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文学经典”看台湾文学精神

文学经典的确认是一个文学系统多个层面参与运作的动态累积过程,“台湾文学经典３０部”的产生再次表明了人们对台湾文学所充溢的中国文化精神和所开掘的本土文化资源的理解、尊重,对其所呈现的历史厚重感、文化包容性的肯定、赞许,同时也启发着人们去思考“台湾文学中心时期”的历史作用和地位。     

生态文学：西方批判文学的新范式

西方传统文学以人为中心,将自然排除在人的道德关怀范围之外,导致了传统文学与自然生命伦理的截然对立,这是西方人本主义主导下的传统文学的伦理缺陷。生态文学于是对传统反生态的作家和作品进行生态思想角度的重新审读与评价,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自然生态新纬度,这是一种新型的文学批评范式。然而,对待传统文学与生态文学,我们应该将“人与自然”视为一个生态系统,从“文学生态链”角度考察与判断西方文学中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使传统文学和生态文学为社会的发展提供各自的哲学导向。     

乐守“一口井”

<正>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曾经讲过一个流传至今的"一口井"的比喻,对大臣们进行警示教育:一个人老老实实当官,守着自己的俸禄过日子,就好像守着"一口井",井水虽不满,但可天天汲取,用之不尽。《淮南子·道应训》记载了鲁国宰相公仪休"守井"的故事,有个人了解到公仪休最爱吃鱼,便投其所好给他献上了一条鱼。可公仪休     

文学的“兼”性

说文非文,非文是文,是文学非文学。文学本真不是事物内在的必然联系,而是＂本然有他＂,＂本根在界＂,＂本相非己＂。文学本真在文学的本源处隐现,非文的胚胎中已有文的成全,文学自性开张离不开本根处的深文隐蔚。在情态上说,文学亦幻亦真,与自然科学追求物质客体的必然性不同,文学在可见与不可见之间交织。文学兼性在根底处是檃栝的文德,文之德不离人之文、道之文,文学在人学的拘囿下探究的是文学的自本质,而忽略了文学是我非我孕育的场域,文学是一种不断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兼在、兼通、兼而化的存在,道之文因人文而天地参,人之文因道文而归化。     

“商业文学”范畴之批评

中国商贾文学研究起步迟、基础薄弱。当前命名上的淆乱即为其证。在分析、归纳和批评已有命名观点基础上,首次提出"商贾文学"概念及其内涵,即:商贾文学就是表现商贾及其社会生活的文学。这一新命名有利于规避混乱和歧义,有利于克服旧命名方式带来的题材狭隘化、人物平面化等欠缺和不足,有利于中国商贾文学研究早日走上健康平稳的发展轨道。     

《史记》“文学”概念考辨

对《史记》中“文学”概念的考辨,最早上溯到春秋末年以教授先王典籍为业的孔门文学：其次为战国自由发挥学说的诸子文学;然后还有秦统一六国之后．纳入朝廷控制的御用文学。孔门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民族基石．诸子文学则具有各自发挥的独立态度．而秦世御用文学显示了官方力量对思想的控制。     

论“十七年文学”城市写书的文学秩序

1949年以来,新政权急需确立“文艺新方向”,力图使文艺服务于新的政治主张．要求文学与社会政治的转折保持高度一致。在国家意识形态中,城市是资产阶级道德和社会腐败滋生之发生地．这使城市写书开始遭遇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制“规范”。“十七年文学”确立的城市写书之文学秩序．使城市逐渐失去了在文学中全面呈现的合法性。作家们无不例外地选择“国家话语”进行文学叙述。于是,城市的文学书写遭受严重挫折甚至断裂．文学言说下的城市形象被不断地简单化与固定化。随着国家政治体制的进一步优化,作家们纷纷放弃之前被迫坚守的写作立场,城市书写之话语权得以回归。在新的时代氛围中,“十七年文学”城市书写之文学秩序得以突破,这是国家文明的发展,更是时代历史的进步。     

何为“我城”,如何“文学”

直截了当地说,今天所谓的城市文学往往并不是我们的作家对他们日日厮守休戚与共的城市,有多么的了解和思考之后的文学的想象和建构,而是按照某些预设的观念定制和拼凑出来的。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城市文学千人一面,千人一腔的现象比比皆是。     

“拜谒”文学大师

“中国现代文学馆”这是一座珍藏历史、珍藏文坛记忆,展示中国现、当代文学辉煌成果的殿堂。其馆藏非常丰富,珍品异常之多,堪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聚宝楼”。来到文学馆,大厅里近千盏闪烁的灯光,象征着群星璀璨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天井中悬挂的银蝶纷飞的现代工艺造型,象征着文艺“百花齐放”;两边是高三四米的壁画,连环绕墙约40米,右边是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中的受难者,左边是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中的反抗者,看着这些活生生的形象,犹如重温了一遍中国现代文学史。大厅内放置的两尊由海内外数千名作家签名的巨型景德镇花瓶格外引人注目。这对巨型…     

