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面临的困境及其应对

联合国框架下的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进程经历了40多年的发展,逐渐使气候变化问题从一个单纯的科学问题演变为全球瞩目的政治问题,从治理进程的起步到基本治理框架的确立、再到治理结构的逐步完善与调整,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果与实效。但联合国作为主要的协调中心与治理主体却在治理进程中面临着治理结构混杂而松散、综合治理能力明显不足、地位逐渐被边缘化的困境。因此,联合国需要在新的国际背景、新的形势下努力推动治理模式的转型,通过改革治理机制、提升治理能力、创新治理理念、重新定位自身角色等手段应对当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逐步建构综合性的治理框架推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走出困境,实现全面有效治理,同时在全球治理领域确立真正的引领者地位。     

全球发展倡议及其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意义

一国发起具有道德感召力的国际倡议,有助于其通过议程设置和话语塑造提升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影响力并引领国际秩序发展方向。中国致力于以公平、正义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积极搭建国际合作平台,提出中国倡议和中国方案。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的新阶段。全球发展倡议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如期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的期望,是中国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大举措。全球发展倡议有助于推动发展问题回归国际议程核心位置,也有助于促进国际发展知识交流,提升中国作为全球发展贡献者的形象。树立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良好国际形象,争取关键伙伴及联合国发展系统的支持,增加发展援助的投入,是中国当前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落地的主要路径。展望未来,随着全球发展倡议的机制化建设,其将成为促进国际发展合作协同增效、包容共进的有效路径和平台。     

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改革倡议:基于WTO多哈回合谈判和G20进程的分析

随着中国国家权力和影响力的上升,中国对国际制度的主动塑造已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本文以WTO多哈回合谈判和G20进程为案例,考察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改革倡议及其特点。中国利用全球治理改革的"重要时机",积极致力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倡议。在倡议行动中,中国主张全球治理机制应在不改变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作出适当调整,不谋求对联合倡议的主导,秉持促进发展的理念。     

从霸权治理到合作治理：百年变局下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进程与方向

二战后,主要大国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雅尔塔体系,成为维系战后秩序和开展全球治理的基石。美苏主宰世界及权力集中于少数大国的霸权治理成为这一时期全球治理体系的主要特征。冷战结束后,全球治理出现权力转移和扩散,全球治理体系发生变革与转型,即由实力决定的权力型全球治理体系向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合作型全球治理体系转变。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转型的主要特征是霸权治理的衰落和合作治理的兴起。这种变革与转型主要表现在全球治理体系的“去中心化”倾向、联合国推动和主导的全球治理取得重大进展、大量新兴治理组织和机制兴起等。未来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方向是积极推动合作治理,实现全球治理体系从“权力逻辑”到“能力逻辑”、从“国家”到“非国家”、从“传统”到“非传统”、从“全球型”到“地区型”、从“经济型”到“社会型”的转型。     

试析议题设定对全球治理模式的影响

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性问题和议题对国际体系的重构进程、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国际格局的变革均产生重大影响。全球治理作为解决全球性议题的主要路径,随着议题的不断更新变化也呈现出新发展与新模式,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本文试图从问题变化和议题设定的互动,剖析当前治理模式转变这一重要特征,为中国参与全球一体化进程,特别是在国际体系转型中的全球治理体系内选择合理、恰当的角色提供借鉴与思考。     

全球治理的转型——从世界治理中国到中国治理世界?

中国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最值得讨论的问题之一正是中国在"全球治理转型"中的作用。"全球治理转型"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中国不仅让世界治理自己,而且自己能够去治理世界。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加入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和联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全球卫生治理的转型

随着诸多新型流行病的蔓延,全球卫生治理日益被安全化.但这一努力效果并没不明显,既未消除南北垂直落差,也未改变部门化的主导路径,其核心原因在于:治理施动者即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家权威下降,治理主体多元化发展;诸多治理机制相互嵌入,复杂性提升;安全化所构建的科学主义,缺乏信息和数据支撑.因此有必要通过去安全化,搭建完整的全球政策框架和自下而上的多层治理结构.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涵盖了全球卫生治理议程,也明确了全球卫生治理必须在可持续发展范式下开展,既要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也要关注城市化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发展问题和卫生治理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对外关系中的生态文明制度对接

随着全球范围内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环境污染以及生物多样性日益丧失,地球面临空前的生态危机。环境治理领域的国际政治博弈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面临集体行动困境、参与主体治理地位不对称等一系列治理挑战,难以形成统一的制度目标,亟待形成公正有效的多边合作治理机制。基于此,中国提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改革,这也构成了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其中制度对接是中国与国际社会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发展的关键要素。从制度对接的角度出发,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生态文明制度对接：一是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制度对接;二是与双边、区域合作机制的制度对接;三是与中国自主提出的国际倡议的制度对接。中国的绿色领导力则是推动对外关系中的生态文明制度对接的重要基础与核心动力,并提升了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国际贡献。最后,在新形势下,中国应把握战略机遇,深化生态文明制度对接,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发展。     

G20与全球能源治理:角色设定与策略选择

当前全球能源治理格局呈现碎片化状态,缺少权威性的核心机制。G20因其比较优势,为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携手进行全球能源治理提供了重要平台,有望成为协调各方行动的全球能源治理核心机制。要想发挥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领导作用,G20必须进行正确的角色定位,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不断克服不利因素。因此,G20需要通过循序渐进地推进机制建设和议程设置等方面的改革,不断提高自己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决策效率与执行力。     

全球环境治理转型下的中国环境外交:理念、实践与领导力

随着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日益关乎地球系统健康稳定运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受到国际社会广泛重视.围绕全球环境治理转型而伴随的改革、协调、合作与竞争也在同步发展.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环境治理机制不断完善演进,以南北格局为特征的全球环境治理主体也出现了新的复杂变化,多个利益攸关方在环境治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秉持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在全球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中扮演着重要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角色.在全球治理体系转型的背景下,中国需进一步提高在全球环境合作中的领导力.     

