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立案意义的消解与制度重构

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刑事立案及其意义的一般认识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立案为"刑事诉讼的开始和必经程序"是仅具有话语实践意义的命题,也并非"迅速揭露、证实和惩罚犯罪"."有效保障无辜公民不受刑事追究"以及"做好司法统计"等认识的逻辑前提.我国应构建初步侦查和正式侦查制度以及案件登记并报检察机关备案制度.这一制度使侦查机关在案件登记之前采取的侦查措施具有法律意义,有利于检察机关加强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和充分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同时能更客观地对刑事案件进行统计.     

谈我国技术侦查的立法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技术侦查措施＂一节,完善了我国的侦查制度,在制度层面实现技术侦查法制化,既顺应了国际刑事法制发展的趋势,也适应了我国打击新型犯罪和保障人权的需要。我国技术侦查法治化应在细化技术侦查种类、引入审查监督机制、规制非法技术侦查行为、保障相对人诉讼权利等方面再行突破。     

意大利强制性侦查监控制度之特色

1988年意大利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重大修改,修改之后的刑事侦查制度确立了侦查机关采用强制性侦查措施必须遵循适合性、必要性、相称性三个基本原则,建立了严格的司法授权和审查机制以及完善的司法救济程序。意大利这一改革动向对优化我国的强制性侦查监控制度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负有国家赔偿责任的错误刑事拘留条件之我见

负有国家赔偿责任的错误刑事拘留的首要条件是违法拘留,即指侦查机关在采用拘留措施时违反刑诉法或者对被拘留人错误适用刑法,或者既违反刑诉法又对被拘留人错误适用刑法。文章认为,从“两法”在拘留活动中的关系看,错误适用刑法是违法拘留不可缺少的条件。只有错误适用刑法才有可能侵犯被拘留人的实体权利,才有可能产生国家赔偿责任,如果仅仅违反诉讼程序法,只侵犯被拘留人的诉讼权利,不可能产生国家赔偿责任。所以,违法拘留,应以错误适用刑法为前提。文章还对“无罪错拘”“拘留羁押”进行了全面分析,阐明了错误拘留羁押国家赔偿与不负国家赔偿责任的范围。     

关于刑事拘留期限实务问题的探讨

由于刑事诉讼法对刑事拘留期限的规定比较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围绕刑事拘留期限产生了很多实务问题．而这些实务问题依据现有法律规定难以得到确切的答案。文章结合相关的法律规定及理论理解,对刑事拘留期限适用中的几个实务问题进行了探讨。     

刑事拘留转捕率降低的原因分析

新刑诉法实施后,刑事拘留人数大幅提高,而刑事拘留转捕率明显降低。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收审手段的取消和其他刑事强制措施的限制使用;刑拘条件放宽造成滥用刑拘措施;检察机关过严限制逮捕条件;以刑拘代替行政拘留、行政强制措施和追逼债务;一些罪名的取消和罪行的分解,使过去构成犯罪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提高刑事拘留转捕率并保证办案质量,需要:明确公安机关法制部门为刑事拘留审核机构,严格把关;正确理解刑拘、逮捕条件,与检察机关协调关系;强调证据意识,提高办案人员执法水平。     

学术制度建构的合法性与合理的制度安排

一个有效的学术制度建构的基本初衷在于保护学者研究的自主,当下我国学术制度安排中行政权力过大的老问题已危及整个学术事业的发展,在现行制度安排中贯彻学术民主理念是一个现实而理性的制度改进策略。     

对监听措施的法律建构

监听措施是世界各国为应付犯罪形势的变化而发展起来的一种高技术化、高隐密性的强制侦查措施,其出现对于侦查机关打击和惩罚犯罪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重要的技术侦查手段,我国刑事诉讼法也应对其进行必要的规制,以确保在惩治犯罪的同时兼顾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     

刑事诉讼视野中的看守所制度研究

看守所制度作为未决犯的羁押场所在刑事诉讼中具有重要地位,实践中看守所的职能扩张已经影响到了看守所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原意,不利于在押人员的权利保障。     

