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危机背景下的欧盟外部边境管控问题

欧洲难民危机冲破了欧洲共有的外部边境,给欧洲带来了新的挑战。加强统一的边境管理是缓解当前欧洲难民危机的关键步骤。欧盟和各成员国需要通力合作,完善相关边境管理机构的职能,改善与难民中转国的关系,配合申根区内部边境管控形成内外联动的一体化边境管理,保障欧洲内部边境的开放和外部边境的安全,降低欧洲进一步撕裂的风险。     

欧洲一体化研究欧洲一体化中的新公共管理改革——以欧盟司法与内务领域的超国家政署化为例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后,欧盟在主要机构之外建立了近40个欧盟行政公署,这一政治现象被称为"欧盟政署化"。欧盟公署的建立旨在于联盟层面完成特定任务,包括监督成员国在某一领域履行条约义务,促进成员国之间信息交换,对欧盟立法提供专业技术支持等。在司法与内务领域,欧盟建立了边境署、欧盟警署和欧盟庇护局等九个欧盟公署,这些欧盟公署在情报收集、风险分析、提高成员国行政执法能力和促进跨层级行政合作等领域承担了重要任务。在应对难民危机中,欧盟公署与其他联盟机构和成员国行政机构的合作表明,欧盟公署已经成为欧盟综合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它既是成员国在司法、边界管理、移民和难民等领域长期合作的产物,也是下一阶段欧盟提升行政治理能力和一体化水平的重要助力。随着欧盟公署行政职权和自由裁量权的逐渐扩大,欧盟得以加强对成员国的监督能力,提升联盟整体的行政司法合作水平。     

德国难民政策的历史与现状

从2008年开始,向德国寻求庇护的难民人数持续上涨,德国目前已经成为了欧盟国家中申请避难者最重要的目标国之一,难民和难民政策再次成为全社会的热点话题。追溯德国难民政策的历史发展,整体呈现出收紧的趋势,一方面避难申请的审核程序越来越严格,对难民的甄别和权利的区分越来越细致;另一方面德国政府将本国的难民政策置于欧盟共同难民政策的框架之下,与欧盟其他成员国进行合作,共同应对难民问题。尽管德国难民政策在不断完善,但庞大的避难申请人数使德国政府依然面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挑战。     

德国难民政策的历史与现状北大核心CSSCISSCI

从2008年开始,向德国寻求庇护的难民人数持续上涨,德国目前已经成为了欧盟国家中申请避难者最重要的目标国之一,难民和难民政策再次成为全社会的热点话题。追溯德国难民政策的历史发展,整体呈现出收紧的趋势,一方面避难申请的审核程序越来越严格,对难民的甄别和权利的区分越来越细致;另一方面德国政府将本国的难民政策置于欧盟共同难民政策的框架之下,与欧盟其他成员国进行合作,共同应对难民问题。尽管德国难民政策在不断完善,但庞大的避难申请人数使德国政府依然面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挑战。     

乌克兰难民危机与欧盟难民庇护政策的范式转变

俄乌冲突导致数百万乌克兰难民涌入欧盟,极大地考验着欧盟以《都柏林公约》为核心的难民庇护政策。欧盟处理乌克兰难民危机的方式与叙利亚难民危机迥然不同,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与一致,呈现出范式的转变。安全导向取代经济导向是促使欧盟难民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动因。为此欧盟不惜通过激活《临时保护指令》、筹措资金、协调职能部门行动来救助难民。救助难民成为欧盟坚定支持乌克兰和同俄罗斯开展暗战的主要举措。欧盟处理乌克兰难民危机的方式为全球难民治理提供了可供效仿的模式,其过程管理经验及对安全和发展议题的关注将在未来难民问题的治理上继续发挥作用。欧盟的难民庇护政策转型或“范式转变”是欧盟团结应对难民危机的先例,但并非欧盟难民庇护的新常态,极有可能是难以复制的孤例。     

