2011—2020年的迅猛发展阶段。通过社会网络分析和文本分析两种研究方法进一步发现,我国社会工作政策的演变逻辑为政策主体从零星分散先转向局部合作再转为全面合作,政策体系从单一化先转向多元化再转为系统化,政策工具从结构失衡先转向结构趋衡再转为结构均衡。在未来,社会工作政策应该注重政策发展的稳定性和创新性,提升政策主体网络的协同性和多中心性,加强政策体系的整体性和科学性,提高政策工具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模式的制度创新与战略转型

中国正处于史无前例的社会结构转型时期,人口问题、婚姻家庭和计划生育工作同样处于前所未有的结构转型时期。如何统筹城乡发展,妥善解决人口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人口问题已成为公共政策、社会政策、经济政策、人口政策和可持续发展政策的核心议题。本文运用公共政策评价的方法,首次全面评估、分析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社会效果。计划生育政策是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传统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存在诸多理念性、结构性、体制性缺陷,直接或间接导致一系列"意想不到"的、严重的社会后果或新型的社会问题。从社会现代化、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看,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战略转型迫在眉睫。笔者从传统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的经验教训、世界人口变迁普遍规律和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提出重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框架的战略目标.首次提出宏观的"以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制度为基础"(social policy-based)的新型人口政策框架,以取代传统微观的"以计划生育为基础"(family plannjng-based)的人口政策,为改善国民生活质量和提高全社会总体的福利水平奠定制度化基础,旨在用现代制度安排与政策框架解决现代社会问题。     

我国双轨制政策的效力分析

政策效力具有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双轨或多轨政策并存是中国政策效力的特点,这是由中国的渐进决策模式决定的。鉴于政策双轨制存在的问题,双轨政策要走上并轨,并轨只是政策效力终结的一种普遍形式,还存在其他形式。政策效力终止要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     

政策营销、政策获取意愿与政策有效性评价的关系研究--基于政策知晓度的中介效应检验

良好的政策互动对于提升政策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从政策主体与政策受众的双向视角出发,以人才政策为例,选取杭州市信息经济、高端装备制造和生物医药三大重点产业的企业人才作为研究样本,运用问卷调查实证研究方法和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检验基于政策知晓度中介作用的政府政策营销和个体政策获取意愿对政策有效性评价的影响。研究表明,政策营销、政策获取意愿与政策知晓度和政策有效性评价均呈正相关关系,同时,激励评价政策的知晓度在其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效应量分别为19%和13%。该研究细腻地刻画了政策知晓度作用于政策有效性评价的前端机制,强调了关注政策受众心理体验的重要性,为政策营销工具的实践运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与泰国加强经贸合作政策协调问题研究

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中国和泰国的经贸关系非常重要。如果能以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为指导,在货物和服务贸易、相互投资等领域搞好中国和泰国之间的政策协调,将有力地促进双边的经贸合作,有力地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及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     

论公共政策的价值

公共政策活动中的价值取向是比政策问题、情境事实和分析技术更为重要的因素。政策活动是以价值选择为主导的。政策价值通常由政策项目价值、政策社会价值和政策制度价值三个层次构成。政策价值需要经过价值论辩才能显露出来并为政策行动主体所接受,而合理有效的政策价值论辩必须贯彻平等原则并依据一定的程序进行。政策价值的变迁既与政策周期有关,也与制度创新有关。     

中国最北部的国际商港 辐射东北亚的物流中心 世界最具特色的旅游度假区 环渤海经济圈的明珠——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于一九九二年三月，是辽宁省首批省级开发区。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开发区的港口、仓储、工业、商贸、旅游五大功能区域已经初具规模，被国内外专家誉为东北亚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彩虹地带。本期就台商所关注的开发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和对台投资项目向读者做一介绍。     

多维政策网络视野下的政策环节协调及政策执行力提升途径

当前社会公共政策间各关联的环节结构已有了很大变化,已从原有单一政策的形成链条上的各环节关联,拓展到了不同层级间政策环节的关联,直至目前已形成了立体的、多维空间下的公共政策网络环节关联。为有效协调好多维公共政策网络中形成的相关政策环节,需要建立一种基于集成化思想的政策网络管理理论模型,进行政策执行创新,包括以整体的观念构筑公共政策网络、加强公共信息资源的互通共享、健全适应政策网络管理的协作型执行团队、建立合理的公共政策执行绩效评价体系等。     

