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权力的双重治理：对人主体生命的隐性统治

在传统君王绝对统治权力之后,福柯提出的生命权力模式展开了两极运行机制:规训权力对人肉体惩戒规范的微观治理以及生命权力从整体人口调节的宏观治理。由此形成的生命权力运行机制与传统君王的外部统治从个体和整体两方面的规范治理进入人自身内部,表面是对人主体价值更好实现的防范调整,然而是一种隐藏在牧领式关心下的隐形统治,双重治理机制使得生命权力统治人的主体性深入到生活各处,从而使人毫无意识地丧失生命的主体性而无能为力。这种缺失人主体性的生命权力政治,需要在人的生存价值和"类本性"的寻求中得到恢复和重塑自我。     

宗教、权力与身体:福柯的宗教理论述评

本文对福柯的宗教权力分析框架进行了论述归纳和分析研究。秉承马克思的理论进路,福柯对宗教及宗教权力持批判态度;经由对宗教话语运行建构的解构,福柯揭示了宗教与权力之间被长期遮蔽的内在联系及宗教权力的潜在运作方式,认为宗教是一种个体化的权力技术和治理技术,宗教权力使被支配的个体进入了总体化的权力结构之中,这一分析框架最终导向了一种生命政治理论。     

社会纠纷解决中的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

福柯的权力场理论认为，权力是一种生产性的互动结构，权力致力于生产、培育和规范各种力量，权力及其主体是多元的。“维稳政治”的本质是“（国家）权力维稳”，是依靠国家强制力对社会纠纷当事人进行胁迫与压制，其结果是越维稳越不稳。“治理政治”要求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社会纠纷解决的权力机制必须多元化、多样化，社会权力应当成为社会纠纷解决的基础性权力。在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是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不是命令与服从、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阿甘本生命政治学中的权利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将生命问题与主权相关联，在权力与生命的互动关系中阐发了自己的权利思想。阿甘本权利思想缘起于对20世纪纳粹反犹与美国霸权的思考，以及对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回应。他将施米特“例外状态”理论改造为一种纳入性排除的例外结构，指出资产阶级权利话语建立在纳入性排除的逻辑之上，这一逻辑导致了主权者对生命的征用和所有权的异化。阿甘本的权利思想与马克思的权利思想都揭示了资产阶级权利话语的虚假性，但阿甘本的权利思想偏激且缺乏实践基础，其真正的理论价值在于确证了主权对于守护人民权利的重要性。     

以“生命政治”之名：在数字时代重思福柯的治理术

治理术是理解福柯治理思想的重要切面,通过对不同时代治理术的剖析,可以找到福柯有关生命政治思想的诞生源头。治理术可以被划分为16世纪之前的治理权术、16至19世纪的治理技艺、20世纪以来的治理算术,它们分别由统治权力、规训权力和摆置权力创制,旨在实现的治理则分别为“对人口的治理”“对国家的治理”以及“对想象力的治理”。其中,治理算术作为数字时代治理术的被异化形式,以一种隐蔽但强力的方式操纵社会,并由此产生了许多自身难以化解的风险。数字时代的治理应当重新回到“人的解放”这个核心议题,将实现“生命平等”和提高“生命质量”作为建构一种新治理术的核心主张。这种新治理术的实质是一种政治哲学,而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则为建构这种政治哲学提供了相当充分的思想资源。     

Heterotopia:“差异地点”还是“异托邦”?——兼论福柯的空间权力思想

现代性的多元多样追求使人们日益关注空间的差异问题,然而,这种空间的差异对于这一使命来说是福音,意味着自由和解放,还是相反?通过福柯Heterotopia范畴的解析,可以向人们展现Heterotopia作为差异空间的否定辩证法:作为"差异地点",差异空间提供了现代社会无所不在的微观操纵机制,是空间化了的微观权力;同时,作为"异托邦",差异空间又为超越微观权力和宏观权力的操控提供了可能,差异空间与权力的复杂关联突显了空间研究对于哲学理论和现代性研究的意义。     

生命政治:亚里士多德人论的新问题

"人是政治动物"是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的定义的重要命题。他借此说明在奴隶社会民主制社会背景中,人的政治身份的首要性,并以此说明人的等差。即政治生命与自然生命的差序。在亚氏所处时代,这种人的等差,是以善治为目的的政治技艺的基础。但是在这个命题延续到二十世纪历史情境中出现了新的命意,尤其两次世界大战,大屠杀等事件说明在人类状况处于极端条件下,政治生命与自然生命之间的对立开始凸显,与暴力相关联的"生命政治"成为人学的重要问题,并意味着亚氏命题的一种问题化转向。因此如何在当代历史情境中重估亚氏命题成为了一个重要课题。     

