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参与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之我见

腐败是一种全球性公害.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腐败犯罪呈现出复杂化、有组织化和国际化的特征,一国已无法单独处理和解决本国的腐败问题,需要借助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来对腐败进行全球治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对腐败的治理经历了从专注国内治理到积极参与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的历史性转变.     

村务监督委员会在“村官”腐败治理中的作用与职能优化

"村官"腐败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包括"村官"腐败问题的成因、特点、危害及治理对策等方面,其中,监督机制是治理"村官"腐败问题的重要对策之一。村务监督委员会在村级组织结构中具有重要地位,具有权力制衡、全面监督、全程监督、全民监督的优势,能够有效制约"村官"腐败行为的产生。发挥及优化村务监督委员会治理"村官"腐败功能的对策:一要保证监督机构的独立性,二要提高监督人员的专业性,三要加强监督工作的互动性,四要转变监督重点,五要加强自身建设。     

T市基层农村干部腐败问题研究

从近年来反腐实践上看,村干部腐败问题日益严重,贪腐手段日益多样化、涉案金额不断刷新、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因村干部腐败引发的上访、群体性事件日趋增多,严重影响基层稳定,成为我国农村基层治理中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对此提出建议:选好配强村"两委班子"、规范农村财务管理机制、完善对村干部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     

透析"差序格局"背景下的公共权力腐败

公共权力腐败是社会发展的"恶性肿瘤",害党、害国、害民,但又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公共权力腐败之发生,是由个人主观因素、制度因素、社会客观环境因素和诱因共同作用的恶果.本文试图站在客观的立场上,运用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透析当前我国社会关系结构与公共权力之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着力探求引发权力腐败的社会客观环境因素和诱因,并说明要从根本上解决权力腐败问题,必须从更深刻的社会结构层次出发,改革社会关系结构和权力结构,进一步消除权力腐败赖以发生、延续、蔓延的土壤,推进反腐败事业向纵深方向发展.     

社会组织参与第三方反腐评价与治理的整体性逻辑

第三方反腐评价与治理是在社会组织迅速发展,社会组织维权与法律意识日益增强,结合自身的独立性、专业性、民间性等特征快速成长为反腐倡廉领域的重要路径。第三方反腐集查证、评价、治理、教育等环节,全方位、多层次、跨领域对腐败问题进行全面治理。但是第三方反腐评价与治理在我国由于制度、法律和文化等深层次的体制环境影响,加之社会组织本身发展的程度,都难以保障社会组织真正独立地开展第三方评估。必须结合国内外第三方反腐评价经验,从概念、主体、可行性、必要性、构建内容和构建原则以及体制等方面全面系统地剖析。第三方反腐评价与治理机制的建立应注重体制与技术、局部与全体、特殊与普通、评价与治理等整体性分析框架,使构建的评价体系能够科学、公正、务实地反映腐败领域的瓶颈问题与脉络关系。     

论反腐败的经济学视野

腐败问题是内生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顽症之一。人们因缺乏对腐败的生成和作用机制的系统认识,而无法提出全面有效的应对措施。腐败形式多样、种类繁多,但在构成要素上是一致的,其生成机理主要可以归纳于人的趋利理性、公共领域的漏洞、并存的混合体制以及社会环境等因素的相互作用。以成本效益的视角看,成本收益的比较是反腐败的作用机制。基于腐败问题生成机理和作用机制的认识,从宏观和微观的不同层面提出了反腐败的战略及对策。     

"一主多元"协作模式的复合失灵、演变逻辑及其破解路径 ——基于T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处理项目的考察

"一主多元"协作模式在我国社会治理领域备受推崇,主要原因在于其有助于聚合各治理机制的优势,有效实现协同效应。然而,T市的实践却表明,"一主多元"的协作治理可能同时出现政府、市场和社会三重机制的复合失灵,表现为管委会角色发生异化、企业运作出现非市场化倒置、社会组织被边缘化。案例剖析结果显示,复合失灵的生成逻辑为:绩效压力、制度短缺与包揽式思维定式导致政府机制失当,垃圾回收市场供需结构性失衡和规制供给不足引致市场机制弱化,治理目标的长短期差异和工具理性的策略错位使得社会机制失灵。破解复合失灵困局需要调整优化绩效考核等内部管理机制,使政府在协作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创造有利于各种社会治理机制协同发挥作用的条件,如供给外部规制、促进市场发育,转变认知结构和行动策略,为社会组织提供制度化的参与平台。     

