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

在<反垄断法>即将出台之际,讨论我国反垄断法的价值有着极其必要的现实意义.反垄断法保护竞争并不是目的,而其仅仅是实现社会经济效率这一反垄断法终极价值的基本手段之一.而且反垄断立法不应并列多重价值目标,而应将经济效率作为根本价值目标,这是适应我国发展规模经济的客观需要,也是我国反垄断法中规制行政垄断的必然要求,同时也符合世界各国反垄断立法的发展趋势.     

反垄断与规模经济关系刍议——以电信业重组为例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发展规模经济一直是我国企业所追求的目标,但随之而来的是垄断局面形成的倾向。因此,只有反垄断和规模经济协调发展才能使我国企业在世界经济竞争的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     

我国反垄断法的两个问题

文章指出 ,我国亟需建立反垄断法律制度。反垄断立法是市场经济本能的需求 ,以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作为中国反垄断立法条件不成熟的理由是不科学的。反垄断法并非反规模经济 ,而是反对市场支配地位滥用的垄断行为 ;规模经济也需反垄断法创造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结构 ,因此两者并不矛盾     

国企改革中企业集团的反垄断法规制

对企业集团进行反垄断法规制与当前我国发展大企业集团的战略并不矛盾 ,要正确认识企业集团与规模经济和反垄断的关系 ,加快我国的反垄断立法 ,注意企业集团反垄断法规制的特殊性与复杂性 ,借鉴西方国家的通行做法     

论我国的反垄断立法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加入WTO计划的最终实现 ,垄断问题将日益突出 ,我国进行反垄断立法势所难免。在研究了西方国家反垄断法的历史发展和我国现状后 ,对我国反垄断的基本原则 ,反垄断与规模经济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我国平台经济反垄断监管“欧盟模式”批判

互联网大平台因为存在网络效应、规模经济以及大数据等特征,明显具有垄断或寡头垄断趋势,因此这个领域强化反垄断监管在国际上乃大势所趋。欧盟《数字市场法》是世界上首个通过事先禁止性规定监管数字大企业的法律制度。随着这部法律的生效,很多人在观察布鲁塞尔在数字经济领域反垄断监管的效应,我国也有人考虑引入欧盟模式监管我国的互联网大平台企业。但是,学习借鉴外国法律制度应当考虑本国国情。我国是否采取欧盟模式,不仅应当评估我国反垄断法在平台经济领域实施的效率和前景,而且应当考虑一揽子的事先禁止性规定是否有助我国数字经济和数字企业的发展和创新。     

论我国反垄断立法中的两个基本问题

<正> 关于建立我国的反垄断法律制度,人们的看法尚不尽一致,其中关于制定反垄断法会损害规模经济效益和不利于在国际经济贸易中保护本国经济利益的担忧就具有典型性。这种担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立法的进程,这方面的问题也的确是我国反垄断立法中必然要涉及并必须处理好的。本文试图就这两方面的问题作些粗浅的探讨。     

我国反垄断立法的新视野

文章认为，就发展规模经济而言，我国反垄断立法应恰当地把握其中的“度”，并适用“合理原则”。同时，作者提出我国反垄断法应有域外效力，并分析了我国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领域。作者还主张我国应设立国家反垄断委员会，作为反垄断法的专门执行机构，以更有力地保证反垄断法的贯彻实施     

浅议我国农村经济组织反垄断豁免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56条第一次规定了我国农村经济组织反垄断豁免制度。本文从反垄断豁免的基本理论出发,以第56条的规定为切入点,探讨了我国农村经济组织豁免的必要性以及适用豁免的若干问题。     

WTO规则下我国反垄断法律制度所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反垄断法律制度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素有“经济宪法”之称。入世后 ,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各种各样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限制竞争行为以及垄断行为对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了愈来愈严峻的挑战 ,完善与发展我国反垄断法律制度已经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课题。立足我国具体国情 ,较为详尽地分析了入世后我国反垄断法律制度所面临的诸多挑战 ,并在此基础上从立法层面和具体法律制度层面上提出了我国反垄断法律制度的“适世”和发展策略。     

简析美国、德国、日本反垄断立法中的原则性政策

反垄断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它与社会经济政治氛围密切相关。中国的反垄断立法可以清晰的看到行政力量的博弈路径。美国、德国和日本作为当前最为成功的经济实体,对它们的立法特色进行一定的综述与比较分析,对我国的反垄断法完善有所裨益。三国的反垄断立法是一个宏大的体系,本文仅从反垄断立法中的特色性原则政策入手进行一个一般性的陈述与比较分析。     

企业的自由度与政府的干预度:美国反垄断法的核心矛盾

企业的自由度和政府的干预度是美国反垄断法的核心矛盾。从谢尔曼法开始,美国反垄断法走过了扩大政府权力、积极干预经济运行与抑制公共权力、宽容企业自由的风雨历程。在今天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效率为主要目标的反垄断执法活动仍然身置于自由民主的困境之中。     