透过"权力的眼睛"的理性批判思想

福柯透过"权力的眼睛"揭示了现代社会的权力的普遍性,并断言现代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圆形监狱".通过分析理性霸权地位的发生历史及知识--权力的联系,他批判了理性对他者甚至主体本身的压制,并试图提出一条通过话语政治和生物政治来瓦解、抵抗理性霸权的道路.在主张人的自由和解放问题上,他和马克思有相通之处,但在具体实现道路上,二者又迥然不同.他对马克思的一些批评有不公正的地方.     

福柯生命政治思想的认识论反思

福柯的生命政治学是一种诞生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生命治理技术，他在生命政治批判范式建构过程中采用了一种思想史的考察方式，以谱系学为方法对权力作用于生命的机制进行分析，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生命政治批判路径。一方面，这一路径承袭了法国认识论传统中的“断裂”与“非连续性”逻辑，呈现出一种强烈的批判认识论色彩；另一方面，这一路径基于知识、权力与谱系的分析确立了微观权力批判的范式。但它并未真正在差异化或者断裂性的总体性中找到一条主体的解放之路，因此有必要对这一批判范式展开认识论反思，而这一反思必然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只有在后者的批判逻辑中，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性批判才能展开。     

阿甘本对西方法治与民主神话的批判及其限度

西方思想界对于法治和民主已经基本形成了一种近乎神话的理解。阿甘本运用例外状态和赤裸生命这两个核心概念,对西方的法治和民主神话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时期,阿甘本能够深刻地展开对西方法治和民主神话的批判是难能可贵的。由于阿甘本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方法,因此阿甘本的批判也存在其局限性,具有一定程度的浪漫色彩。     

洛克对政治权力内涵的分析

洛克在《政府论两篇》中分析了政治权力的内涵。他的学说对英美自由主义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如此,学界却一直忽视了洛克的政治权力理论,仅仅强调了他的权利理论。本文试图弥补这一缺陷。洛克分析政治权力的起点是享有财产权和自由的个体,这些个体构成了一个前政治的自由秩序。以此为基础,洛克通过社会契约解释了政治权力的生成逻辑,并在这一论证过程中赋予政治权力以特定的道德属性。他阐释政治权力内涵的另一个特点是他赋予了政治权力以一种特殊的存在形态,即"立法权力"。洛克阐述的这一政治权力有效地在理论上对抗了当时的父权理论和绝对主权理论,为他设计一个宪政国家奠定了基础。     

权力实现方式的演变——福柯《规训与惩罚》探析

福柯《规训与惩罚》一书,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微观权力技术在现代西方社会中强大的规训作用。本文重点通过对全景敞视模式这个福柯创造的新术语的分析,突出了它在现代西方社会权力运行机制中这个关键的环节。而通过对它的分析,从而揭示出人的危机这个《规训与惩罚》一书的主旨,这也为我国建构和谐社会中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了反面的借鉴意义。     

非政治介入的政治哲学式微——兼论马克思政治哲学特质

一切时代都是政治时代,一切哲学都蕴含政治。我们的时代是文化繁荣与危险并进的时代,也是哲学形式政治化与内核虚无化的反错时代。对权力的依附,智者沦于上贵的使者,道德论的虚设,映现出政治伦理学的乏力。避开资本与权力批判的政治哲学亦是死亡哲学,有效"介入"现实政治进程才是政治哲学的生命。历史唯物主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的政治介入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政治型构与批判范式。     

安济:权力有序性部署的一个谱系学研究——阿甘本的政治哲学话语之三

阿甘本认为,西方社会治理的本质是一种空心的权力机器,看不见王座上的主权者,它意味着权力的不在场,但这空无却又是最牢固的权力控制的象征。他通过探寻西方神学构境中的看不见的安济之手,指认安济有序即是上帝的看不见的手的无形力量,而斯密在经济学中引入的偶然博弈观的重新构境的谱系,正是神恩中的安济说在资产阶级经济世界中的重新构境。资产阶级世界的统治本质,正是没有统治者的统治。现代资产阶级生命政治的核心不再是有面容的主人,而是不可见的治理;不是形式上的法律,而是部署在生活细节中的治安。     