从成本收益理论看土地腐败问题

当前我国土地腐败问题出现涉案金额大、情节恶劣、屡禁不止的特点,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理论,可以得出我国当前土地腐败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犯罪收益非常高,而犯罪成本,尤其是土地腐败犯罪人被抓获的几率很低,符合经济学理论中的成本收益理论的结论。因此可以考虑从土地制度上入手,变化城市和农村土地的管理和出让制度,降低土地腐败的经济收益,增加土地腐败的犯罪成本,从而遏制我国的土地腐败问题。     

庇护式腐败的政治生态分析

由于社会的发展以及反腐败方式和手段的不断更新,当今社会的腐败问题也从简单变得更加复杂隐秘,形成了庇护式的腐败形式。庇护式腐败是政治生态恶化的对应形式,主要表现为腐败亚政治文化的形成发展、打干亲现象的流行、塌方式腐败的蔓延等。清除庇护式腐败的根源,重塑健康的政治生态,要开放政治生态环境,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度;要从严治党,形成有效的内部制约机制;要加强法治建设,彻底摧毁庇护链条。     

我国非传统腐败的社会组织治理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腐败现象日益呈现出间接性、隐蔽性等新特点,针对这种非传统腐败,社会组织参与治理已经在国际上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社会组织治理非传统腐败有其优越性,我们应借鉴韩国透明国际等国际组织的经验,充分认识我国社会组织治理非传统腐败的成效与不足,积极探讨改进方略。立足现实实践,要注重从政府与社会组织两方面构建社会组织的力量,并从社会组织成为国家权力的制约监督者、政府和市场接触的中介者、反非传统腐败宣传教育的重要实施者以及反非传统腐败国际交流的推动者这四个方面,营造社会组织参与治理非传统腐败的合力。     

论社会转型期中国行政发展的战略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了现代化全面启动的新时期,无论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还是体制、机制、观念——社会的层层面面都经历着一场深刻的革故转变,从相对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从同质的单一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变,从伦理型社会向法理型社会转变,这一转变过程在社会学上被称为社会转型。 从逻辑的角度讲,行政系统只是社会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因而社会的转型应包含着行政系统的转型变迁,这自不待言。事实上,从改革开放走过的实际历程看,中国行政系统随着改革开放的每一步深入都在发生着调适性变化,我们把这些变化仅仅从社会调控的角度做如下概括:(1)从单纯的政治式调控走向社会式调控。过去只局限于有限的政治事     

论系统性治理腐败方略的原则与内涵

伴随着新中国的反腐历程,我国的治理腐败方略经历了重大调整,目前呈现出构建系统性治理腐败方略的新趋势。建构系统性治理腐败方略,应系统综合并提升中国古代和西方的反腐经验,但必须破除对两者的迷信,珍惜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宝贵经验。要坚持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中国特色反腐机制,建构国家与社会双重治理腐败体系;要侧重从权力视角转向从权力与资本相结合的视角考察腐败的发生机理,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并且资本也不可任性;要将具体的腐败过程进行系统性透视,做到法纪与规矩相互配合、政策和法纪相互兼顾、改革方案与治理腐败方略相配套、技术层面和体制组织层面相互契合。同时,要加强国际反腐合作,在开放背景中注意维护国家安全。     

行政执法裁量腐败的治理路向转换

对行政执法裁量腐败进行传统治理的国家主义治理模式具有天然的动力不足。应该在分析相关原因的基础上,实现治理路向的全面转换。在总体思路上,由国家内部治理向外部转换;在治理路径上,从外在的制度挤压型向内在的公共伦理人格构建转变;在控权观念上,由国家权力控制向社会权力控制转变;在控权手段上,由硬法为主向软硬法结合模式转换。     

