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被迫自证其罪特权刍论

国内法学界关于反对被迫自证其罪特权的称谓有多种译法,而反对被迫自证其罪特权是其中最为准确和贴切的一种。反对被迫自证其罪特权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证人在其所作的陈述有可能导致自己受到刑事追究时,可以拒绝提供证言的特殊权利。就反对被迫自证其罪特权的权利性质而言,属于自然权利的范畴,同时由于此项权利一般以不作为方式行使,故该特权为一种消极的防御性权利。     

论证人反对被迫自我归罪的特权与证人豁免制度

反对被迫自我归罪的特权是证人的一项重要权利。为保证诉讼发现真实的目标,许多国家在规定了反对被迫自我归罪的特权的同时还确立了证人豁免制度,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证人反对被迫自我归罪特权的消极影响,保证在证人援用该特权时能够通过赋予其豁免而获取重要的证据。我国应当在立法中确立反对被迫自我归罪的特权和证人豁免制度。     

论污点证人刑事豁免制度

从广义上讲,一切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第三人都可以作为证人,污点证人也被包含在内。然而由于各种考量,导致了此类证人作证的不彻底性。法律规定国家有强制取证的权力,但是法律也同时规定了反对强迫自证其罪。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是刑诉法的追求所在,为了平衡二者之间的冲突,一些国家建立了污点证人豁免制度,当然,我国并在其中。本文拟从对污点证人概念的界定入手,探析具有中国特色的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证人免证特权制度在我国的构建

免证特权是相对于一般证人必须出庭作证的义务而言的,是证人作证原则的例外。我国很多学者提出应当借鉴、移植西方刑事诉讼中的证人免证特权制度,以解决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人出庭难问题。本文通过对证人免证特权制度目前在我国建立该制度的现实可行性进行分析,提出在我国构建有限度的证人免证特权制度。     

浅论污点证人豁免制度

在一些复杂的案件中,证据往往很难获取,而污点证人常常掌握着这些犯罪的关键证据。这些证据的取得有利于国家打击严重犯罪。根据西方的反对自证其罪的特权,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应运而生。我国目前没有关于作证豁免的规定和制度。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证人作证豁免案例。因此,在我国构建适合我国司法体系和现实的证人作证豁免制度已变得十分必要。     

反对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引入与评析

一、反对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概念和在我国的现状 反对强迫自证其罪通常被视为一项权利或者特权,因而又被称为＂拒绝强迫自我归罪的权利＂或＂不必自我归罪的特权＂,是指在刑事案件中不得强迫任何人自我归罪或者作出不利于自己的陈述。     

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准则在我国的适用

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制度中，反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状况和刑事文明与进步程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即是否确立反对强迫自证其罪规则（Againstself－incrimination）。我国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对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过程中，确立了律师自侦查阶段介入、无罪推定等国际司法准则。但对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准则尚处于探索阶段。本文拟对该准则在我国立法和实践中的适用进行探讨。一、联合国人权约法关于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准则及国外有关沉默权的立法与理论反对强迫自证其罪，来源于英国古老格言：“任何人无义务控告自己”…     

美国判例法中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及其相关规则

米兰达规则:不受非法程序强制的权利;施跃伯规则:限制强迫证明活动的权利;参尔利-强莱彻规则:允许从逮捕前的沉默中作出不利推断;格尔芬规则:禁止从被告人拒绝在法庭上作出证明得出不利推断;巴尔西斯规则:特权的同等效力限制。     

浅析不得自证其罪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是刑事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其具体的制度设计包括:被追诉人有权拒绝回答归罪性提问、不得采用强迫性讯问手段、强迫供述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禁止做出不利评价或推论以及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草案在原有的"严禁刑讯逼供"规定后,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其自己有罪"之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这一条的确立,充分体现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障,也是我国法律与国际接轨、更加注重以人为本的充分体现。本文就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去理解和运用这条新规定加以分析探讨。     

论刑事诉讼中反对被迫自证有罪的权利

反对被迫自证有罪权利是一定范围内刑事诉讼参加人拥有不得被强迫提供自陷于罪的证据的权利。美国通过宪法第５修正案，将其作为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予以保障。在现代刑事诉讼中，该项权利制度在世界各国具有广泛影响，诉讼效益最大化的契合集中于该项制度之中。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在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方面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但仍存在着一些与反对被迫自证有罪权利冲突的因素。解决这些冲突，在我国刑事诉讼过程中确立反对被迫自证有罪制度已显得十分必要     

