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法律之间的冲突

网络事件是网络社会发展历程中极具典型意义的景观,是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在交往过程中各种冲突形式的表征化。文章从各种网络事件出发,探索两者的互动关系,研究它们冲突的形式和具体内容,深层次分析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并提出解决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之间冲突的设想。     

社会转型与社会冲突

现阶段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十分深刻的转型过程之中,其中包括经济社会形态视角内的社会主义模式转换和技术社会形态视角内的社会现代化。从社会转型的具体实际着眼考察现阶段的社会冲突问题,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情况是由于正在发生的社会转型触动了原有的既定利益格局而引起的社会冲突,其实质是对转型进程本身的抵触和拒斥;而另一种情况则是由于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和脱节而引起的社会冲突,其实质是对这种偏差和脱节的反对和抗议。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冲突在社会转型中具有各自不同的意义和作用,因而应将它们明确地区别开来,以不同的态度加以对待。同时,还必须从冲突产生的根源入手,做出具体的分析和判断,然后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策。     

社会问题的界定和成因

界定社会问题要把握客观事实、公共问题、公众认定和社会行动这样4个方面的含义。功能学派认为,如果社会的某一部分不能正常发挥功能,就会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和不平衡而产生社会问题。冲突学派认为,社会问题是不同利益群体相互冲突所产生的必然结果。生物社会论者试图用人类的生物、生理特性解释越轨行为等产生社会问题的原因。标签理论则认为,所谓社会问题,完全是一种主观的东西,某种社会现象之所以成为社会问题,是因为人们给它贴上了这样的标签。社会心理学派也对社会问题的成因做出解释。研究社会问题的形成原因,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因素。     

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及社会冲突之意义

冲突在任何时期的任何社会都存在。在开放的社会,冲突的表现形式更是多样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和谐＂、＂大同＂理念使人们长期以为冲突是社会中一个消极的现象。然而很多时候,冲突是彼此对立的各群体之间关系的润滑剂,冲突对社会的积极功能长期以来遭到忽视。当然,无序的冲突对社会的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如何根据社会发展的现实,正视社会冲突并使得冲突在一个合理机制中运行,是当前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泛化与扩散——不良信息传播对社会冲突事件形成作用的犯罪学分析

不良信息借助现代传播方式的发展,通过传播主体偏差倾向与传播受众缺陷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社会冲突事件的发生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良信息传播在社会冲事件的全过程中持续发生作用,沿着敌意主体扩散和敌意对象泛化两条路径双向扩展。为有效防控社会冲突事件,必须展开对社会冲突事件中不良信息传播的调控,化解冲突的观念,阻断冲突事件的形成机制。     

我国转型期的社会冲突与城市安全

我国转型期的各种矛盾集中反映在城乡的不均衡、地区的不均衡、收入分配不均衡、人与自然不平衡和内外发展不平衡等一系列问题上。我国转型期的许多社会冲突是由于地方政府片面的政绩观驱使的发展所导致的。我国已经进入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城市化时代,社会矛盾一旦在人口密度高的城市发生,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城市安全问题的突出表现是城市各种犯罪现象严重。在各种影响城市安全的社会冲突中,就业矛盾和缺少覆盖更多社会成员的保障制度是其中两个重要的原因。要解决转型期的社会冲突,需要继续加快制度性建设进程,需要政府对社会公平的维护,尽快建立起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和维护机制,才能真正解决城市安全问题。     

论社会冲突的调控手段——基于社会主客体视角的分析

社会冲突的调控手段是达成社会冲突调控目标的方式或途径。研究社会冲突的调控手段可以从社会主体与社会客体这两个基本视角进行。从社会主体方面看，社会冲突的调控手段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社会主体利益调控，社会主体观念调控，社会主体结构调控，社会主体即人的异化调控。从社会客体方面看，社会冲突的调控手段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结构体系的基本矛盾调控，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调控；二是社会基本领域的内部矛盾调控，包括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的内部矛盾调控。     

论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现实意义———对当代中国社会冲突若干问题的思考

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思想，它对当今社会特别是对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冲突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矛盾与当代中国社会冲突的客观性问题；二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与当代中国社会冲突的根源问题；三是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与当代中国社会冲突的处理问题；四是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与当代中国社会冲突的反思问题。研究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正确对待当代中国社会矛盾，更好地处理当代中国社会冲突，从而维护社会稳定、保持社会和谐。     