从“五经皆文”看刘勰的“文学”观念

"宗经"思想不仅来自于刘勰对儒家文化传统的推崇,也来自他对于文学自身发展源流的体认,其中包含着刘勰对于文学的性质的理解。刘勰的"宗经"思想及五经皆文的观念,注意到了先秦以来文学与政治、历史、哲学、伦理之间的紧密联系,这是《文心雕龙》理论体系"大文学"性质的重要表现。     

“五四”以来中国写实主义文学传统成因探

中国文学自五四以来就保持着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在过去近一百年的文学发展中,作家、评论家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强调真实排斥虚构。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现实语境,文学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环境使当时的文学不得不关注与现实人生的联系;其二是传统因素,如受集权政治、实用主义文学观、实录精神和载道传统、形而下的思维惯例等影响使得我们无法从文学本体的角度来重视和发挥文学虚构。于是,重写实而轻虚构的写实主义文学传统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风向标。     

“打工文学”的消费转型

打工文学发展到现在,在实现了作家代际更替的同时,正在实现消费转型,具体表现在创作主体和作品的意识形态规训、主题扩张和内容泛化,媒介的商业操作与网络化,以及读者的多层次化与非审美化。这种转型是打工文学的新变,也是打工文学分化过后的一次发展机遇。     

“游戏文学”舞翩跹

以网络为“根据地”的游戏文学，以图书形式出现，是文学娱乐化的又一次胜利。     

文学“多义性”的历时性研究

西方文学理论研究直到新批评开始才逐渐认识到文学文本的意义并不是以明确清晰取胜,文学真正的魅力在于含蓄多义。但是“多义性”的研究视野在不断转移,从新批评的文本内部的“悖论”、“反讽”、“张力”、“隐喻”等纯语义研究到巴赫金的小说的杂语性和复调研究,再到解构主义的文本之外的“互文性”的文化研究,文学文本的“多义性”从封闭走向了彻底的开放。     

论清代文学之“为尊者讳”

实录精神和直笔手法是清代“事俱按实”文学的创作特色。除了这种追求历史真实的实录手法,清代文学对史学传统的继承还体现为“为尊者讳”的春秋笔法。清代剧作家表现出的“为尊者讳”手法既是基于封建社会文人重视教化的史学传统,又与清代特有的实学风气不谋而合。以《桃花扇》为代表的清代文学采用“为尊者讳”等春秋笔法,淡化儿女风情,探讨兴亡规律,体现了当时文坛风潮转向内敛的趋向。这种写作手法使清代文学具备有更高的学术品位,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作品的价值,有助于我们窥视当时的时代风潮。     

关于文学批评的“文学”品质

文学批评的“文学”属性在过去的理论中是根据批评的对象所确定的 ,这是一种直观的认识。以对象确定其属性 ,其自身的品质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规定。文学批评“在文学中”,并不是与文学创作并立的在之外。这种“在”体现在批评与对象之间的相互关系之中。批评从来就不是附属于创作的存在 ,恰恰相反 ,创作与批评结成对象性关系 ,其自身的“文学性”才得到彰显     

“文学台独”的渊源及实质

"文学台独"是文学领域里的"两国论",其产生和形成与台湾的"本土化"运动有着极为密绵的思想渊源关系;它以确立台湾文学独立性为价值取向,"去中国化"是其本质特征.抵御"文学台独"的侵蚀,已刻不容缓.     

“天人合一”与唐前文学

“天人合一”是中国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它在我们民族性中根深蒂固地沉淀着,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巨大,最显要处莫过于唐代以前的历史时期,影响主要有三方面:逆天不祥、指天而呼、天(神)人合体。     

“宣传文学”的悲哀

流沙河当年因为《草木篇》一诗，被高层点名批评，打成右派。晚年的流沙河躺在病床上反思自己一生的创作：“恨平生写尽宣传文学。”作为一个作家，一生的文学生涯不能以艺术追求为目的，而是以“宣传”为目的，到头来挑拣一生的创作，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所以发出这样的感叹。     

“新世纪文学”概念源起的宏观背景考察

考察"新世纪文学"概念的源起具有重要的学科史价值,作者认为,"新世纪"概念是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和社会生产力不断增长的背景之下,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引发过广泛讨论的学术话语。"新世纪文学"则是"新世纪"话语现象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具体表现,其中包含着人们对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发展的困惑、焦虑、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