特免权规则:美国的制度与实践——兼论特免权规则的普遍性与差异性及中国语境下特免权规则的确立

英美证据法上设立特免权规则的目的在于保障特定的国家政策和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观念。特免权规则不仅存在于英美法系国家,而且也存在于大陆法系国家。但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地确立任何特免权规则,因此,我们应当审慎地对待特免权规则的移植问题。对于那些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特免权规则,应当毫不犹豫地加以移植;对于尚无生活基础的特免权规则,暂时可不予考虑;对于相应制度具有类似功效且在实践中尚无显著问题的领域,也可以维持现状。     

试论亲属免证权及其制度构建——以新刑诉法的修改为视角

亲属免证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亲属关系的证人,基于其特定的亲属身份,依法享有的拒绝承担证明责任的权利,或者免除其作证义务的权利。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多对亲属免证权作出相关规定,我国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也对刑诉中亲属免证权进行了规定。亲属免证权的制度构建是国家进行多种利益权衡的必然选择,体现了国家对家庭关系维系之重视与刑法的谦抑制品格,彰显了法律的人性化。我国刑事诉讼法从1979年立法至今经过了1996年和2012年两次较大的修订,均未对亲属免证制度进行明确、规定,2012年修改后的刑诉法在明确规定证人强制出庭制度的同时,赋予了被追诉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不被强制出庭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了免证特权的色彩,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亲属免证特权。     

英国证人制度评介--兼谈我国民事证人制度之完善

证人提供的证言是民事诉讼证据的一种,对于法官裁判具有重要意义。对英、美等国家民事诉讼中的证人资格、证人权利和义务以及证言的提供程序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并针对中国目前民事证人制度方面的立法及司法实践现状,提出了完善中国证人制度的构想。     

特免权规则：美国的制度与实践——兼论特免权规则的普遍性与差异性及中国语境下特免权规则的确立

英美证据法上设立特免权规则的目的在于保障特定的国家政策和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观念。特免权规则不仅存在于英关法系国家，而且也存在于大陆法系国家。但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地确立任何特免权规则，因此，我们应当审慎地对待特免权规则的移植问题。对于那些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特免权规则，应当毫不犹豫地加以移植；对于尚无生活基础的特免权规则，暂时可不予考虑；对于相应制度具有类似功效且在实践中尚无显著问题的领域，也可以维持现状。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难问题研究

随着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证人出庭作证、接受质证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由于立法和司法上的原因,刑事案件证人出庭作证难也已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完善我国证人权利及其保障制度、完善立法、加强对公民的法制定位和教育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     

限制与扩张:我国证人资格制度之历史嬗变

除传统之“亲不为证”外,我国古代对证人资格殊少限制,只是到了唐代,才将证人自身之作证能力纳入到了证人适格的考察范围。近代以来,受认识深化和外来文化的影响,并基于政策性、可靠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等因素的考量,关于证人资格的规定变化很大,实现了从重在证人的适格性审查到证言的真实性审查、从单向容隐到同居相隐再到特权容隐、从道德义务到法律义务再到道德义务和法律权利的结合体等几个转变。     

我国诉讼中证人证言证明力探析

证人证言证明力是证人证言对案件起证明作用的关键,就我国诉讼理论和实际而言,由于证人作证意识较差、法律规定的漏洞或相对笼统、司法人员应有素质的欠缺等原因,致使证人证言的证明力较差。为保证案件质量,实现司法公正,提高证人证言证明力已成为我国司法实践中的重要课题。从理论上探讨了证人证言证明力的标准及其重要性;从取证、查证、认证的角度,全面分析了我国诉讼中证人证言证明力的现状;并提出了提高证人证言证明力的途径。     

论我国不宜引入英美法系专家证人制度

诉讼模式的改革使得产生于强职权模式下的传统司法鉴定体制与新庭审方式的矛盾日益突出,司法实践中也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我国司法鉴定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司法鉴定也亟需立法。近年来,有关引入英美法系专家证人制度的改革构想成为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中的热门话题．但在我国不宜引入专家证人制度。     

犯罪嫌疑人未成年亲属作证之保护——由“校长拒绝警察询问学生”切入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立法中，犯罪嫌疑人未成年亲属负有作证义务违背了社会的基本道德伦理，针对未成年人作证的保护机制存在疏漏。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一定范围内承认了亲属间的作证特免权，完善了法定代理人到场制度。考虑到证人人权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与社会和谐，今后立法上有必要进一步扩大亲属作证特免权的范围，借鉴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完善未成年人作证的保护。     

在民事诉讼中鉴定结论证明力之比较分析

在民事诉讼中,如何对结论冲突的司法鉴定进行证明力的比较,经常是法官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在赋予一个鉴定结论以优势证据的地位之前,法官既要进行鉴定结论外在证明力的比较,又要注重鉴定结论内在证明力的比较,更要强调鉴定结论证明力的综合比较。当外在证明力和内在证明力的指向发生矛盾时,内在证明力的指向应当起到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