欧盟应对难民危机的决策机理分析

难民危机是欧盟当前面临的内外多重危机的重要一环,使欧盟内部矛盾丛生,也令决策层久议难决。难民危机沿着"酝酿与发展""集中爆发"和"相对缓解"三个阶段逐次向前推进,欧盟难民政策的决策进程与此相关联,其节奏、速度、认知与内容也逐渐变化。这一政策包含一系列总体架构和具体项目,可分为超国家和地区间、国家间、国家与次国家、交叉综合这四个层面,形成庞大而复合的体系。欧盟作为"超国家"实体和"国家间"组织的双重特性,使其关于难民危机的形势认知较为迟钝,相关决策缓慢而低效,其政策不仅难获认同,还造成了各成员国间的"东西矛盾"和"南北对立"。对这一政策的决策机理分析,有助于加深对欧盟决策体系的结构特征与运作规律的认识。     

欧盟实践“均衡与稳定”基本价值观——以地区发展政策为例

欧盟本身可看作是一种制度安排,是成员国为了获取共同利益而形成的一种组织结构,而一体化是其采用的主要形式。欧盟在三十多年的发展中以均衡与稳定理念为指导,发展了地区政策,在承认欧盟内部利益多元化的前提下,凝聚成员国的力量走向既定目标。《里斯本条约》的生效,为欧盟大家庭下各成员国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建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带来了新的发展动力,为继续推动均衡与稳定基本价值观指导下的地区发展政策提供了新的发展环境。     

试析欧盟共同防务政策在非洲地区的实践经验

伴随全球地缘竞合博弈加剧，欧盟安全焦虑逐渐增多，欧盟地缘安全困境不断加深。长期以来，非洲地区持续不靖，欧盟通过共同防务政策框架下的域外合作，强化对非洲安全和防务领域的持续投入。近年来，欧盟推动对非洲安全和防务政策的战略转型，欧非安全合作机制亦呈现新的特点。在欧盟“综合路径”的推动下，对非合作由强调人道主义救援、促进发展等传统价值理念转为重视维护欧盟自身安全和经济利益，并逐步形成战略利益与理念价值并重的政策趋向。但囿于欧盟机构调动资源能力有限、成员国利益与偏好差异较大、非洲国家负面认知加剧等挑战，成员国间合作的主要形式往往阻碍了欧盟形成合力。随着欧盟共同防务政策以及欧非关系的动态演化，特别是乌克兰危机以来，欧盟对外安全和防务政策的重心发生偏移，欧盟更为重视强调传统安全要素，对非洲的资源投入或将相应减少，未来欧非合作前景产生较多不确定性。作为非洲的重要伙伴，中国亦将安全合作视为中非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欧盟共同防务政策在非洲地区的实践经验为未来中非安全合作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欧洲边缘的抉择——试析意大利、希腊民粹政府的对外政策

欧盟内部长期存在"中心—边缘"结构,位于(半)边缘的意大利和希腊在民粹主义冲击下,面临融入或背离欧盟主流的抉择。近年来,两国在经济、政治、社会三个维度的边缘化加剧,刺激了国内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民粹政党的主张背离欧盟主流,在执政后要求调整对外关系。本文分析了意大利和希腊民粹主义政党执政时期的对外政策,发现两国均要求在欧元区经济政策和共同安全与外交政策、难民政策上与欧盟重新协商。在双边关系上,两国与德国、法国也出现摩擦,试图联合其他成员国制衡法德轴心。同时,意大利和希腊顶住欧盟压力加强了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民粹主义政党本身的偏好是上述对外政策调整的主要动因,但相应政策的执行和实际效果仍受到国内政治和国际体系的制约。     

欧盟需调整对俄战略思路

<正>走出欧债危机泥沼的欧盟并未得到喘气的机会。一方面,欧债危机最严重的阶段已经过去,但经济低迷不振将可能成为新常态。另一方面,随着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及其引发的欧俄对立,以及中东"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兴起,欧盟安全环境趋于严峻复杂。本文将主要讨论欧俄交恶对欧盟及其成员国提出了何种挑战,以及欧盟应如何进行回应。欧盟对乌克兰危机的担忧集中于安全方面。尽管28个成员国的感受不尽相同,但在如下几个问题上看法一致:一是"俄吞并克里米亚"、"重划欧洲版图",损害了二     

