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受贿罪主体范围

受贿罪是一类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进行的贪利性职务犯罪。由于受贿罪形态多变,我国现行刑事立法曾多次对受贿罪主体作出改动,分别在《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到第三百八十八条中作出相应规定,以其适应社会发展变化。本文试对"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其核心问题"从事公务"作出探讨,对现行刑事立法关于受贿罪主体的范围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以期对中国刑事立法有所帮助。     

受贿罪主体若干问题的探讨--兼论《刑法》第93条

受贿罪是一种严重影响政府形象,具有极大社会危害的犯罪行为,是反腐败打击的重点。但在现阶段,我国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受贿罪主体的认识存在着较大争议。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为主体的认定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行为主体属于特殊主体,限于公司、企业及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现行司法解释对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为主体的规定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方面,其他单位工作人员的范围不明;另一方面,不同身份行为主体共同受贿时的定罪条款存在不合理之处,理论上相对应的主犯性质决定说同样存在缺陷。关于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应将“从事公务”作为判断行为人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主要依据。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各自利用职务便利共同受贿时,应采取分别定罪说的基本主张,认定前者成立受贿罪,后者成立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是受贿罪的合格主体

关于“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能否成为受贿罪主体,理论界和司法界一直有争论,根据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行为人是否属国家工作人员,取决于行为人实质上是否“依法从事公务”.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可以直接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构成受贿罪的主体.     

浅析我国受贿罪主体的扩大

受贿罪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职务、身份、权利、地位与金钱财物的非法交易.它产生于人类社会分工的特殊时期,证明人类的物质需要开始向特定的历史阶段发展.本文从受贿罪主体的演变、受贿罪主体扩大、受贿罪主体扩大的完善三方面阐释了对受贿罪主体扩大的理解.     

我国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探讨

国家工作人员是我国刑事立法的重要概念之一,对于划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重罪与轻罪有重大意义。但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理解,目前无论是刑法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界都存在不同的认识。     

再谈刑法适用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界定

根据我国的刑法规定以及现实背景 ,我国国家工作人员应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准国家工作人员。在界定国家工作人员时 ,应把握其从事公务的本质特征。     

“从事公务”问题刍议——由医生利用处方权收取回扣行为定性问题引发的思考

国家机关或者国有公司、企业、事业、人民团体的正式职员 ,不论是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等公共事务的管理工作 ,还是从事具体的业务、技术或劳务工作 ,只要是代表国有单位 ,以国有单位名义行事 ,并由国有单位承担其行为的法律后果 ,就是代表国有单位从事公共事务 ,就是国家工作人员。     

刑法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规则与企业法的衔接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在十几年前形成的认定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规定是在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股份多元化不发达、法人所有权不明确的背景下制定的；2010年的司法解释试图引入国家出资企业的概念并增加了一些新的规则,但未彻底解决国家工作人员认定规则的混乱及与现实的脱节,并且增加了新的问题.特定企业中界定“国家工作人员”的刑事政策考量是要约束介入公司管理的公权力,在这一刑事政策考量的基础上,刑法在企业管理人员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问题上应当尽快构建具有明确性和严密性、与企业法根基无冲突的同时又体现刑法自身需要的规则体系.     

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界定

我国现行《刑法》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作出了清晰界定,但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存在不同的见解,“身份说”与“公务说”为两种代表说,其中,“公务说”得到首肯的较多,但在实务中应正确界定其内涵的外延。     

论受委托从事公务人员的刑法地位

1979年刑法和现行刑法都未明确受委托从事公务人员的法律地位。从客观情况看，有必要将受委托人员的严重渎职行为犯罪化。在实行罪刑法定原则的条件下，不宜通过司法解释方法，而应通过刑法修正案的立法方式将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纳入国家工作人员范围。     