大陆法系刑事反诉制度及我国刑事反诉制度构建

刑事反诉制度在大陆法系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刑事诉讼法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规定,尤以德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规定最为明确具体。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刑事反诉制度,但利用率极低,应立法明确刑事反诉,并对刑事反诉的条件作出严格限定,同时明确刑事反诉的相关程序。     

论构建合理的社会保障水平测定指标体系

当前我国对社会保障水平测定指标选取的研究存在不足,建立合理的社会保障水平测定指标体系刻不容缓。选取社会保障水平测定指标应遵循系统性原则、历史性原则、统筹主辅原则。合理的社会保障水平测定指标体系应由主指标系统和辅指标系统构成。应用社会保障水平测定指标的基本点是,以社会保障水平测定指标为工具,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进行考察时,既要测度其实际水平,又要测量其适度水平。文章构建了符合当前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水平测定指标体系。     

未成年人审前羁押决定的客观化建构——以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结果为判断基础

受制于实用主义导向,我国审前羁押程序设计中侦查权一家独大,逮捕等羁押手段出现了功能性的异化倾向。在这一背景下,虽然通过相关立法改革,以及未成年人检察部门的成立,为在检察阶段建立未成年犯罪人的分流转处程序创造了条件,但建构未成年人羁押必要性审查模式或者"检察中心主义",彻底贯彻"未成年人特殊论"这一基本原则,仍有待于羁押必要性评估机制与相关配套措施的完善。就未成年人的审前羁押必要性评估机制而言,应围绕"未成年人社会危险性"这一关键要素的量化分析模式展开,在摸索评估客观化、程序化建构的同时,为解决社会危险性认定标准存在的"可操作性问题"积累经验。     

刑事速裁程序的羁押问题分析

两年的试点期内,刑事速裁程序在缓解"案多人少"的矛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经过实践的检验,速裁程序在宏观的制度建构上较为粗放,在微观的实践运行中存在诸多阻碍。其中羁押问题较为突出,成为这一制度发展的瓶颈。从速裁程序的运行状况来看,羁押问题主要从实体和程序两个角度对速裁程序产生了影响。羁押问题难以解决的深层次原因分别是司法理念问题、程序建构粗放以及程序简化不足。鉴于此,速裁程序需要转变司法理念、控制羁押适用、构建审前联动机制、完善非羁押性替代措施以及改革考核体系,从而构建速裁程序的羁押新格局。     

谈看守所的监区文化建设

监区文化是指监狱、看守所等羁押改造场所在对在押人员的管理过程中 ,通过非强制的手段 ,创造含有文化因素的精神环境和氛围 ,丰富在押人员精神生活 ,配合管教工作开展的总称。实践证明 ,监区文化建设对看守监管工作的促进作用是巨大的 ,是看守所贯彻“严格、依法、科学、文明”管理方针的有效措施之一。看守所监区文化有着自己的特征 ,与看守所“柔性”管理的要求相适应 ,看守所监区文化建设要以人为本 ,常抓不懈。     

刑事立法政策合理化涵义浅析

在哲学上对合理性问题的探讨,标志着人们的认识视野和研究重心由自然事实转向社会文化及其价值意义,这对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当然包括法学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在社会学上,韦伯提出了“合理性”概念和“合理化”论。我国刑事立法政策应具有科学性、法治性、人道性、伦理性、本土性(符合国情性)等合理性内涵。科学性是刑事立法政策合理性的前提。法治性是刑事立法政策合理性必要前提。在我国,要实现刑事立法政策合理化,必须以实现刑事立法政策法治化为前提。在目前,由于我国的法治建设尚未健全,我国刑事政策合理化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包含着刑事政策法治化的含义。可以说“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     

论我国刑事悬赏制度的构建

刑事悬赏作为一种特殊的悬赏方法,是一种单方法律行为。我国的刑事悬赏还不够成熟,没有真正形成制度。构建刑事悬赏制度包括以下几方面具体设想:海报的制作;适用范围;赏金来源;赏金数额标准及发放原则;举报人的权益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