哲学价值观中的社会技术异化

社会技术是人类改造社会的实践性知识体系,在社会技术实施过程中或实施结果中,由于价值主体不同,因而价值观之间产生了冲突,最终导致最初价值(目的)的负向实现,即社会技术异化。因此我们要弱化社会技术的异化。     

当前中国风险社会中的无直接利益冲突与强化人民政协凝聚功能

我国已进入一个风险社会。吉登斯把社会风险无所不在性称为＂风险景象＂。＂风险景象＂表征着导致社会冲突和危及社会稳定与秩序的种种可能性,其中＂无直接利益冲突＂这种新社会矛盾形式尤为引人瞩目。＂无直接利益冲突＂指：绝大多数参与者对冲突事件本身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条件下产生的冲突,即在没有直接利益瓜葛的主体之间而发生的对抗行为,从众者借机表达和宣泄对社会的不满情绪,甚至造成打砸抢烧等严重后果。人民政协工作应重点注意这一矛盾新形式,大力强化社会整合、凝聚、协调功能,有效化解社会冲突,促进社会和谐。     

论维护公平正义与构建和谐社会

社会公平正义缺失容易造成社会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加剧,进而酿成社会冲突和社会危机,影响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国家稳定。构建和谐社会,首先要为社会各个群体提供平等的机会和公正的起点,保持社会公平正义,使社会全体成员尤其是弱势群体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构建和谐社会的辩证思维方式探讨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辩证地理解其中的内涵,辩证地看待社会的发展,这对解决社会矛盾,协调矛盾之间的关系和把握事物发展的方向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发展社会中介组织的思考

社会中介组织可以区分成若干种类型。发展社会中介组织是扩大社会自治的重要途径,可以为社会提供更多、更有效的公共服务,可以整合社会利益矛盾。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现阶段,我们既要依靠政府,亦要依靠社会自身,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     

和谐社会视角下政治妥协机制的构建

和谐社会是承认社会有差别有冲突的社会。和谐社会就是要控制矛盾、控制冲突、促成和谐。政治妥协作为一种普适的社会调节机制,并不等同于放弃原则的“投降”、“背叛”,而是体现了大原则的坚定性与具体策略设定的灵活性,内蕴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和谐,要建构一套技术化、工艺化的处理社会政治经济事务的机制,建立缓和阶级矛盾和化解利益冲突的民主和法治机制,建构一个基于现代宪政民主的人人平等、人人参与的社会政治平台。     

论社会公正与和谐社会

随着社会合作、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与人之间自然就会产生一种利益的冲突,就需要用社会公正原则来指导各种不同的利益分配,以求达到恰当合理的分配。公正的民主制度建设就是要通过规范化、程序化、公开化的制度设计来整合民意,从而公平、有效地协调利益矛盾,解决利益冲突,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重要的制度保障。     

纠纷解决机制价值论

和谐社会是人类追求的理想目标,其特质具有多样性,表现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的协调一致和可持续发展.而现阶段的利益纷争始终是伴随着社会进步而不断变化的,所以应当构建与诉讼相统一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通过多种途径规制各种利益主体间的矛盾,从而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浅议律师化解社会矛盾的积极作用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社会矛盾的高发期。律师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重要力量,律师的政治职责和职业使命使其在处理社会矛盾的工作中应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由于一些主观和客观原因,我国律师参与社会矛盾化解的作用还未得到充分发挥,进一步发挥律师参与化解社会矛盾的积极作用需要从健全制度、积极参与社会管理、提高自身素养、发挥律师职业优势等方面来共同推进。     

法律援助制度改革与和谐社会的构筑

法律援助可以将因经济困难和其他特殊原因不能纳入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重新纳入法律轨道,使这类最易引发社会矛盾和影响社会稳定的纷争得到依法解决,对构建稳定而和谐的社会具有重要作用。但目前法律援助制度还存在种种问题,亟待改革。     

从十六大到十八大：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与实践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到21世纪初，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到了深水区，国内外都面临着复杂的矛盾和问题。为了应对这些问题，促进中国社会更好地发展，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反映了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认识的不断成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目标也是过程，中国共产党人从多方面着手，采取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努力。     

对地方政府行政能力若干问题的思考

构建和谐社会是新时期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的重要举措。目前地方经济社会领域出现的大量矛盾和冲突形成了和谐社会建设和发展的制约因素,也凸现了政府行政能力的不足。重振和提升地方政府行政能力成为构建地方和谐社会的重要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