欧盟前途问题大辩论

从费舍尔柏林演讲到施罗德提出激进的改革提案 ,欧盟领导人就欧盟发展进程和方向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和针锋相对的辩论 ,中心内容围绕着欧盟机构设置的结构框架、共同体与成员国之间的职权划分、是否立宪、欧盟总体目标以及民主建设等多个方面。这场辩论在暴露出成员国观点分歧的同时 ,有助于及时确定欧盟发展方向、目标以及理顺共同体与成员国之间的关系 ,更好地巩固欧盟这一多级体系下的超国家机构。     

欧洲难民危机政治影响的双重分析

史无前例的欧洲难民危机对欧洲国家和欧盟的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科隆集体性侵案发生以后,欧洲难民危机的政治影响更加显著。在欧洲民族国家的层面上,难民问题导致选民基础发生急剧变化,选民分裂与对抗加剧、反伊斯兰化的团体势力正在壮大、反移民的极右翼政党迅速崛起,慷慨接纳难民的欢迎文化备受质疑,接纳难民的政治决策正在发生逆转。在欧盟的层面,欧洲难民危机进一步加剧了欧洲联盟政治根基的脆弱性,让欧盟基本的价值理念如自由、平等、民主、人权以及国际条约的约束力遭受重大冲击,疑欧主义政党迅速崛起,某些国家的脱欧倾向明显,欧盟面临着解体的巨大风险。     

欧债危机中的“德国角色”辨析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推动并放大了德国在欧盟的地位和作用。欧盟成员国出于不同的政策理念和利益诉求,对德国在危机中的表现持不同期待和评价,反映出巨大的认知差距。其中,"专制领导"、"犹豫领导"以及"法德主导"是三种典型认知。上述多重认知是欧盟制度缺陷、法德行为方式以及成员国利益分歧等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欧盟建设当前处于关键节点,德国如何应对上述认知,进行政策选择,对于欧盟建设至关重要。     

欧盟扩大中的“歧视性差异化”——以东扩中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过渡性限制为例

欧盟的扩大进程产生了"歧视性差异化"现象,即在特定政策领域进行过渡性安排,对新成员国应享受的权利施加一定的限制。在东扩中,欧盟内部以及新老成员国之间围绕劳动力自由流动问题分歧不断。为了顺利完成扩大,欧盟对新成员国的劳动力自由流动设定了过渡性限制,形成"歧视性差异化"。扩大进程中产生的利益分配冲突是歧视性差异化产生的根源。在欧盟的具体政策领域,扩大对成员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从而引发利益分配冲突,导致成员国成为相对的"受益者"或"受损者"。为此,欧盟借助过渡性安排来限制新成员国的特定权利,以对扩大中的相对利益受损国进行补偿。过渡性限制是解决扩大中分歧的工具之一,但对欧盟也具有负面影响,不仅导致"歧视性成员国身份"的出现,而且进一步强化了欧盟的"差异性一体化"特征。     

论欧盟区域政策与成员国区域政策的协调

在欧盟内部的多级治理体系中，并存着两个层次的区域政策：欧盟区域政策和成员国区域政策。虽然它们干预的范围和对象不同，但二者是密不可分的。从共同体整体利益出发，通过协调欧盟区域政策和成员国区域政策进而有效地发挥其作用，是欧盟的重要任务。然而由于欧盟和成员国在区域政策权限方面一直没有明确的划分，导致二者之间的摩擦和矛盾，欧盟区域政策和措施常常受到来自部分成员国的阻力，这是欧盟区域政策和成员国区域政策协调的核心与特殊困难。欧盟协调共同区域政策和成员国区域政策的途径主要是要求成员国提交详细的地区发展规划和采取措施控制成员国的国家区域援助。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欧盟区域政策和成员国区域政策协调效应的发挥还需要欧盟和成员国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和配合。     

