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现象面面观

要说2008年什么词汇最红最火最流行？莫过于“山寨”!从“山寨手机”到“山寨电脑”，从“山寨”明星到“山寨”电视剧，直到岁末年初的“山寨”春晚，“山寨”红遍网络，形成了当前的“山寨”现象。     

“微时代”要求领导干部必须“慎微”

网络发展到今天，已经把社会变成了一张真正的“网”。在这张无形的、海量的“网”下面，任何人都无法逃避网民的眼睛。从“替谁说话”到“艳照门”、“日记门”．从“天价烟”到“手表哥”……五花八门的网络事件频发迭出，官员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各种各样的“网络门”，甚至会因此而落马。     

构建“网上警局”拓展网络民生警务之研究

“网上警局”是公安机关利用互联网资源在虚拟社会搭建的与现实公安机构职能相对应的网络民生警局,具有警务公开、办事服务、交流互动、监督评议等功能。构建“网上警局”关键在于突破网络全流程办事服务瓶颈,并以此为核心,创新网络警务机制,拓展网络民生警务,实现网上管理全流程、网上服务全实现、网上警务全覆盖,进一步提升警务管理服务效率和水平,满足群众足不出户的全时空、个性化办事服务需求。     

“点击”信息警务

随着全国公安“金盾工程”的建设发展和“百城联网”的实现，公安工作信息化具备了广泛的应用基础。“网上追逃”、“网上打拐”、“网上办案”等新的公安工作手段正在实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公安工作信息化给我们传统的侦察破案、基础工作、队伍建设、行政管理乃至整个公安工作带来了全方位的冲击和影响。勿庸置疑，我们正经历着一场警务革命──信息警务。 回放信息警务建设的一路凯歌，置身于前所未有的信息流中，我们发现，网络结构单一、系统设计、规划不统一、信息量少、质量差、共享程度低，以及系统安全保密、管理等一系列问题正困…     

“山寨”大旗能扛多久

在2008这个伟大之年，“山寨”却成流行语之一，从“山寨”手机到“山寨”店铺、“山寨”品牌乃至“山寨”《百家讲坛》、“山寨”春晚……一时间“山寨”好似一种时代文化。“存在即合理”，     

网络商战引发300万元索赔案

借网络揭短泄愤，诋毁商业信誉、商品声誉，因传播快、影响广、后果重、隐蔽深、设防难，成为当下恶性竞争的新动向，由此引发的商业恶战也是屡见不鲜，已引起各界高度关注。从“蒙牛”“伊利”两大牛奶巨头的网上较量，到“360”“腾讯”两大IT精英的网上叫板，无不是借网络相互攻忤的典型案例。网络诋毁，真能成为商家致胜的秘密利器吗？     

我们能做不是“祸害”的父母吗？

早在2008年，网上就出现一个叫“父母皆祸害”的网络小组，以“80后”为主体，如今已经有近2万人成为小组成员。他们聚在一起交流受父母伤害的经验，并将伤害归纳为五类：1、直接肉体伤害，2、人格侮辱伤害，3、控制欲伤害，4、家庭矛盾伤害，5、其他伤害。我觉得“父母皆祸害”这个名字太网络、太生猛，     

“传销头目”变身“反传销第一人”

2006年12月初，笔者经多方联系，终于与“网络反传销第一人”李旭在网上会面．从视频中看去，36岁的李旭十分瘦弱憔悴，他告诉笔者，最近一段时间，他每天都会收到全国各地传销痴迷者家属的求助留言和电话，忙着做反传销劝导解释工作．经常彻夜难眠……     

理顺中医药“明”与“名”的关系

现在全国各地中医药都在实行“六名”战略．这个“六名’’到底是“名”还是“明”，它的内涵包括哪些？人们对此可谓是说不清、道不明。“明”与“名”从字义上来看，二字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如果从说法上来讲，就会出现“明”、“名”难分或“明”、“名”不分的现状。正是这种原因。人们对“明”与“名”不但在理解上出现错误，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出现误解，特别是在寻医问药方面更是啼笑皆非。因此，对“明”与“名”很有理顺不可的必要。     

说“是”与说“不”

人的一生中。总会不可避免地、不止一次地说“是”或“不”。说“是”与说“不”。是一种选择、一种态度、一种责任。也是一门艺术。二者运用和处置得好，交相辉映，相得益彰；运用和处置得不好，会留下遗憾，乃至后患。     

生命“拐点”

一个平日里身体强健的人，突然因出现“状况”而被疑为肿瘤转移病人的时候，一个对工作非常热爱且执着的人，突然被“告知”将远离工作静静休养的时候，一个刚知“天命”、热爱生活且有着众多亲朋好友的人，突然需要“强制思考”未来的人生之路还有多长的时候．这个人会怎么想、怎么做？     

“公众人物”的“权利限制”

