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性腐败的形成机制与治理路径

系统性腐败包含了许多隐藏的社会关系,它比一般的腐败更具复杂性。同时,系统性腐败还具有较大的危害性,它不仅阻碍经济健康发展,削弱政权合法性,还催生极端主义。采用阈值理论阐释系统性腐败的形成机制,发现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集权制机构更容易形成系统性腐败。因此,除了在增强公民反腐意识、推进国家机构改革、消除裙带关系、建立横向问责制、提高奖惩力度之外,最关键的一点是国家要培养和任用一批廉洁奉公的官员,并帮助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持续反腐的坚强意志,同时让他们必须管好自己,带好队伍,提高组织的自我净化能力,以自我革命的方式推进反腐败斗争,提高国家治理能力。     

家族式腐败的表现形式、生成逻辑与治理方略

随着我国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家族式腐败问题的严重性日益凸显,成为一种亟待祛除的顽疾。作为一种特殊的腐败现象,家族式腐败在政治、经济、思想上的危害更为严重,主要表现为:破坏正常的官场政治生态,切断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导致党风政风被破坏;违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严重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造成经济失调;偏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败坏社会风尚,造成国民心态的失衡。治理家族式腐败必须针对其生成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加强思想道德教育,使公职人员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健全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令公共权力的运行透明公正;完善党内法规制度,将家族特权关进制度的笼子;培育廉洁健康家风,让领导干部"一家两制"的现象消失。     

期权腐败治理论

随着我国反腐力度与日俱增,一些手执权柄的领导干部绞尽脑汁不断创新腐败的新形式,期权腐败就是其中的一种.它犹如人体内的恶性毒瘤,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给我国当前的反腐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鉴此,对期权腐败行为进行理性分析,挖掘其生成原因,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预防和减少期权腐败现象的发生,正是本文的旨意所在.     

腐败心理与腐败治理

腐败行为的背后是腐败心理的逐渐形成.官员腐败心理形成的主观因素,主要是政治认知的变化,即世界观和价值观已经开始扭曲;而客观环境,则应注意社会民众对于腐败的麻木、冷漠甚至羡慕对腐败心理形成的外围支持作用.腐败心理如任其蔓延,极有可能形成腐败文化.铲除腐败心理是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一个重要措施,也是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论村级民主监督与村官腐败治理

在依法治国、从严治党和发展基层民主的大背景下,遏制村官腐败,是党和政府巩固农村基层政权、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当务之急。村官腐败泛滥凸显村级民主监督乏力,而其主要原因在于当前农村的纵向性权力运行模式。因此遏制村官腐败的关键是变纵向性的权力运行模式为稳定的三角形权力结构,改变农村各权力之间缺乏制约的现状,实现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相互分离、制约与平衡,使农村公共权力的运行达到"权力均衡、相互协调、监督有力"的目的。     

论民主党派的政党认同及其治理方略

政党认同正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并成为了研究公众政治行为的核心理论。就我国的民主党派而言,其政党性质决定了党派认同归属于政党认同。目前,民主党派的政党认同现状不容乐观,并一定程度的产生了认同误区和认同障碍。价值偏见、制度缺陷和功能式微是导致民主党派认同障碍的主要缘由。要克服这些认同障碍,增强民主党派的政党认同度,必须加强政治意识的教育培训、加强功能发挥的制度建设以及民主党派的组织建设。     

论邓小平新时期治理腐败思想特色

在总结我党历吏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着眼社会发展变化的基点上，邓小平形成了具有时代和个体思维特色的、具有创新意义的新时期治腐思想。其主要点体现在新时期反腐败的指导思想、治腐的基本方法、最终消除消极腐败现象的基础和基本途径等方面。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是指导新时期反腐败斗争的科学思想武器。     

医疗腐败的成因与治理

医疗卫生系统的腐败是社会各界最关注的一种腐败。它的产生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还有人们的心理活动、价值取向、文化观念等因素。治理医疗腐败要采取综合治理,从加强对医院领导干部和重要岗位人员的职业道德、反腐倡廉教育入手,以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奖励和惩罚制度、考核制度及药品招标采购的相关制度为重点,发挥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的作用,建立医院反腐倡廉的监督体系。以落实领导干部述职述廉、院务公开、＂三重一大＂制度为抓手,从长远考虑,从解决具体问题做起,逐步构建医疗腐败的惩防体系。     

论电子治理的内涵、价值与绩效实现

电子治理是借助信息通信技术建构运转有序、信息通畅、各行为主体及社会资源相互影响并共同促进而形成支持科学决策的多层次治理形态。其特征是:远见卓识的治理理念,多元协作的治理主体,整体快捷的治理方式,网络开放的治理结构,动态演进的治理过程,多层融合的治理形态。电子治理战略实施的价值目标在于,充分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变革影响政府和社会,实现"政府再造"、"政府治理模式变革"以及"社会进步发展"、"公众参与","政府与社会关系改善",最终改善"政府与社会关系",达成"善治"目标。电子治理对于政府作用影响的内在关联目标为"增进政务透明、强化政府责任、增强政府回应、提升政府效能";电子治理对于社会作用影响的内在关联目标为"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进步、改进公民参与、保障公民权利"。其绩效参考模型体现了信息技术手段对于政府以及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基层微腐败治理中的纪法衔接