受贿罪主体与国企管理人员

建国以来,尤其是50年代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完成以后,建立了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为主导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这些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以下简称国企单位),由于其企业生产计划由国家统一下达指令性指标,原材料由国家统一调拨,产品由国家统一包销,人员由国家统一安排,工资由国家统一规定,财务由国家统支统收,“政企合一”是其基本特征。企业既是经济组织,又是行政组织,企业人员都是国家干部,定有行政级别,享受行政工资待遇。在当时,把这部分人员划入国家工作人员序列,尚有名符其实之处。但是,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的经济领域发生了深刻…     

增设“离职受贿罪”的立法思考

离职国家工作人员的离职受贿行为并不符合受贿罪的构成特征,但是,从性质上看,它同受贿罪具有相近的社会危害性,为了打击严重的离职受贿行为,维护国家机关和其他国有单位的正常活动和信誉。有必要在《刑法>中增设“离职受贿罪”。本文详细地论述了增设离职受贿罪的必要性,并阐述了离职受贿罪的概念、构成特征及其刑事责任,此外,文章还剖析了离职受贿行为的罪与非罪以及此罪与他罪的界限问题     

浅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主体的刑法适用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2009年出台的刑法修正案(七)正式确定的一个新罪,针对这一新罪名,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尚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本文以该罪的犯罪主体为研究对象,就其在刑法适用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一些难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渎职罪主体研究

关于渎职罪主体的范围，一直是刑法修订后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就此专门通过立法解释，将渎职罪的主体扩大至“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是该立法解释仍然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建议将渎职罪的主体修改为“国家公务人员”。     

受贿罪问题探讨

受贿罪是我国目前多发而且社会危害性非常严重的犯罪之一。在分析了国内和国外相关法律规定和学者观点的基础上,认为受贿罪侵犯的犯罪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犯罪对象为多种利益,既包括财产、财产性利益,也包括非财产性利益。在此基础上,作者还认为性贿赂也可以成为受贿罪的犯罪对象,因为性贿赂与普通的财物相比具有更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无论是国内立法还是国外刑法理论和法律规定都有类似规定,认定性贿赂为受贿罪的内容符合我国立法本意。受贿罪的犯罪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除此之外,离退休的国家工作人员因为存在着"职务上的便利条件",也可以成为该罪主体,符合司法实践和我国刑法理论,也与我国国情相适应。     

析村级基层组织人员的职务犯罪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中“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应包括村党支部、居委会党支部等基层党的组织以及城市社区服务组织。村级基层组织人员的公务可分为村级公务和国家、社会公务,此类人员在从事国家、社会公务时,应属于“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范畴。依据现行法律,村级基层组织人员在从事村级公务中受贿尚不能认定为犯罪,建议增设“公司、企业、单位人员受贿罪”。     

再谈受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

本文认为,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所指“委派”,应符合委派主体的特定性、委派去向的特定性、委派目的的特定性、委派方式的明确有效性、委派关系的隶属性及被委派人员具有明确代表性六个要件。中外合资、合作、股份制公司、企业中原国有公司、企业人员,除担任董事、监事之职并代表国有公司、企业行使管理权者以外,其他人员从理论上讲不应属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所指受委派从事公务人员的范畴。     

商业受贿罪主体拓展的论理分析——以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为视角

商业受贿罪在我国刑法史上,经历了从无到有,逐渐从受贿罪中分离出来,并趋于逐步完善的过程.刑法第93条将国有公司、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受国有公司、企业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列入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实属不当.这些人员构成受贿的,应按照商业受贿罪定罪处罚,即使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如果被委派到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只要从事的是商业活动,有受贿行为的,同样应按照商业受贿罪论处.     

中日刑法受贿罪之立法比较

受贿罪是中日两国刑法所打击的重点犯罪之一。两国在严密打击受贿罪的法网、增强打击受贿罪的力度方面是一致的。但是由于两国在经济、政治、法制等方面的差异,其各自的刑法在受贿罪的罪名设置、犯罪构成、量刑等方面又存在着不同之处。日本刑法的规定较为完善,可以作为我国刑法的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