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制度建设的利益分析

制度是规范人们和社会组织活动的规则和习惯。制度产生于协调人类社会的利益关系的需要，是规范社会利益的生产和分配、协调社会利益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手段。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大力加强制度建设，以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论地方社团的生成机制——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作为一项制度安排．地方社团的生成机制非常复杂。但主要是在宏观制度环境的作用下，以利益为基本诱因，外在制度需求与内在制度供给的相互契合推进过程。中国地方社团的生成机制可以从国家与市场对社团制度安排的供给、市民集体行动的理性选择、地方制度转型的适应性安排、地方政府之间的制度竞争、地方知识精英的主导与网络等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等六个方面加以分析。分析中国地方社团的生成机制．可以窥见中国公民社会的生长与发展轨迹。     

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安排的产权解释与博弈分析

制度是人们行为与权利的边际,知识产权的制度安排是实现知识产品有效供给和社会福利改善的最优选择。从产权经济学、交易成本理论和博弈论的经济分析方法上分析,产权界定、产权激励、经济人的理性选择需要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     

执政党的制度供给能力建设——中国共产党的制度供给能力与中国转型期的制度变迁

制度不是抽象的规则集合,也不是现实的行为堆砌,而是相关制度要素,即"制度规则",与人的实际行为,既在制度范畴内称为"制度行为"的辩证统一。"制度规则"是"制度行为"的理论总结,"制度行为"是"制度规则"的实践经验,两者相互联系、影响、制约、完善,不断循环构成制度发展的历史过程,这就是制度的实践论。制度是矛盾的产物,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构成制度的本质,是制度发展的内因动力;利益矛盾解决方法构成制度内容,利益矛盾变化引起制度变迁,这就是制度的矛盾论。制度变迁可以缓慢自发,也可以被快速激发。前者是自发性变迁,后者是强制性变迁。在现代经济学中,强制性制度变迁被纳入"供—求"模型加以研究,国家政府(State)被当作主要的制度供给者。但现实社会中,除国家政府之外,其他阶级、阶层、集团也同样能够成为制度供给的强力主体,提供制度、引领变迁。在现阶段中国政治经济体制中,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举足轻重的制度供给者,其制度供给能力的高低,将严重影响中国制度发展建设的总体进程。因此,如何对经济社会的制度需求及时做出反应,结合执政党的政治优势与组织特点,选择适当的制度缺口,如乡村行政体制断层、非公有企业利益协调机制缺失及公民社会治理机制失衡等问题加以切入,充分发挥执政党的制度供给能力,是中国共产党自身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关系中国制度发展建设成败命运的重大课题。     

公共政策的非公共化:寻租的影响

公共政策作为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 ,在解决社会公共问题时应遵循公共利益最大化原则 ,这是公共政策“公共性”的本质属性。但寻租现象的存在往往导致公共政策的非公共化 ,利益集团和一些自利的公职人员以公共利益为代价谋求其特殊利益 ,从而导致公共政策偏离公共利益最大化原则。本文主要运用公共选择理论探讨制度非均衡状态下寻租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共生关系 ,指出“租”本质上内含于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之中 ,寻租破坏了公共政策的公共性 ,又将导致新的制度非均衡。     

论国有股减持的法律性质

国有股减持不是一种简单的股权转让行为 ,而是一种优化国有企业股权结构 ,完善公司治理制度 ,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战略规划行为 ;是国家调控证券市场供求关系 ,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稳定和发展证券市场 ,逐步实现我国证券市场与国际接轨的一种制度设置 ;是国家配置国有资产 ,安排产业布局 ,调整国有经济结构的一种宏观调控法律行为。国有股减持应先立法后减持 ,将其纳入到我国的宏观调控法律体系之中 ,要加强程序性和监督性制度的建设 ,确立国务院相关部门既分工合作又互相配合的操作原则 ,防止某一部门以本部门的利益来操作 ,切实保障相关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     

中国制度变迁的生成模式

中国的改革虽然表面是受政府主导,但同时受市场深化而导致的新的制度环境的制约,这种制约迫使政府主动地提供或承认顺应市场化规则的制度安排     

论道德建设的制度安排

道德建设既要靠社会的持续倡导和个体的能动自觉,也要靠法律保障和制度安排。制度是实现自由、形成秩序的工具和途径,为道德建设提供直接保障。良好的道德秩序的形成必须依靠一套规范良性的制度安排来支撑,制度规范着人们的价值取向,蕴涵着一定的伦理精神,也影响着道德建设的成效。     

论中国邮政储蓄改革的制度分析框架

本文基于对中国邮政储蓄现有制度安排特点及其所暴露出的问题的考察 ,借鉴新制度经济学有关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模型 ,从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两个方面尝试建立一个我国邮政储蓄制度改革的分析框架 ,以期对新的制度安排的设计与选择有所助益。     

