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侦查证据庭外核实的程序性障碍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增加了技术侦查一节的内容,其中第152条对技术侦查所获材料的证明效力和核实方法作了规定,该条规定确立了技术侦查所获材料的合法证据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提出了一个庭外核实证据的新思路.实施技术侦查证据的庭外核实,与刑事诉讼公开质证的原则不符,应当慎用,在穷尽其它证据核实方法仍无法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应当有限度地使用庭外核实程序,将其作为例外程序,并对其实施范围、程序作进一步的规范完善,尤其要注意对相对人权利的保护.     

浅议反贪部门的技术侦查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使用技术侦查的措施进行了法制化和规范化,对于依法规范侦查活动、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推进法治建设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指出,完善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程序和物质条件势在必行,技术侦查措施不能常态化应用,要严格限制技术侦查措施的申请主体、主体资格、适用条件和审批程序,并增加对非法侦查行为的制裁方式和被侦查对象的救济程序。     

论卧底侦查之审批

卧底侦查时间一般以6个月为限,随案件复杂程度增加可以适当延长。卧底侦查审批程序设置应满足卧底侦查复杂性与时效性的要求,简化审批层级,统一、集中审批主体并细化审批程序。通过细化卧底侦查审批内容可以有效实现卧底侦查的目的。设置相关风险评估因子,为卧底侦查审批提供内容保障,对审批内容进行规制则是对卧底侦查动态控制的保证。     

技术侦查措施的几点思考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的适用范围、批准程序、所获材料与证据的处理作出了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技术侦查制度要充分发挥其价值,仍需要对其内容进一步明确和细化。文章从违法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责任追究机制,保障被适用者的知情权和受到伤害时的赔偿请求权三方面予以补充和完善技术侦查制度。     

技术侦查与秘密侦查的证据规则分析研究

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广泛应用于侦查活动,但我国技术侦查措施的立法体系在实体规制、程序规制、证据制度等方面还存在问题,其核心问题是证据规则,它直接体现立法目的以及影响该措施能否有效实施。在学术界对于秘密侦查和技术侦查概念的表述尚未统一,其关系未形成统一界定,二者对于证据规则问题没有进行区分,这极大影响这两种侦查措施的应用。通过分析归纳,总结出秘密侦查与技术侦查的概念、特征,得出技术侦查与秘密侦查是交叉关系,以分析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证据规则的问题,并对其提出相关建议。     

评新《刑事诉讼法》中的“技术侦查措施”——以秘密侦查理论为基础的反思

新增的“技术侦查措施”一节是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亮点之一,很多方面的规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然而,在新增的本节当中,几个值得进一步明确或完善的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秘密侦查是技术侦查、卧底侦查、诱惑侦查、控制下交付等特殊侦查手段的上位概念,本节以“技术侦查措施”作为标题的合理性有待商榷。秘密侦查行为具有潜在的危险性,将其纳入刑事诉讼法的轨道之上具有必要性,这也是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增加“技术侦查措施”一节的重大进步意义之一。但本节内容较为粗糙,特别是在具体侦查行为的种类、适用条件、批准程序等方面的规定不够明确,致使其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欠佳,本节存在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深刻反思。     

论新《刑事诉讼法》中的技术侦查措施

本文借鉴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规定、司法实践情况及外国法律规定,对新刑事诉讼法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处理方式。     

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技术侦查的立法建议

技术侦查通常存在着对公民人身权、隐私权和财产权等宪法性权利侵犯的风险,应当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对其加以制约和监督。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技术侦查的相关规定。2011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虽对技术侦查做了一些规定,却存在着侦查机关自我审批、没有适用的期限、没有明确的手段和适用范围过宽等问题。     

秘密侦查制度之比较研究

随着社会犯罪呈现出的一些新变化,常规的侦查手段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为此,世界各国纷纷探索运用秘密侦查手段。秘密侦查是侦查机关采取隐瞒身份、目的、手段的方法,在侦查对象不知晓的情况下,发现犯罪线索,收集犯罪证据,乃至抓捕犯罪嫌疑人的一种特殊活动。秘密侦查手段如果使用不当或恣意滥用,极易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所以,我们必须借鉴现代法治国家的立法规范,以完善我国的秘密侦查制度。     

如何解决检察机关在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中出现的问题

在我国,侦查权是由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监狱、走私缉私局和检察机关行使的。因此,依附于侦查权的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措施,也是由这几个部门行使的。我们今天讨论的是检察机关的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是指检察机关在侦查职务犯罪过程中,为了实现侦查目的,而对某些具有侦查意义的客体所采取的技术手段和方法的总称。而我们所说的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是指不同于一般的讯(询)问、勘验、     