关于反垄断的立法建议

一、经济垄断的现实性与经济全球化要求制定反垄断法 有人将我国大型企业的规模同一些发达国家作了比较，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我国企业规模化程度太低．进行反垄断立法为时尚早。但从反垄断角度来看，经济力集中和企业规模化是相对的，即相对于一个国家和特定市场范围而言，而这在发达国家同在发展中国家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在当前中国，某些企业的市场销售额（还有总资本额、职工人数等方面）不必达到某些发达国家企业的水平，即可拥有较大的市场占有率，即可形成垄断和限制竞争局面。何况当前我国企业规模正处于迅速增长变化时期，许多企业…     

试论我国《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

《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和冲突,但是世界经济的发展不会因此而放慢脚步。我国必须确立《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制度,并且应该积极的促进双边、区域内合作机制,致力于国际反垄断统一立法的制定,后者才是最优的解决途径。     

反垄断法的价值构造

价值问题是反垄断立法和实施中的核心和前置性问题,在当前中国反垄断法实施面临制度分裂、"纸面上的法"与"行动中的法"相背离等背景下,对这一话题的研讨尤为重要。成熟反垄断法律制度的实体价值主要表现在自由、效率和公平等诸方面,在经济理性的作用下,这些价值呈并存、竞争和融合的矛盾运动之势。受制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反垄断法表现出来的自由价值和经济理性等先天不足,是该法实施乱象的重要根源,亟待通过制度实践和竞争文化培育凝聚更多价值共识。     

法律不是反垄断的根本手段

一个经济体内部的垄断要靠开放经济来解决，自然垄断要靠科技的进步来打破，资源垄断要靠替代品的发现来冲破，国家造成的垄断要靠经济的极大发展和国家的消亡来根除，垄断行为的法律认定标准要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修正。法律虽然是反垄断的重要手段，但不是根本手段，比其更重要的手段还有技术进步、发展垄断产品的替代品、推进开放经济的形成等经济类手段。因此，不能迷信反垄断法。     

光储存专利技术发展与反垄断审查的历史思考——探析与3C成员以及3C集团相关的反垄断案例

知识产权与竞争规范都应服务于国家最大化社会福利的政策目的.对于创新经济,知识产权独腿难行--它常引发市场垄断,限制竞争.为保证知识产权制度促进动态的竞争,发达国家的反垄断法总是伴随着它的发展.因此,知识产权并不是创新制度的全部,TRIPs协议也不是发达国家赐福给发展中国家的"福音书",保佑发展中国家实现创新型的经济.光储存技术发展的足迹,为具体理解竞争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的相互关系,提供了经典的案例.在技术发展早期,反垄断规制给予各种企业间的协议以更多的宽容,即使它们有相当的限制竞争的嫌疑.到技术趋于成熟,标准制定和专利联合许可时,知识产权的反垄断规制问题才突出和重要起来.与MCA,Philips,Sony,3C集团相关的反垄断审查和诉讼,多数发生在光储存技术成熟后,而且案件的影响往往还跨越国界.它们揭示了知识产权与反垄断规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我国正在进行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取向创新型经济的发展道路;反垄断法出台正处于关键的阶段,本文希望通过对光储存技术发展的部分历史的考察,有助于引起立法者对知识产权反垄断规制的充分关注.     

世界三大经济圈集团化的特点及影响

近年来世界三大经济圈的区域集团化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呈现出区域集团化规模加速扩展、模式加速创新、格局更趋复杂、矛盾更趋突出等重要特点。这一趋势的加强，将进一步推动经济全球化，并促进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变化，对我国经济发展和开放也带来了新的影响。     

反垄断法资产剥离制度之剥离对象研究

经营者集中(并购)作为企业扩大规模、提高效益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正在越来越多的被企业所运用。但由于经营者集中可能产生排除或限制竞争的效果,历来是各国反垄断审查的重点。我国反垄断法及配套规定的颁布实施,为经营者集中的反垄断审查提供了法律依据,但由于我国在经营者集中的反垄断审查的理论研究较为缺乏、立法经验不足,在实际操作中也存在诸多问题。发达国家、地区和经济组织先进的理论研究、立法及实践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超越市场力量和垄断力量：平台经济时代的反垄断规制

在反垄断理论中，市场力量或垄断力量是损害消费者福利的反竞争的经济力量。我国反垄断法中以“市场支配地位”的表述涵盖了这两种经济力量。反竞争力量可以通过这两种方法之一来行使，即提高自己的价格或提高竞争对手的成本。市场力量或垄断力量在实质上是相同的，都降低了消费者福利。数字平台经济不同于传统市场，具有双面市场、动态竞争和创新驱动的特征，对传统反垄断认定规则带来了挑战，有必要将反垄断分析集中在实现反竞争力量的方法上。反垄断规则对这两种反竞争力量整合的判断标准是不完整的，未能应对平台经济所带来的创新驱动和实施的自我优待。解决这一困境的路径需要超越传统反垄断对市场力量或垄断力量的分析方法，以更细致入微和多元化的替代分析方法识别垄断违规的行为，以新思路开启对平台经济下市场力量、市场支配地位的反垄断规制，提高传统反垄断法在互联网时代的适应性和适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