新时代下我国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路径探究

作为社会资本的一部分,我国的农村社会组织一直处于发展较为薄弱的阶段。进一步发展农村社会组织,乡村治理既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乡村治理能力的关键,更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为此,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本文着重分析了现阶段我国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并从减少行政干预、健全法律机制、提升专业能力三个方面给出了具体建议,从而进一步发展壮大农村社会组织。     

论基层政权的“嵌入式治理”——基于鲁中东村的实地调研

本文以鲁中东村为例,分析了乡村治理中国家权力的见缝插针、国家政策地方规约化以及地方对国家力量援引的运作规则与机制,将国家权力嵌入在村庄的社会结构、关系与规范之中,即基层政权的嵌入式治理。它既加强了国家在农村中的权力,同时也维持与强化了地方性结构与规范,实现国家与乡村社会、国家与农民的有效对接,最终实现国家政策的有效执行和地方秩序的稳定。随着国家能力与乡村社会性质发生双重的转变,当前基层政权的治理机制需要从消极的简约治理、单向度的制度建设中转入积极的嵌入式治理。尤其可以借国家政权从汲取型向输入型的转变契机,将农民对国家的认同进一步提升为国家的治理能力,最终实现基层社会的善治。     

单位化企业中的腐败问题及其治理

学术界一直关注并着力加以解释的是政府中官员的腐败问题 ,却忽视了企业行为中管理者的腐败问题。本文运用单位制社会转型理论和社会善治理论 ,对我国目前社会中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企业腐败问题的本质、特征及其成因 ,作了初步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并从制度创新视角出发 ,提出了治理单位化企业腐败问题的若干对策。     

西部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治理困境及变革路径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正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半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的快速转变期。从实践来看,基层政府存在治理观念陈旧落后、治理机制刚性僵化、府际组织协同困难等问题。官僚文化意识影响深远、学习型政府构建不力、公民社会发育不良是基层政府治理困境的主要成因。坚持以人为本、强化基层政府社会善治理念,建立多元互动协同治理网络,构建现代法治型基层政府,健全治理评价追责机制,加强行政伦理常态化教育,是西部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治理变革的实践要求和路径。     

基层微腐败的基本特征、生成机理与治理路径

基层微腐败具有腐败性质轻微性、腐败频率多发性、腐败形式内隐性、腐败容忍高度性、腐败影响深远性等特征。微腐败的生成是基层干部思想道德素质不过硬、体制机制不完善、腐败亚文化传统以及社会转型的大环境共同导致的结果。基层微腐败的治理事关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社会治理成效的满意度。加强基层微腐败治理,需要优化思想教育机制,突出基层微腐败的源头治理;强化权力监督约束机制,夯实基层微腐败治理的制度保障;构建政群信息互动机制,强化基层微腐败治理的民众参与;完善社会力量参与机制,提升基层微腐败治理的自治水平。     

村干部腐败新特征及民主治理路径

村干部虽然不是"官",但却是最贴近基层的治理力量,也是国家行政管理的神经末梢,其腐败问题不容小觑。较高的发展态势、涉"地"腐败占主体、个体腐败多样化与集体贪腐并存、"小官巨贪"式腐败不断显露、村庄"一把手"涉腐增多是村干部腐败的新特征。乡村治理结构失衡、基层民主相对滞后、有效的监督制约缺位、不良的乡村政治生态是产生村干部腐败的深层次因素。这些问题同"四个民主"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直接相关。因此,破解村干部腐败难题,重要之维就是从"四个民主"的角度寻求有效突破。即:要优化基层民主选举程序,筑牢预防村干部腐败的第一道防线;打造科学合理的民主决策系统,构筑预防村干部腐败的堡垒;修复基层民主管理漏洞,拓展预防村干部腐败的载体;建立上下并举的民主监督机制,加强对村干部权力使用的监督。     

人情视角下中国式腐败的特殊成因及其矫治

<正>以制度治理腐败问题,是世界各国的通行选择。然而,制度不是万能的,再完善的制度也存在被消解的可能性,是否执行制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执行制度,最终仍然取决于人。在中国式腐败的运行逻辑中,人情即是消解制度执行力的关键项。中国是一个人情大国,人情起源于人们的情感交流需求,但在角色差异、利益交织、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