论我国技术侦查的立法完善

现行《刑诉法》增设了技术侦查措施,其意在加强对人权之法律保障,并解决长久以来实践中技术侦查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这无疑是推进我国技术侦查法制化进程的一项重要举措。但现行粗放的立法方式不仅使得侦查措施分类混乱,同时赋予了侦查机关过于宽泛的自由裁量空间,使得技术侦查措施极易已化为潘多拉之盒,鉴于此,完善侦查措施之立法刻不容缓。     

刑事诉讼中技术侦查证据运用困境及其制度因应

技术侦查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相关法律规范不完善,刑事诉讼中技术侦查证据的运用面临困境。其主要表现有二,一是技术侦查证据核实方式易异化,二是技术侦查证据运用缺乏有效制约。对此,应细化相关立法,完善技术侦查证据核实制度,健全技术侦查证据运用的监督制约机制,明确“瑕疵”技术侦查证据补强的限制规范,以推动技术侦查证据在刑事诉讼中更好发挥作用。     

比较法视野中的技术侦查措施

技术侦查措施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早已得到适用,但可做不可说,极具神秘化。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将其增设为一种法定侦查行为,并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进行了规制,这有利于防止其滥用而侵犯侦查相对人的基本人权。但许多规定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秘密侦查概念辨析

作为一项特殊的侦查手段,秘密侦查在打击犯罪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对秘密侦查的认识上,理论界有不少混乱之处,这就需要为秘密侦查的认定重新划定标准,从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角度,赋予秘密侦查新的含义。     

诱惑侦查之立法困惑——新刑诉法第151条的相关问题讨论

为了惩治犯罪的需要,现实中侦查机关经常采用有关人员隐蔽身份搜集信息、获取证据的手段,但是刑诉法中一直未见其相关规定。实践中的频繁运用与法律上的空白规定不符合目前侦查工作的需要。因此,新修订的刑诉法在侦查一章技术侦查措施一节作出了相关规定,对此种侦查措施进行法律调整。然而,该规定仍然存在一些不明确的地方,比如其在章节中的位置问题、但书的内涵等。     

从侦查能力与侦查法治之关系看我国侦查程序改革

在我国刑事犯罪高发的背景下,侦查法治的推进必须顾及现有的侦查能力水平,不能过于超前.同时,为进一步拉动我国侦查能力提升,还应维持侦查法治水平适度超前.当前,根据我国侦查能力的现状,应参照联合国有关人权公约中所确立的"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侦查程序改革.     

侦查本质论

通过对侦查概念的剖析,探寻侦查行为的本质属性。以"密侦"为突破口,纵观古今,找寻从"侦察"到"侦查"的过渡。进而,进一步辨析秘密侦查与技术侦查的关系,探寻侦查的强制性与谋略性。侦查权的制衡,秘密性与强制性的限制,需要其对立面公开性与任意性。结论:"暗中查证"是侦查活动的本质属性,"公开查证"只是出于对司法公正的价值追求而对侦查权的一种限制。     

论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审批的完善

技术侦查措施的审批是防范技术侦查权不当干涉公民基本权利的关键环节。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虽赋予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权．却在技术侦查措施审批上延续着一贯的神秘性。类型化视角．技术侦查措施的审批有法官决定型、检察官决定型和警察决定型三种各具利弊的类型。鉴于技术侦查干预公民权利的严重性．现代主要法治国家无不对其审批有明确的规范,且朝权力限制更为严格的方向发展。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导向,未来我国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的审批应从神秘走向规范,具体应通过立法或解释对审批主体、程序、紧急情况下审批予以规范．     

关于秘密侦查性质的几点思考

当前,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秘密侦查活动,然而在对秘密侦查性质的理解方面,却存在许多不明确之处.在对秘密侦查进行探讨时,必须首先确定它的性质,这是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秘密侦查的秘密性是主客观的相统一;通过对秘密侦查与技术侦查的比较,可以看出,技术侦查是秘密侦查的一部分,但不是其全部含义.     

论诱惑侦查实施之基本原则

目前,我国侦查机关已经广泛使用诱惑侦查侦破各类刑事案件,对其研究不应仅仅限于合法性、合理性以及法律规制等方面,要针对其在实施的策略方法中容易出现的问题,制定相应的规范,从而保证其在合理、合法限度内尽量发挥最大作用。在诱惑侦查实施过程中,具体应遵循以下四项基本原则：合法保密、审查监督原则;周密设计、适时终止原则;掌握情势、控制进程原则;即时取证、固定证据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