公众人物的“忍受义务” 最近网上疯转的一篇郭德纲道歉的帖子，与其说是道歉，不如说是极尽调侃之能事来挑战公众容忍的底线。     

没有“九二共识”，何来“正常往来”？

10月23日，台湾地区领导人候选人蔡英文在竞选总部成立造势大会上表示，如果她当选，“会与大陆持正常往来”，但任何两岸政治协商都要经过“公民投票”，程序也必须明明白白写在“公投法”。如果仔细推敲蔡英文的上述讲话，就会发现其模糊性和欺骗性不亚于她此前的多次谈话。至少有3个问题需要深究第一、什么是蔡英文所理解的“正常往来”？第二、两岸关系是否仅局限于“正常往来”？第三、不承认“九二共识”，何来“正常往来”？     

警惕“网婚”低龄化

2010年12月31日《光明日报》刊登程卫的文章，作为一种网络游戏，“网婚”似乎已经成为继“网上交友”、“网恋”之后的又一“新时尚”。有媒体报道，深圳罗湖区某小学六年级某班进行了一次“小学生网络婚姻调查”，结果显示14％的学生有过两次“网婚”；长春市某小学六年级的调查则表明，近七成学生知道“网婚”是怎么回事，两成学生有过“网婚”经历。     

说“风” 话“雨”

“风”字有多种含义，谈及“风”，人们一般会联想到自然界空气流动的风，是自然界空气流动的“风”字，可以组成许多优美的词汇，如风月、风色、风情、风力、风雷、风暴、风驰电掣、风起云涌、风凋雨顺等等。     

“修宪”、“制宪”、“行宪”之争与台湾“宪政秩序”塑造中的“国家认同”

“宪改”长期以来是台湾岛内政治斗争的中心内容,目前各种势力围绕“修宪”、“制宪”、“行宪”之争关系到台湾“宪政秩序”的塑造。从李登辉时期“宪政改革”到陈水扁当局的“宪政改造”,台湾的“宪政秩序”同时具有法理意涵和政治功能。目前台湾“宪政秩序”塑造的焦点在于:“行宪”和“宪改”哪个更迫切,“宪改”本质上到底是“修宪”还是“制宪”?不同的“宪政秩序”的塑造途径将会产生对民众的不同“国家认同”导向,导致台湾民众“国家认同”倾向的混乱。     

部分青年“摸鱼”症候的生成与治理

当代青年被认为是网络社会的原住民，相较于其他群体，其更容易受网络的影响。近年来，青年“摸鱼”行为引发了大众持续关注与讨论。个别青年“摸鱼”是欲达而不求速、从众的比较、“反卷”的表达等社会心态的反映，源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思政课参与不足以及错误义利观误导等因素。个别青年陷入“摸鱼”误区，既有个人原因，也有社会整体环境因素。助力青年走出“摸鱼”泥淖，需要国家、学校、家庭等多方合力。     

“打虎”指标的分配与“三反”运动的偏差

建国之初中共发动的“三反”运动，严惩了党内贪污腐败分子，树立了廉洁自律的良好社会风气，但同时也在“打虎”阶段出现了“逼、供、信”等偏差。这种偏差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群众运动中的非理性所致。考察运动的整个过程，不难发现，其实根源在于运动中所制订、分配的“打虎”指标。当“硬性量化”成为衡量工作绩效的惟一指标时。往往就会存在程度不同的弄虚作假或行动中的过激。     

“山寨”幼儿园路在何方？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工流动呈现“举家迁徙”趋向。家庭化流动意味着年龄小的孩子大多跟在父母身边，导致了近年来城市流动学龄前儿童不断增加。2009年，北京市“完善学前教育体制”专题调研组发布的关于非正规托幼机构的数据显示，在北京市，没有正式注册的“山寨”幼儿园已经达到1298所，数量超过全市注册的1266所幼儿园。     

“开窍”与“自救”：基于网络民族志的“二本学子”学历突围历程研究

本研究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文本分析，对“二本学子”的学历困境和“自救”实践进行网络民族志考察。研究发现，“二本学子”的“开窍”源于关键事件、重要他人以及个体心智成熟的多重影响。“自救”方式包括通过考研提升学历层级或通过“考编”“找到好工作”等方式寻求社会认同。“二本学子”的“自救”历程既受外部环境、资源的制约，也受限于对自身能力和未来前景的自我怀疑。为此，部分“自救”者在迷茫和不甘的交织中完成了从外求于人到内省于己的心态转变，如愿实现“自救”。然而，成功逆袭的“幸运儿”们却仍然可能面临挥之不去的学历“烙印”。“二本学子”的“自救”历程表明，大学分层初衷与现实的背离使学历俨然成为一种出身，也让社会深陷学历歧视陷阱。而学历出身与其他不平等因素的交叉影响也在拷问社会公正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