政策环境、政策课题与政策试验方式选择——以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例北大核心CSSCI

中国政策试验方式具有多样性,其选择不是随意的,而是取决于其是否与政策环境相适合,是否适应政策课题的需要。中国自贸试验区的政策试验方式与以往的政策试验方式存在多方面的区别,充分体现了政策环境和政策课题的重大变化。在新的政策试验方式下,形成了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推进动力机制,为其他领域全面深化改革不仅提供了可以复制和推广的制度性经验,而且为完善和转变改革方式提供了有益的新思路。     

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养老服务业政策研究

当前严峻的养老需求,要求实行积极的老龄化战略,发展和完善养老服务政策。本文以《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为分析蓝本,以政策工具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为分析维度,以内容分析法为研究方法,通过工具分类、内容编码、统计描述、交互分析等技术剖析了养老服务业政策工具的缺失和冲突。从纵、横两个维度来看,政策工具的分布在数量上不但有差异,在具体的组合结构上也有区别。差异固然体现了政策工具的作用范围和适用限度,但同时也启示了未来的政策走向:细化环境型政策,发挥政策的影响力;调整供给型政策,塑造政策的推动力;增加需求型政策,扩大政策的拉动力。     

当前我国环境保护政策述评——基于政策科学视角的分析

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已形成了包括三大政策和八项制度的环境保护政策体系。这些政策对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在执行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问题。本文从政策科学的角度分析我国的环境保护政策并据此提供政策建议。     

社会政策的效益底线与类型转变——基于改革开放以来反贫困历程的反思

社会政策不能只追求眼前效益,不顾及长远效益,一些应急型社会政策的长期效益和综合效益可能为负,甚至可能跌破效益底线.如果以改革开放以来反贫困历程和效果为分析蓝本,从时间性、空间性、综合性和整体性四个维度来考察社会政策效益,会发现有些社会政策非但效果不佳,还造成了新的贫困或其他社会问题.在新的发展阶段,社会政策当从应急型转变为储备型,即强调前瞻性、综合性和长效性.这一转变具有必然性和可行性.     

政策导向的信息生产：来自环境政策试点的经验证据

试点是中国持续深化改革的重要路径。已有研究从府际关系视角划分了政策试点的类型学,但忽视了对具体试点内容的分析和解读。本研究在构建“政策导向的地方信息生产”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提炼出政策试点中的三种本地信息：因果信息、规范信息和战略信息,并依据何种信息在试点中发挥主导性角色,分别提出了政策试点的三种模式：目标遵从模式、方案修订模式和标杆引领模式。进一步地,我们选择环境领域的政策试点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目标遵从模式是在清晰目标下,通过强化监督与细化方案等方式提升地方对新政策的执行;方案修订模式则是在绩效导向下,利用数据分析助推决策者识别最佳方案;标杆引领模式与宏观治理目标相关,通过大规模动员与信息整合,形成系统的制度设计。     

政策试验的两种逻辑与组织模式

政策试验是在不确定性情境下改进政策制定的一种治理安排,它在小范围内测试新方案的有效性,将新的信息、证据和数据用于决策,在持续的试验学习中,促进成功经验的推广和扩散。本文从政策不确定性的视角,区分了试验学习的两种逻辑,即演绎学习与进化学习,解析两者的适用情境及组织模式,进而选择杭州市两项政策试验进行实证分析,检验了议题属性与试验模式的匹配性。改进政策试验需要根据议题的不确定性状况,选择合适的学习机制与组织模式。     

解读政府责任的新路径:政策价值—政策目标—政策工具

政府责任隐含在公共政策文本当中,公共政策包含政策价值、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三方面。政策价值、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三者的有机组合可以构成解读政府责任的新路径,政策价值凸显了政府责任的意识形态,政策目标标示着政府责任的方向,政策工具是践行政府责任的客体。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看,政府责任的具体形式伴随"政策价值—政策目标—政策工具"的路径发生变迁甚至是范式转移。探寻一种解读政府责任的新路径,既可以从时间横向解读某一项政策文本中的政府责任概况,又可以在时间纵向上从"价值—目标—工具"的路径对政府责任及其嬗变历程作一个动态的变迁考察,从而突破原来过于偏重静态的视角,体现政府责任的动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