对基层微腐败进行治理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要求和重要方面。基层微腐败是“微腐败”与“基层腐败”两个概念的交集,其突出特点是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基层的公职人员很多具有党员身份,其“微腐败”行为违反党的纪律要受到党纪处分,违反国家法律应受到政务处分,因此如何实现纪法衔接是研究基层微腐败治理的一个新视角。通过对相关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文本分析,可以总结出党纪处分与政务处分在逻辑上的适用关系,但是通过对相关案例的考察发现,在实践操作中党纪处分与政务处分衔接的标准处于一种不够清晰明确的状态。为进一步提升纪法衔接的效果,应该从规范制定、规范适用以及规范遵守三个方面进行改进,以发挥对基层微腐败治理的规范合力。     

治理腐败之管见

腐败现象是一种社会病毒，如同自然界的病毒污染一样，是不可能一下于消灭和杜绝的。腐败现象是社会综合症，消除腐败现象需要综合治理，要从根本上消除产生腐败现象的土壤和条件，是一项艰苦复杂的长期任务。当前，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倡廉肃贪和反腐败斗争，首先要从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做起。我们党是执政党，各级领导机关中党员占有很大的比例，绝大部分领导职务是由党员担任的。他们肩负着动员、组织、领导广大群众进行改革和建设的重任，代表党和国家行使一定的权力。各级领导机关的作风如何，领导干部的表现怎样，关系着党…     

印度的腐败及其治理

印度拥有问责制政府、独立司法和独立媒体,却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究其原因,一是高额的竞选支出滋生政治腐败,二是政府职能错位导致腐败蔓延,三是社会碎片化加剧腐败,四是"危险的稳定均衡"使腐败难以根治。为了治愈这一痼疾,印度政府和社会努力从制度设计入手,创立《预防腐败法案》和《信息权利法案》,同时依靠各类反腐力量,推动公共机构、独立媒体、民间反腐的兴起。印度的这些做法对我国治理腐败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孟德斯鸠的腐败治理观

孟德斯鸠的腐败观包括两个层面:政体腐败和权力腐败。政体腐败是指政体原则腐败,权力腐败是指权力滥用和权力膨胀。对于这两种不同层面的腐败,他提出了治理腐败的两条不同进路:道德进路和制度进路。道德进路在于维持温厚良善的社会习俗,制度进路在于确立分权制衡的政治原则。孟德斯鸠注重从道德和制度两条进路治理腐败的思考对于当代具有重要的价值启示。只有将道德和制度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培养人们的内在信念,另一方面规范人们的外在行为,才能真正实现"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     

论民法基本原则的内涵及社会价值

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民事立法、民事司法、民事执法、民事守法和民事活动的总的指导思想和根本法律准则。民法的基本原则虽然不直接涉及当事人的具体权利义务,但其效力贯穿于整个民法制度和规范之中。民法基本原则的确立对完善我国民事立法及民法的实施、解释、监督以及对当前美丽中国的建设都有重要的意义。     

新加坡治理腐败的政治与文化基础

多年来,新加坡廉政建设成效显著。从直接原因上讲,这取决于新加坡政府廉政建设的得力措施,包括法律严明、执法严厉;高福利、高要求;有效监督与预防机制;领导层以身作则等等。从间接原因上讲,这取决于新加坡治理腐败的独特政治文化,即现代政治价值观和强有力的政府权威以及西方现代政治文化和英国文官制度的影响,还有精英主义等级观念的存在和领导人文化观的影响。这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治理腐败的关键点应该不仅仅只是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政策措施,而同时必须努力培育和建设有利于防腐、反腐的政治文化,这样才能治标又治本,有效制止腐败的蔓延。     

论《监察法》的宪法定位与腐败治理体系的发展

2018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正式确立监察委员会的宪法地位,使其于宪有源、于宪有据,优化了中国特色监察法制体系,推动了腐败治理体系的全面、纵深发展。作为反腐败工作中的基本法,《监察法》应当结合《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进一步推进"打虎""拍蝇""猎狐"等的规范化、法治化,促进腐败案件监察与人权保障要求的平衡,实现依法治理腐败犯罪与腐败预防的结合,实现国际追逃追赃与国内腐败治理的双赢。     

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治理方略研究

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做好民族工作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充分说明了少数民族干部在党和国家的全局工作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民族地区治理的主体是少数民族干部,民族地区的发展离不开少数族干部。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但是,少数民族干部队伍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现代化治理视阈下研究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实现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有效治理正是本文立意所在。     

腐败治理中政策压力的传导效力问题论析

<正>高压反腐的政策压力在由上至下的层级传导过程中,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呈现出效力衰减倾向,成为当前中国腐败治理的现实难题。对反腐目标的认知偏差、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涟漪效应"、基于规避连带责任追究的"共谋现象"、腐     

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的系统性原则

系统论是现代的科学方法论。从系统的角度看待农村产业结构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农村的发展,更好地利用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发展的劳动节约原则,尽快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当前,利用系统论思想调整农村的产业结构至少应当遵循以下七个方面的决策性原则。一、市场需求原则。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告诉我们需求与生产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村产业系统的发展当然也必须有利这个矛盾的解决和发展。但是在这里,需求首先是以信息的形式,从外部作用于农村产业系统的。在过去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