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如何促进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本文从政府以及慈善组织的角度出发,提出促进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建议。政府应该赋予慈善组织独立合法的地位,降低慈善组织的注册门槛,简化准入制度,并且在资金、人才、税收政策方面对慈善组织给予支持。慈善组织应树立现代慈善意识,完善内部管理,建立规范、透明的信息公开制度。     

中国红十字会信息披露问题的法律对策研究

"郭美美事件"使中国红十字会陷入了信任危机,而导致这场危机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红十字会运作的不透明,慈善信息的不公开。当前,中国红十字会在慈善信息披露方面存在一系列问题:现行法律法规对慈善信息披露没有进行强制性的规定,缺乏统一的标准;相关法律文件位阶较低;法律责任缺失;利益相关者的知情权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对此,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予以完善: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统一慈善信息披露标准,将所有公益慈善组织纳入到统一的法律框架中去;引入强制信息披露制度、公益诉讼制度和利益相关者知情权诉讼制度等。     

慈善公信力:内涵、功能及重构

公信力是慈善组织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是慈善事业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影响慈善捐赠和慈善形象的重要因素,关系着慈善事业的持续发展、慈善文化的弘扬和社会建设的有序推进.当前,应该加强慈善立法,建立与完善慈善组织的内部治理制度、信息公开制度、第三方评估机制和慈善监管体系,加强慈善组织的能力建设,化解我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危机,促进我国慈善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关于《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的有关问答

正近日,民政部印发《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对慈善组织信息公开作出统一规定。现就《办法》有关问题进行解答。一、慈善信息为何公开公开透明是慈善事业的基本要求。慈善财产虽然来源于私有,但参与公共事务、涉及公众利益,一旦捐出就成为社会公共财产,慈善捐赠、     

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中的政府职能探析

我国慈善组织大多具有不同程度的官办色彩或曰政府主导性。当前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普遍不高而且不时遭受重创,亟须加以重塑与提升。在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中,我国政府长期存在职能的缺位与越位,表现为准入过严、过度干预、监管不力和缺乏扶持等。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中的政府职能应定位于降低慈善组织注册门槛,实行直接登记和统一管理;立法强制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实现透明慈善;消除官办慈善组织的行政化倾向和特权优惠待遇;强化监督问责制度,构建外部监管体系;促进慈善组织的能力建设与绩效提升等五个方面。     

我国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中的政府角色探析

我国慈善组织公信力包含合法、诚信、坚守使命、绩效和自主性五个构成要素.当前我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普遍不高而且不时遭受重创,亟须加以重塑与提升.在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中,我国政府长期存在职能的缺位与越位,表现为准入过严、过度干预、监管不力和缺乏扶持等.我国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中政府的角色应定位于降低慈善组织注册门槛,实行直接登记和统一管理;立法强制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实现透明慈善;消除官办慈善组织的行政化倾向和特权优惠待遇；强化监督问责制度,构建外部监管体系；促进慈善组织的能力建设与绩效提升五个方面.     

社会信任理论视角下的慈善组织公信力重建

慈善组织的核心价值在于传播和实践善行、诚信、道德和责任。随着2011年慈善丑闻的相继曝光,公众对于慈善组织的问责声音日益扩大。面对公信力锐减的危机,我国慈善组织要弥补公众认知程度低、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信息披露不透明的三重缺失。要通过培养公民现代化慈善意识提升全民道德文化,通过强化法律制度建设提升自身发展的合法性和权威性,通过加强行业监督和内部自治重拾公众认可度,将公信力危机化为重整腾飞的机会。     

完善我国慈善募捐法律制度的设想

慈善募捐包括公益募捐和非公益募捐。前者存在随意性、缺乏透明度、强制色彩浓厚、监管不到位、公众慈善意识不强等问题,而后者存在发起人不明确、发起较为随意、过程不透明、余额所有权归属不明、异化等问题。对于公益募捐,应完善准入制度,建立公开制度,完善税收优惠、监管体系,加强宣传引导。对于非公益募捐,应建立民间募捐登记制度、规范的劝募组织、募捐信息公开制度、捐款余额充公制度和募捐责任追究制度。     

疫情对慈善事业发展的三点启示

正慈善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疫情,社会的捐赠热情一如既往地高涨,而如何有效整合慈善资源,充分发挥慈善捐赠的效益,以激励更多的慈善捐赠?有三点启示。一是信息公开与信息共享至关重要。有人说,"在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信息公开是最好的疫苗"。同样,信息公开也是维持慈善公信力最好的"疫苗"。在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不能做到信息的公开透明,不仅令捐赠者无所适从,还会招致社会大众的猜忌、     

北京·凝聚社会组织力量 压实疫情防控责任

正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北京市广大社会组织积极响应号召,发挥各自优势特长,有序参与疫情防控,充分彰显了首都社会组织的责任担当和大爱情怀。慈善组织多渠道筹集抗疫物资,彰显首善风采。疫情期间,开通慈善组织公开募捐备案系统,24小时提供服务。截至目前,全市共有200余家基金会针对疫情防控筹集资金约12亿元人民币,筹集口罩、防护服等物资720余万件。在抓好款物筹集的同时,通过微信微博和"慈善中国"平台及时准确公布相关信息,规范工作流程,加强日常服务监督,做到款物快进快出、公开透明。     