民主之路?——中国村民选举评析

中国农村的选举程序在过去20年间已经有了显著的改进,此间举行了大量自由和公平的选举。但"权力行使"的变化没有跟上"权力获取"的变化。在一些乡村,民主的质量仍然不高,村民委员会仍处于一个很少变动的社会政治环境之中。     

文化资本与符号暴力——论布迪厄的知识社会学

布迪厄的知识社会学通过分析各种符号的政治功能,论述了符号暴力这一新的社会统治形式。符号位于社会结构与心智结构之间,把既定的社会结构内化为个人的心智结构,同时形成个人新的心智结构,实现对社会结构的重建。符号的政治功能即重建或再生产社会结构。从一种变动的视角看,社会由各种相互竞争的"场域"构成,而个人的心智结构则呈现为更具有形成性的"惯习"。符号的政治社会功能实现于场域与惯习相互塑造的过程。承担着政治功能的符号是一种权力,也因此成为一种资本。这种资本通过对符号的等级划分,在社会中建立起不平等的秩序,并能够转换为其他资本来获取自身利益。这种可以作为文化资本的符号暴力,其特点在于被支配者的自愿接受和配合。因此,它的作用恰恰在于掩饰统治本身的暴力性质。     

马克思与福柯的权力思想比较

马克思权力理论被福柯定义为经济还原理论,福柯力图从微观世界对传统宏观通知理论进行解构和颠覆,将权力理论置于国家统治权理论基础之上。这一微观权力学的提出注重对国家权力内容以外的现代权力运行机制和微观权力的具体形式展开探讨,甚至从微观规劝权力方面引申出生存美学的内涵,这对于权力理论研究而言有着重要的推动意义。然而,相较于马克思权力思想而言,福柯的微观权力论却也存在一些局限和弊端,它对于当代世界的启示仍需不断得到完善。二者权力思想比较体现出不同权力理论在当代社会的碰撞与融合。     

构建政府行为约束机制

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鸠首次提出了权力制衡理论。他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因此,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否则“公民生命、自由必然要成为牺牲品。”①政府作为最大的社会公共权力中心,同样需要对其进行权力制衡。否则,政府权力的自我扩张的内在冲动必将导致政府权力的泛化和异化。而且,这种权力的泛化和异化是以牺牲社会、公民以及其它合法利益集团的合法利益为代价的,这样,也就必将使社会公民以及其它利益集团的利益的丧失,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心态、情绪变态和扭曲。同时,寻租活动、腐败行为里应外合,社会问题应运而生。政府失去权威、政府官员蜕化、社会处于无序化状态,甚至“国将不国”。因此,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要建立政府行为的约束机制,以适应约束政府公共权力泛化和异化之需要。同时,现代政府公共权力的多元性决定了要建立多元的约束机制。笔者认为,主要包括财政约束、政治约束、法律约束、社会约束、市场约束和金融约束。     

技术、空间和权力——米歇尔·福柯的技术政治哲学

福柯作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政治哲学家之一,在其权力-知识概念内自然不会放过对技术这一重要的现代性现象进行哲学的思考,并从微观政治学视角把技术看作是人操控自身的“自我技术”。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从全景敞视主义出发就工厂、医院、学校等空间单元讨论了技术与权力的特定关系,其政治批判直接指向的是任何情景化的技术都是对人体的权力控制并由此造就了作为技术权力效应的“肉体-机器”这一“敌托邦”。沿此政治批判线索,其追随者和其他学者更是把全景敞视主义方法拓展到了对实验室、工业区域、互联网络和基因技术等的政治哲学分析,从“生物-权力”视角提出诸如“半机械人”、“半生物人”等概念,由此显现新兴技术对人体产生的权力控制效应。为了激发对这种技术控制的有效对抗,福柯试图复兴一种具有“生存美学”特征的地方性知识或技术,以摆脱占据统治地位的技术权力控制。     

场域与惯习视角下的权力腐败发生逻辑——基于广东省8个腐败个案的实证研究

日常生活中的"惯习"有正负之分,前者对于腐败有抑制作用,后者对于腐败具有诱因性。社会转型期,权力在社会空间中处于中心位置,场域中的体制表现为显性与隐性,腐败的产生来源于隐性体制与负面惯习的共同作用。从根本上治理腐败,一方面要从隐性体制转向显性体制,通过将显性体制落到实处形成对权力的制约;另一方面从负面惯习转向正面惯习,通过重构健康的社会关系抑制腐败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