中国全球治理观:时代背景与挑战

当今世界面临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的严峻挑战。其中,治理赤字是根源,和平与发展赤字是表现。原有的全球治理体系无法充分应对时代新挑战,致使"治理失灵"现象的出现。因此,设计理想的治理模式,改变治理赤字的现状,都亟须深刻理解时代新背景,对症下药。随着中国逐渐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不仅仅为世界贡献了大量全球公共产品,更是为实现紧跟时代精神、合作共赢、包容共享、监管有力和公共产品充足的理想治理目标,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方案与中国贡献

中国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主要缔约方之一,也是全球气候治理多边进程的积极推动者.中国将国内生态文明建设与应对气候变化议程协同推进,取得了积极成效.本文通过学习解读习近平主席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以及中法德领导人气候视频峰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梳理了中国深度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的基本理念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方案,总结了中国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能源结构调整、温室气体管控、全国碳市场建设等领域取得的成绩以及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的重要贡献.     

金砖国家崛起与全球治理体系

后金融危机时期的世界面临三大机遇同时也是三大挑战。其一,全球治理体系进入一个新阶段：美国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下降;联合国体系难以适应新的全球问题;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开始共同设定全球治理的议程。     

治理、善治与全球治理:理念和现实的挑战

本文梳理了治理、善治和全球治理概念的产生过程以及联合国在概念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尽管"治理"概念与人类历史一样悠久,但本文关注的只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理论争辩,不过,本文也探讨了去殖民化、地方化和人权等与联合国有关的早期观念,而这些观念恰恰是较为晚近的思想所反对的。本文分析的视角侧重学者的看法和国际关系领域的工作者的观点。在他们看来,"治理"指代一整套公共的和私人的复杂结构和程序,而一些通俗的作家却倾向于认为"治理"就是"统治"。     

G20机制化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

金融危机充分暴露出了现行全球经济治理框架的缺陷,二十国集团峰会为全球合作共抗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协调平台,G20的机制化则使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找到了新的起点和路径。但是,对机制化后G20的前景不宜过于乐观,因为迄今为止其仅仅是对现行全球经济治理框架的一种技术性修正。不过,G20机制化所代表的改革方向却是我们应当坚持的,即在全球经济治理框架中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的权重。在通过G20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过程中,中国既要态度积极,又要坚持改革的渐进性和在原有框架内进行的原则,谨慎看待中国的作用与责任,以妥善应对挑战。     

全球能源治理:变化趋势、地缘博弈及应对

当前全球能源治理格局的变化突出表现在供需结构的转变,这一变化对全球主要大国地缘博弈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主要大国围绕能源供应、控制能源战略通道、影响国际能源市场价格等展开竞争。此外,全球能源治理格局转变对重点地区,尤其是中东地区地缘博弈的影响更为深刻。在此背景下,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矛盾突出,其治理效率和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不断显现。为此,中国等新兴大国应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一方面,深入推动国内改革,发展更加先进的能源技术,促进能源消费结构转变升级;另一方面,主动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制度建设,提高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引领力。     

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挑战、风险与战略应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决定了中国有必要进一步提升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广度和深度。2018年卡托维兹气候大会之后,《巴黎协定》进入细则实施阶段,而近年来全球气候政治的新变化,也给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带来了全新的挑战:既要直面英欧变局、美国"退群"与中美关系负效应、自主行动与履约等现实难题,又要应对低碳发展、国家间气候政治和群体间气候政治博弈等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需要在战略上应对全球气候治理"3.0时代"的挑战,并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与世界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球化时代对全球治理提出的中国方案。这一方案的基本内容是推动建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合作共赢、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美好世界,它是对美国的"华盛顿共识"方案和欧洲的"区域一体化"方案的超越,是东方智慧对全球治理的创造性贡献,是东方智慧中的整体论、平衡论、中道论的创新性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着伟大的世界意义,它将指导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中国与全球治理——进程、行为、结构与知识

由于内外政治分离而产生的大量置于各国管辖权以外的全球性问题,不仅是21世纪国际政治,同时也是各国国内治理面临的共同问题。全球治理呼唤新的全球合作形式和解决方案。内外政治互动的三种方式分别是内外政治互为支配的一元论、内外政治并行独立的二元论和内外政治相互合作的二元协调论,其中,内外政治二元协调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一种独特模式,这一模式贯穿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确保了中国以合作和负责任态度处理全球性问题,促进了全球治理和国内治理在结构上的相互支持。     

戴维·赫尔德的全球社会民主理论:价值取向与路径选择

戴维·赫尔德在民主理论研究和全球化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全球治理理论,包括世界主义民主模式和全球社会民主模式,体现了其治理理论在领域上的拓展和内容上的深化。全球社会民主模式的治理在价值取向上体现了世界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要求,而在路径选择上却采取了多元主义的温和立场。然而,尽管全球社会民主理论的规范价值是值得肯定的,体现了人类对未来世界秩序的美好向往,但在现实可操作性上却值得商榷。