论公共危机管理视阈下的慈善组织形象塑造

慈善组织形象与公共危机管理密切相关,加强公共危机管理必须进一步完善和提高慈善组织形象。当前,我国正处于公共危机频发和高发的社会风险凸显期,存在诸多影响公共危机管理的慈善组织形象问题。突出表现为：专业救援不足,危机意识淡薄;形象认知弱化,危机信息不畅;沟通互动缺乏,危机调处力低;监管流于形式,危机善款失序;责任落实困难,危机应对失范;政府管制性强,危机自处力弱。必须从提升人员能力素质、搭建信息服务平台、创新沟通协调机制、优化款物追踪机制、健全组织问责制度、完善法律监督体系等方面加强慈善组织形象塑造。     

台州市椒江区：建立“六大”工作机制规范慈善事业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建立“六大”工作机制，落实慈善经费使用“五项”要求，实施慈善捐赠“四项”公开制度，搭建“三个”晒明白帐平台，促进信息公开、透明，确保慈善在阳光下运行和操作。     

信息公开视域下对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的思考

非营利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日益重要，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制度的探究对非营利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非营利组织财务信息的公开是其财务管理的重点，是提升非营利组织公信力、完善对非营利组织财务监管、满足利益相关者的信息诉求的有效途径。在我国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制度构建中应加强对非营利组织财务信息公开机制的建设。     

非营利组织的社会公共责任探析

非营利组织(NPO)负有社会公共责任,本文对"公益腐败"等NPO履行公共责任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NPO应从加强诚信文化建设、公开透明管理活动、完善自律互律他律三种监督方式、建立法人治理的董事会制度等方面构建社会公共责任体系。     

民政部开通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 方便社会公众查询和监督慈善活动

<正>http://cishan.chinanpo.gov.cn在第二个"中华慈善日"来临之际,民政部于9月4日上午举行了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开通仪式。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高晓兵启动该平台运行,民政部党组成员、社会组织管理局局长詹成付主持开通仪式并对平台的持续建设提出要求。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是依据《慈善法》"信息公开"要求而建设的统一信息平台,用于慈善组织、慈善信托受托人等参与主体面向社会公开     

社会组织参与第三次分配的理论逻辑、实践困境及优化建议

第三次分配对推进慈善公益事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社会组织既是慈善公益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慈善公益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第三次分配自然离不开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组织在第三次分配中扮演着重要的连接者角色,从具体实践过程来看，社会捐赠相关制度不健全、社会组织服务提供能力欠缺、民众声誉评价影响力不足、社会组织对捐赠主体的形象宣传力度不够等是目前社会组织参与第三次分配面临的主要困境。针对性地完善社会捐赠制度，提高社会组织服务提供能力，提升民众的声誉评价影响力，加强社会组织对捐赠主体形象的宣传力度等是优化社会组织高效参与第三次分配的可行之举。     

互联网捐赠:背景、优势与风险

正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与慈善事业的快速起步,我国的互联网捐赠已初具规模。自邓飞的"免费午餐"项目起,互联网技术与慈善事业的逐步融合促进了互联网公益的功能、结构、样态日益完善,影响逐渐扩大。新出台的《慈善法》也对互联网募捐进行了明确规制,要求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须首先取得公开募捐资格,网络募捐须在指定的慈善信息平台发布信息。这也标志着互联网捐赠进入国家正式的制度安排。互联网捐赠产生于何种慈善生态     

互联网慈善募捐中的慈善组织合作研究

互联网慈善在我国蓬勃发展,越来越多慈善组织通过合作开展互联网慈善募捐。通过分析腾讯公益平台上的公开募捐项目,本文梳理了平台上慈善组织合作的基本形式及其主要特征,并依据慈善组织在合作内容覆盖面和合作嵌入度两个维度上的差异将慈善组织合作划分为四种模式：公募分享型、支持赋能型、议题联合型和品牌合作型。四类模式各有优劣,慈善组织需要结合自身慈善目标和发展阶段选择最合适的合作策略。结合当前互联网慈善募捐中组织合作存在的问题,慈善组织应当在知识和经验上进行共享,在资源和渠道上进行共建,在机制和生态上进行共治,并在政策倡导上推动政策激励,构建合作生态,创新合作模式。     

香港慈善监督管理机制及其启示

近年来,香港慈善事业发展迅速,慈善组织在香港社会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香港慈善组织之所以能够在社会事务中占据重要地位,主要是依靠香港政府和各部门对慈善组织有效、透明的监督管理机制。相对而言,我国大陆的慈善事业发展相对落后,慈善组织的监督机制很不健全。本文重点剖析了香港慈善组织的监督机制,提出大陆应借鉴香港慈善组织的一些管理方法,以期加强大陆慈善组织的监督管理机制,进一步促进我国慈善组织的发展。     

非协调约束与组织运作——一个研究中国慈善组织与政府关系的理论框架

本文在组织研究中的新制度主义和种群生态理论的基础上 ,以“非协调约束下的组织运作”为理论框架 ,对中国 90年代后期慈善组织的生成机制和运作逻辑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文章认为 ,中国慈善组织的集中出现以及组织形式与运作的明显不一致 ,是非协调的制度环境对组织行动实施约束的结果 ,是组织面对制度环境的压力采用的理性的生存策略。政府的资源获得需求与社会控制需求之间的持久张力 ,是慈善组织的形式与运作脱离的制度根源。组织的形式与运作的不一致 ,是组织领域中非常普遍的现象 ,该理论框架可以拓展到类似现象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