法律视野下的欧盟团结原则——兼论欧盟及成员国防疫纾困措施的合法性

深植于欧洲政治法律传统并经多次更新内涵的团结原则促成了欧洲向民族国家时代的转型和共同体重构,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基督教民主主义者共同将此概念发展为民族国家的基本价值。《罗马条约》以来,团结原则被纳入欧盟法,既包括总则原则性规定,也包括各领域中的具体条款。欧洲法院将团结原则在不同领域中的规范分别解释为消极或积极的法律义务,并提出了司法审查的尺度。以欧盟为共同体范围的团结和以成员国为共同体范围的团结成为法律争议背后的两大竞争性立法根据。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德国医疗物资出口限制令和欧盟纾困措施争议,事实上也隐含着二者的博弈。经由欧洲法院的司法裁判,欧洲共同体的团结逐渐超越成员国的团结,推动着欧洲国家的融合与国民身份的重构。     

科索沃危机与欧盟的危机处理

科索沃危机是继《阿姆斯特丹条约》明确欧盟的危机处理任务后,欧盟经历的第一场重大危机,也是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发展的重要契机。在科索沃危机中欧盟各成员国的共识得到空前提高,欧盟危机处理机制也出现重大突破。通过对欧盟在科索沃危机处理中应对手段、效果和缺陷的分析,可以看出,未来欧盟危机处理的发展将取决于欧盟在以下三方面的进展:成员国合作的深化、欧盟危机处理机制的完善和充分的军事保障。     

欧盟的非正式治理模式刍议——以欧盟难民政策的发展为例

不同于对欧盟的主流认识。欧盟各个政策领域中背离正式规则的政治实践无处不在。就欧盟非正式治理的发生机制而言。特定政治风险与正式规则的组合会形成非正式治理的变革窗口,而特定的认知框架则会促进或限制非正式治理的发生。本文主要提出中心化和去中心化两种类别的非正式治理,然后将现有文献中众多的非正式治理模式按照不同的非正式治理类别和政策阶段做出完整的类型划分。最后。本文认为在欧盟难民政策实现共同体化以后,只有部分国家面临难民风险,加上难民问题的安全化认知导致难民政策一直由去中心化的非正式治理主导;但是近期由于难民问题发展成为席卷整个欧洲的危机以及欧洲民众对难民问题认知框架的改变,难民政策的非正式治理受到了限制。因此,对难民政策的考量还将放到非正式治理和正式规则之间的互动中以及一体化发展程度等宏观背景下进行深入研究。     

多重危机下的欧盟治理困境分析

欧盟目前面临诸多挑战与困境,如欧债危机、英国脱欧、乌克兰危机与难民危机等。这些危机都是欧盟治理过程中遇到的困境的反映。当欧盟的治理难题积聚到一定程度,以不可预测的连锁性、集聚性危机呈现时,治理合法性和有效性的缺失就会成为影响欧盟治理有效解决的关键因素,继而危及欧盟的存续。治理与一体化深化进程是高度相互依存的关系。欧盟治理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新常态,所有机构参与者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权力和责任。危机后,欧盟治理结构与过程均发生变化,但未能突破欧盟条约框架的限制,欧盟出现"不可治理性"困境。这种困境体现为疑欧政党的迅速发展、民众情绪的对立、差异性一体化趋势加强以及欧盟行为体角色的式微,继而挑战一体化背后的欧盟治理体系与理念。     

冷战后欧盟的冲突干预:以亚洲为例

冷战后,欧盟在亚洲地区进行的冲突干预行动具有以下特征:注重多边合作、谋求干预行动合法性与效果的最大化;多采用以某个成员国为主的"主导国模式",小国主导比例较高;强调民事领域的干预与战后重建,发展出"任务主导国模式"和"格鲁吉亚模式";超越传统的军事干预模式,以"军事危机管理"定位军事干预;干预行动在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框架下实施,并制定相应的政策文件和实施细则。欧盟干预行动的主要不足包括:各国立场不同影响了干预行动的决策和实施;欧盟和成员国的民事干预相关机构彼此协调不足,影响了行动效率,参与民事干预行动的人员不足,影响了行动效果。上述特征也多存在于欧洲对非洲的干预行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