民主的真义与政治排斥理论

关于民主的定义很多,但是主要可以从理论基础、制度安排和实践保障3个方面加以界定。民主的理论依据是人性的不完善;民主的制度安排重在监督和规范权力拥有者的言行,防止权力的误用乃至滥用;民主从实践上严格保护少数,强调少数人的利益不能被所谓的“大众利益”或“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任意牺牲。近年来新出现的政治排斥理论说明,任意剥夺所谓“少数人”政治权利的做法是违反民主原则的。     

新条例制度环境下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变化探析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为原则,重新塑造了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环境。而新条例所塑造的制度环境必将会对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产生重大影响。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新条例所塑制度环境,对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的审理、审判理念和裁判思路做出相应调整,尤其对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的裁判理由、合法性标准、类型化快速审理、行政与司法双重解纷、原告主体资格、法律责任主体认定、受案范围、主动公开、审查对象、审查重点等问题应予以关注。     

新制度经济学发展观透视

新制度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最重要的发展。新制度经济学以现实的人的行为假定为基础,以制度为研究对象,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引入交易成本和产权这两个重要范畴,建立了将制度内生化的经济发展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发展观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制度结构、制度安排、制度变迁等制度因素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源泉。     

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探讨

目前地方政府党政两套班子。机构重复设置、多头管理的情况非常普遍。抓紧进行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加强基层政权建设非常必要。成都市、随州市率先实行大部门体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给机构改革提供了有益经验。     

美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制度变迁及其启示

向国际惯例靠拢是研究制定我国资本市场监管机制的一项重要指导思想,也是我国审计规范建设的一项十分重要的目标。本文回顾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对会计职业管理体制的两次变革,分析了1984年的《美国统一会计师法案》与2002年《萨班尼斯—奥克斯利法案》的立法过程,以期为完善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监管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关于制度廉洁性评估规范化的思考

制度廉洁性评估工作是反腐倡廉机制创新的重大举措,是改进立法和决策的着力点和新机制,有助于推进决策风险评估、备案审查、立法后评估、立法清理等工作,增强立法和决策监督的有效性。立足于防治腐败,应当明确制度廉洁性评估的原则,完善制度廉洁性评估指标体系,健全制度廉洁性评估体制、机制和程序,逐步推进和实现制度廉洁性评估规范化和制度化。     

电子政务与制度创新互为因果超循环规律分析

本文依据超循环系统方法论,分析并论证了电子政务与制度创新互为因果关系的演化规律,认为在这种演化中潜藏着一种特质运动规律:互为因果超循环。首先,从微观层面分析,电子政务与制度创新互为因果反应循环是构成其互为因果超循环的基本单元,其互为因果催化循环又是构成其互为因果超循环的"生成元";其次,从宏观层面分析,电子政务与制度创新互为因果超循环主要表现为三种互为因果超循环效应,即互为因果超循环积累效应、互为因果超循环扩散效应和互为因果超循环回波效应;最后,本文提出从建立法治环境、坚持自然理性、遵守实用逻辑三个方面来培育其互为因果超循环生长机制。     

绩效评估对政府制度创新的促进作用

本文首先从绩效评估对政府制度创新的贡献度、绩效评估对地方政府内在创新动力的外化、绩效评估拓宽政府制度创新形式的角度分析了绩效评估对政府的创新作用,同时分析了羁绊制度创新的相关因素,并提出创新的途径,认为这种创新从一开始就应有国际化视野,同时需兼具本土化的特点,才能形成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政府制度创新。     

从人际信任到制度性信任：两岸互信建立机制研究

建立互信是两岸关系的重要内容。在过去30年中，两岸建立互信的主要机制是人际信任，但是随着两岸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时代的到来，两岸互信的机制将逐渐从人际信任向制度性信任转变。但是制度性信任并非构成对人际信任的简单替代，也不是与后者完全割裂，这两种互信机制是混融在一起的。两岸双方分别履行自己的角色义务是两岸制度性信任与人际信任的结合点，也是新时期两岸建立互信的核心内容。     

对新型城市圈功能内涵和可持续发展的探讨

作为两型社会建设综合试验区的武汉城市圈是一种新型城市圈，这种新型城市圈具有和传统城市圈不同的目标功能定位和功能内涵，并构成区域经济的发展极而不是增长极，两型社会建设是对新型城市圈发展的积极的良性约束。为了保证新型城市圈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建立制度化的创新机制，只有制度化的创新才是新型城市圈可持续的活力源泉。     

危机动员与中国社会团体的发展

在全球化的国际环境背景下 ,现代社会既是一个常态管理的社会 ,也是一个呈现多种危机的非常态管理社会。在处理危机事件中 ,不仅需要采用行政动员和政治动员的常规形式 ,而且还需要启用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动员形式 ,充分发挥社会团体在危机动员中的积极作用 ,开发社会总资源 ,降低社会总成本 ,及时有效地扼制危机事件 ,使社会尽快回复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状态。政府在确立危机意识、成本意识和主体意识的同时 ,应适时进行制度安排 ,把社会团体在危机应对中的重要作用显现在各种制度安排中 ,真正构建起政府、市场与社会三元关系良性循环的新型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